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又到了，各类纪念文章、活动又纷至沓来，颇有目不暇接之感。
现在许多人都认为端午节是专门用来纪念屈原的节日，事实并非如此。
学者闻一多先生曾对端午节作过精辟的考证，他认为端午节是四五千年以前古代南方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一个节日，东汉以后这一风俗逐渐向北方传播。古研究的发展和发掘的大量出土文物证实闻一多先生的考证是比较科学的。
不过由于屈原的影响很大，端午节也就逐渐演变为屈原发专属节日了。
除了屈原，历史上还有一位古人，也和端午节有很大的关系，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伍子胥，春秋吴越争霸的主角之一。
伍子胥的故事千百年来一直在神州大地流传，著名京剧大师杨宝森的代表作就是《伍子胥》，笔者百听不厌，每每有令人慷慨悲歌、拔剑而起的激愤。
每当我听到杨宝森先生苍凉悲愤地唱道“一轮明月照窗前，愁人心中似剑穿”时，我的思绪就会飞回到那个铁与血的时代。那是怎样一个时代啊，慷慨与刚烈同在，任侠与仗义并行。就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的主人公出场了。这是一位“三代忠良”之后，“刚戾忍卼，能成大事”，此时已身背“三百余口”的血海深仇，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而他的仇敌，则是一个君王，一个国家，以一个个人的力量来和一个国家对抗，这是一个谁都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想，当伍子胥在前有阻拦、后无退路的昭关前，在东皋公的茅舍里，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时候，他的内心一定充满了无助和迷茫，在这个世界上，哪里才有我的安身所在？他也许有过一刹那的动摇乃至放弃，当他拿起宝剑准备自刎到时候，从闪着寒光的剑锋上，他仿佛看到了一双双怨恨的眼睛，不能死，三百余口的冤仇还没报。就是这股复仇的意志，支持伍子胥活了下来。因为，他活在人世间的唯一目的，就是两个字：复仇。
为了复仇，他利用专诸，帮助公子光杀掉了谈不到有什么罪孽、而且对自己很友善的吴王僚；利用要离，杀掉了吴王僚之子、真正的完美英雄庆忌；为了复仇，他花费十年时间，将吴国从一个野蛮的草莽之国打造成了当时世界的一流强国；为了复仇，他用漫长的消耗战削弱楚国的实力；为了复仇，他甚至长期压抑了复仇冲动，只是为了它能更猛烈地爆发：他不仅要报复楚国，而是要消灭楚国。
当这一天终于来到时，他的表现确实决绝到了极点，把楚平王的尸体从坟墓里掘出来，亲自抽打三百皮鞭，直到把尸体打得粉碎。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鞭尸事件，数千年以来，一直有人为伍子胥这项艰难的英雄事迹发出感叹和歌颂。
一个“三代忠良”之后，却亲手毁了自己的祖国，把曾经效忠的故国变成了一片废墟。很难说，此时的伍子胥感到的是复仇的快感还是目的实现后的迷茫，抑或是一种解脱。复仇是快意的，可是代价太大了，十六年来，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冷酷杀手，过去的情感、价值观，都被他抛在一边。他不是不明白：想不弄脏手就达到目的是不可能的。他的倒行逆施令人齿冷，也使他失去了同情，可是同情有什么用呢？在暴虐面前，它多么无力。所谓“正义”“天理”都是如此。如果没有强力作为支持，它们什么都不是；而有了强力支持，什么都可以成为“正义”和“天理”。他要实现的，是自己的正义。
这样一个决绝的伍子胥，在中国这个君权日盛、奴性日升的国家，会遭遇到怎样的“生前身后名”。两千年来，伍子胥从最初的大名鼎鼎，到后来的日渐沉寂，再到现在的默默无闻，虽然在民间，他一直受到人们的尊敬、崇拜、供奉（伍子胥可能是中国早期拥有民间庙宇最多的人之一），但官方几乎从来没有对他进行过褒奖。演变到现在，端午节也从屈、伍二人转变成了屈原的独角戏，好像没有伍子胥什么事了。
究其原因，屈原是宁死不负君王、宁死不从二主；伍子胥是日暮途穷，倒行逆施，有仇报仇，有冤报冤，恩仇决绝。这二者，如果你作为统治者，你喜欢哪一个？
伍子胥与屈原的对峙，是报仇与忠君的对峙，是个体与集体的对峙，是暴民与顺民的对峙，是坚持个人权力与主张国家意志的对峙，是“烈丈夫”与“圣人心”的对峙，实际上就是世道人心与精英庙堂的对峙。
在中国古代，君臣契约关系早已异化成单方面的霸王条款：不管君主多么混蛋，做臣子的都没有选择的权利，更没有反抗的权利。 而这个人，则是哪么决绝，义无反顾地对不公的世界开战，对混蛋的君王开战，对所谓的祖国开战。在伍子胥面前，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没有点滴的苟且偷生。
我想，如果中国多一些伍子胥这样的人，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王公贵族、帝王将相，就不会这样张牙舞爪，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世界上多一些伍子胥，君王如果想要胡闹，至少他会先掂量一下这样做的风险，至少他不敢把别人都当成牛马和僵尸，至少他知道，有一条底线是不能逾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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