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又到了，各類紀念文章、活動又紛至沓來，頗有目不暇接之感。
現在許多人都認為端午節是專門用來紀念屈原的節日，事實並非如此。
學者聞一多先生曾對端午節作過精闢的考證，他認為端午節是四五千年以前古代南方吳越民族舉行圖騰祭的一個節日，東漢以後這一風俗逐漸向北方傳播。古研究的發展和發掘的大量出土文物證實聞一多先生的考證是比較科學的。
不過由於屈原的影響很大，端午節也就逐漸演變為屈原發專屬節日了。
除了屈原，歷史上還有一位古人，也和端午節有很大的關係，這就是大名鼎鼎的伍子胥，春秋吳越爭霸的主角之一。
伍子胥的故事千百年來一直在神州大地流傳，著名京劇大師楊寶森的代表作就是《伍子胥》，筆者百聽不厭，每每有令人慷慨悲歌、拔劍而起的激憤。
每當我聽到楊寶森先生蒼涼悲憤地唱道“一輪明月照窗前，愁人心中似劍穿”時，我的思緒就會飛回到那個鐵與血的時代。那是怎樣一個時代啊，慷慨與剛烈同在，任俠與仗義並行。就在這個大背景下，我們的主人公出場了。這是一位“三代忠良”之後，“剛戾忍卼，能成大事”，此時已身背“三百餘口”的血海深仇，惶惶然如喪家之犬。而他的仇敵，則是一個君王，一個國家，以一個個人的力量來和一個國家對抗，這是一個誰都認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我想，當伍子胥在前有阻攔、後無退路的昭關前，在東皋公的茅舍裡，輾轉反側、夜不能寐的時候，他的內心一定充滿了無助和迷茫，在這個世界上，哪裡才有我的安身所在？他也許有過一剎那的動搖乃至放棄，當他拿起寶劍準備自刎到時候，從閃著寒光的劍鋒上，他彷彿看到了一雙雙怨恨的眼睛，不能死，三百餘口的冤仇還沒報。就是這股復仇的意志，支持伍子胥活了下來。因為，他活在人世間的唯一目的，就是兩個字：復仇。
為了復仇，他利用專諸，幫助公子光殺掉了談不到有什麼罪孽、而且對自己很友善的吳王僚；利用要離，殺掉了吳王僚之子、真正的完美英雄慶忌；為了復仇，他花費十年時間，將吳國從一個野蠻的草莽之國打造成了當時世界的一流強國；為了復仇，他用漫長的消耗戰削弱楚國的實力；為了復仇，他甚至長期壓抑了復仇衝動，只是為了它能更猛烈地爆發：他不僅要報復楚國，而是要消滅楚國。
當這一天終於來到時，他的表現確實決絕到了極點，把楚平王的屍體從墳墓裡掘出來，親自抽打三百皮鞭，直到把屍體打得粉碎。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鞭屍事件，數千年以來，一直有人為伍子胥這項艱難的英雄事蹟發出感嘆和歌頌。
一個“三代忠良”之後，卻親手毀了自己的祖國，把曾經效忠的故國變成了一片廢墟。很難說，此時的伍子胥感到的是復仇的快感還是目的實現後的迷茫，抑或是一種解脫。復仇是快意的，可是代價太大了，十六年來，他把自己變成了一個冷酷殺手，過去的情感、價值觀，都被他拋在一邊。他不是不明白：想不弄髒手就達到目的是不可能的。他的倒行逆施令人齒冷，也使他失去了同情，可是同情有什麼用呢？在暴虐面前，它多麼無力。所謂“正義”“天理”都是如此。如果沒有強力作為支持，它們什麼都不是；而有了強力支持，什麼都可以成為“正義”和“天理”。他要實現的，是自己的正義。
這樣一個決絕的伍子胥，在中國這個君權日盛、奴性日升的國家，會遭遇到怎樣的“生前身後名”。兩千年來，伍子胥從最初的大名鼎鼎，到後來的日漸沉寂，再到現在的默默無聞，雖然在民間，他一直受到人們的尊敬、崇拜、供奉（伍子胥可能是中國早期擁有民間廟宇最多的人之一），但官方几乎從來沒有對他進行過褒獎。演變到現在，端午節也從屈、伍二人轉變成了屈原的獨角戲，好像沒有伍子胥什麼事了。
究其原因，屈原是寧死不負君王、寧死不從二主；伍子胥是日暮途窮，倒行逆施，有仇報仇，有冤報冤，恩仇決絕。這二者，如果你作為統治者，你喜歡哪一個？
伍子胥與屈原的對峙，是報仇與忠君的對峙，是個體與集體的對峙，是暴民與順民的對峙，是堅持個人權力與主張國家意志的對峙，是“烈丈夫”與“聖人心”的對峙，實際上就是世道人心與精英廟堂的對峙。
在中國古代，君臣契約關係早已異化成單方面的霸王條款：不管君主多麼混蛋，做臣子的都沒有選擇的權利，更沒有反抗的權利。 而這個人，則是哪麼決絕，義無反顧地對不公的世界開戰，對混蛋的君王開戰，對所謂的祖國開戰。在伍子胥面前，沒有絲毫的奴顏媚骨，沒有點滴的苟且偷生。
我想，如果中國多一些伍子胥這樣的人，那些貪官汙吏、土豪劣紳、王公貴族、帝王將相，就不會這樣張牙舞爪，騎在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世界上多一些伍子胥，君王如果想要胡鬧，至少他會先掂量一下這樣做的風險，至少他不敢把別人都當成牛馬和殭屍，至少他知道，有一條底線是不能逾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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