文 / 譚峰
2013年，那時還在加拿大，聽課的時候，只見旁邊一位日語系女生捧著筆記本電腦，津津有味地觀看著火爆日本銀屏的《半澤直樹》。在她看來，日本的“攻鬥”，方式更直接、情節更曲折、推理更嚴謹，不知要比《甄嬛轉》精良多少倍。時隔3年的一個週末，閒來無事，就突然想起這部她頗為推崇的日劇。我承認，這部劇情製作確實精良，但我的關注點卻不在這部劇本身，而是遊離於這部日劇所折射出的日本和中國。
很多友人從日本回來，除了馬桶蓋等生活用品，總是要不吝誇耀地讚賞一番這個國家。乾淨、整潔、懂禮貌、便捷等，成為了這個國家的標籤。當然，在某次國外旅遊時，倒也深入接觸過一個“日本小哥”，謙虛有禮、文質彬彬、低調內斂，是我對日本人的初印象。但看完《半澤直樹》這部片子，讓我又開始顛覆起這種以往建構起來的印象，提出了很多的問號。
日本人為何會在大眾場合大喊二叫
不管是半澤直樹，還是他的領導們，總是會在開會時因為一些問題激烈爭辯。這讓我不太理解，在一個崇尚安靜、平和的國度，大聲喧譁居然是可以的，為什麼？難道在激烈競爭的職場中，這種行為是默許的嗎？
在中國，大眾場合，爭辯歸爭辯，但為了保留一些“面子”，很多東西都是“看破不說破”，也許會在私下裡就“悄悄地”解決了。解決問題的方式很靈活，也很多元。但日本的職場，似乎沒有那麼多的“老好人”，也少了幾分“和緩氣”。只要有一些衝突，就非常直接地在公開場合表達出來。如果這種情況在歐美髮生，卻不奇怪，可發生在日本，確實有幾分蹊蹺了。
日本是一個很奇怪的國家，工作節奏快，職場人士都很辛苦、壓力大，但又是最長壽的國家。從林林總總、奇奇怪怪的發明創造中可窺見，日本人似乎最會“生活”、最懂“享受”。人們見面，表面上都是“點頭哈腰”、一團和氣，但在一些公共場所，卻是撕破臉面、高聲疾呼，雖說人都有“兩面性”，但日本的“兩面性”很是分明。
高聲疾呼，是一種發洩、一種放縱，也是一種抗爭、一種挑戰。日本是一個發達國家，無疑文化的秩序、等級的邏輯，都被調整地很“合理”，可以上升到“政治合法性”的高度。人與人的交往，莫不是這個社會各個階層多元利益的排列和整合。日本的這種根深蒂固的制度“合法”，但是否也“合情”？制度的完備，是否意味著精神的安然？毋庸置疑，日本是一個各個方面都特別完備的國度，但這種完備似乎只停留在“按章行事”的慣性，而置身其中的“人”是否覺得舒適，是否具備“主體性”的能動，確實有待觀察和商榷。日本是一個表面上很祥和的國家，但深層次卻有一種基於“人”本位的反叛和挑戰。大聲疾呼是反叛，自殺何嘗不是；撕破臉皮是挑戰，漠不關心何嘗不是。主動的作為也好，消極地不作為也罷，其實都是對集體不夠認同，對個體不夠自信的表現。日本人的壓抑，與其說是“人”這一個體出毛病了，倒不如說社會有“毛病”了，這個毛病的“症狀”就是，制度編織得太完備，而造成了主體的不適應、不習慣、不舒適。就像是在一塵不染的酒店裡反倒不如在亂七八糟的家裡待著更溫馨、更自得，那句中國老話怎麼說來著——“水至清而無魚”。
當然，在職場中高聲疾呼，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日本人對工作的那份“在意”。有句話叫做，愛的反義詞不是“恨”，而是“冷漠”。進言之，企業的目的在於盈利，而員工的目的則在於掙錢。按照這個原始的邏輯，如果員工的錢到手了，不管較不較真，費不費力，錢拿到手即為原則，何必那麼興師動眾、大動干戈？員工基於“死磕”的膽魄，眼裡揉不得半點沙，和老闆敞開嗓子眼大喊二叫，爭辯誰是誰非，檢討對方錯失，這不就是所謂的敬業精神嗎？這樣的精神表現起來，也許挺難以讓人接受，但它的內核卻是極其珍貴的。高聲疾呼，說明還在乎，在乎自己的主意，更在乎公司的未來。反過來說，俯首沉默、“你好我好”，看似非常平和、沒有矛盾，但員工心頭的各把“小算盤”又有誰知？
上司為何要掏襠，犯錯為何要下跪
可否想象，一排西裝男女站成一排，俯首認錯，然後一個說話陰陽怪氣的男領導大發雷霆，說時遲那時快，他徑直朝一位身高180cm的西裝男走去，靠近，怒目相斥，突然將他的“鹹豬手”，由下而上，迅速地朝男下屬的襠部掏去，看到男下屬在眾目睽睽之下無力呻吟的表情，露出了“燦爛”的笑容。沒錯，這也只有日劇中的黑崎駿一——被網友們譽為“掏襠第一人”的“娘娘”，能幹出來了吧。
“掏”這個動作，很是值得玩味。不是“撫摸”，所以不是同性之間的詭異之戀；不是“踢”，所以也不是暴力傾向。“掏”，是一種羞辱。員工犯了錯誤，在中國人看來，應該是扣工資，或者是停職、下放什麼的，來作為相應的懲罰。但好像沒聽過哪個中國領導，當眾“掏襠”來樹立威嚴。中國人的心理，似乎不太接受這樣“不雅”的“懲罰方式”，認為其是不登大雅之堂、可笑至極的“卑劣手段”。如果這個場面在中國的職場中發生，我想，不僅員工會極力反抗，領導也會覺得“下不了臺”，至少長期籠罩在被人揹後“指指點點”的陰影下，也是一種“慘重的損失”。
而在日本人看來，在眾目睽睽之下的蒙辱，也許比扣多少錢、降多少職位，都讓人難以接受，從而能極速地有所反思、有所改觀。可以這麼說，在公眾場合下“掏襠”，“掏”的不是隱私，而是“掏空”一個七尺男兒的尊嚴。我想，黑崎駿一也是想通過這一浮誇的行為，能讓那位男下屬迅速地臉紅，明白其這樣的行為只會被羞辱，這種羞辱是對人格的踐踏，對自尊的摧毀，在給人留下負面心理陰影的同時，也竟教會“職場菜鳥”在日後的工作中更用心、更用力。
當眾下跪，也是這部日劇給我留下較為深刻的印象。只要犯錯了，半澤直樹的老闆縱然是千萬不肯，也要在大庭廣眾之下，屈膝下跪。在日本人的眼中，職場就是一個不斷承認錯誤，不斷鞠躬、下跪的場所。這裡，沒有“倫理綱常”，沒有“權力飛地”。縱使日本職場森嚴的等級，總是被人所詬病，但只要犯了錯，似乎幾百年來建構起來的“等級金字塔”頃刻坍塌。
中國人也會下跪，“上跪天，下跪地，中間跪父母”。中國人，尤其是男人，把自己膝下最為珍貴的“黃金”，獻給了“敬畏”。古時，中國人跪皇帝、跪上天，是對一種高高在上的權力或信仰的寄託；現在，中國人則是在“乞求”人辦要事時，行一個叩拜大禮。可以說，中國人的下跪，是基於“敬意”。而日本人的下跪，則更多時候表現為“恥辱”和“悔意”。日本人下跪，是因為做錯了事，要通過下跪來彌補；而中國人下跪，可能並沒有做什麼事，只是一種單純的“寄託”和“謝意”。另外一個不同點，也蠻有意思。日本人當著某人的面下跪後，“某人”居然會停頓一下，安然或不安地看著，但並不會阻止這樣的一個“大禮”的進行，反倒將下跪視為禮儀系統中的一種形態。中國則不同，若是有人下跪，對面的人一般都會說一句，“快快請起”，並用行動阻攔。在中國人眼裡，下跪是特別承擔不起的禮物，就像是莫名收到了對方几百萬那般惶恐不安。
日本文化是一種“恥感文化”，不管一個人是不是真的犯錯誤，只要他沒有覺得“羞恥”，這樣的錯誤就不算什麼；但若是反過來，有些東西確實讓其蒙羞掉價，他們就會警醒，並奮力追逐。比如美國的原子彈教會了日本人迅速重啟現代化的模式，這種被動的捱打，先是讓他們感覺到“羞辱”，之後才激起了他們向“先進者”學習的願望。所以，現在日本依然是美國最為“忠誠”的亞洲盟國。日本人一般都活得“我行我素”，他們可以對世界政治不感興趣，他們可以沉浸在動漫的世界裡，他們可以把科技轉化為生活的任意享受，他們也可以在色情方面形成“與眾不同”的觀念認知。在無人讓他們羞恥之前，這一切都是“對”的。
不會吵架的女人，不是好主婦
日本女人（我這裡說的“女人”，特指已婚人士）也愛吵架，這是我在看完《半澤直樹》後獲取的一個概念。在大部分中國人看來，全球最溫柔的女人非日本女人莫屬，她們充當著一種溫柔的存在，卻時常散發出不可替代的“力量”。日本女人婚後，溫柔如蜜、相夫教子，這在這部日劇中也確實客觀地反映出來。
但是奇怪的是，半澤的老婆華澤花，有時對半澤也會“破口大罵”，甚至是人身攻擊。這恐怕是因為，半澤總是把工作上的事情悶在心裡，不告訴她，怕她擔心。半澤花不停地推搡半澤，不停地謾罵著他的男人，是因為她不想成為一個只懂享受、不去承擔的家庭主婦。中國女人，也會破口大罵、人身攻擊，這裡的原因可就五花八門了，可能是因為男人的錢財問題、因為男人沒本事、因為隔壁老王買了駕更名貴的車、因為婆婆、因為男人無意冒犯的眼神……中國的女人喜歡無理取鬧，喜歡猜忌，是因為她們沒有安全感，因為中國社會早已告別“男養女”的模式，而是走向“男女平等”的格局。既然男不養女，那麼只有自己養自己更現實。“自強自立”的盡頭就是孤獨，而孤獨的表現心態之一，就是對萬事萬物的質疑，還有在質疑中產生的恐慌。
日本女人喜歡和男人爭吵，這種爭吵是建立在她死心塌地愛對方的基礎之上，特別純淨，也特別固執。“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這樣的言辭，在日本似乎也有一定的市場。於是，日本女人乾脆學會了在“破口大罵”中展示自己的愛意，聲明自己的在意。可是日本女人不怕他的男人變心嗎？換句話講，死心塌地地愛一個人，而不計後果，不也是一種冒險嗎，不也是一種“不安全”嗎？
我記得劇中半澤花為了給他男人一個驚喜，不惜去花店以插花來消遣時光，短暫打工一週。打工結束了，半澤花放棄了花店的挽留，選擇回家繼續伺候男人和孩子。花店女老闆娘對花澤花感慨道，“你插花技藝這麼好，乾脆留下來，薪資翻倍”。面對這樣的誘惑，花澤花笑而不語。花店老闆娘奇怪地看著她說，“事業和半澤，到底誰對你重要啊”？半澤老婆若有所思，笑了笑，說道：“半澤。”
日本女人對愛情的爭執，固然也有幾分暴力、一些“無理取鬧”，但這一切都在於她們死心塌地、毫無保留的愛，愛地純粹，愛的簡單，愛的“沒心沒肺”。這樣的愛不僅是男人的福利，其實也是自己對自己的尊重，對生活的熱愛，所以她們的回饋，往往帶有那麼幾份幸運、幾分幸福，雖然這份幸福有時很執拗，卻很芬芳，就像半澤花臉上洋溢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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