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盛夏，河北衡水的一位寒门女孩在考入北大后，发文“感谢贫穷”，引起坊间热议。
同样是2018年盛夏，导演郑琼带着她的纪录片出现在北京。
从2009到2015年，郑琼分别跟踪拍摄了农村女孩马百娟，小镇青年徐佳，都市少女袁晗寒，用6年时间拍出了纪录片《出·路》。
而今距片子开拍已近十年，出身寒门的马百娟终于找到了出路——她嫁给了自己的表哥，16岁那年怀上了孩子。徐佳凭借自己的努力，跻身城市新中产。至于袁晗寒，则远在德国继续着她富足但百无聊赖的生活。
所以贫穷真的值得感谢吗？或许我们可以从三个孩子的不同成长轨迹中找到答案。
“谢谢你们来看这么安静和寂寞的片子。”
2018年7月底，北京。灯光渐渐亮起，在观众热切的注视下，导演郑琼走上台，鞠躬致谢。
这是纪录片《出·路》的点映片场。这部三年前就已拍完的片子，如今才得以公映。和郑琼对其的描述不同，纪录片安静的语言之下，是三个世界的激烈挣扎——
天色仍暗，甘肃会宁山区的女孩马百娟进了厨房。灶台上放着一整块泡馍，她撕下几块就着水咽下去，背起书包匆忙出门。厨房的破旧门帘上，一个碗大的窟窿里透出她的背影。
天方大亮时，湖北咸宁的复读生徐佳已经坐进了晨读的教室中，这是他的第三次复读。墙上的红色横幅写着斗大的励志标语，徐佳则将头深深埋入堆成山的教科书中。在这个复读班里，他将实现父亲的“遗愿”，完成自己的“使命”。
而此时，北京昌平的一幢别墅，袁晗寒刚从二层的卧室里起床。辍学之后，她不再需要一大早赶去学校。她将心爱的画架摆在阳台上，斑点狗摇着尾巴凑上来撒娇，她摸了摸它的头。
从左到右：马百娟、徐佳、袁晗寒。（网络图）
在郑琼看来，片中的三个人分属三个世界：徐佳挣扎在通向罗马的路上，袁晗寒则出生在罗马，而马百娟呢？可能终其一生，她都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叫罗马。
而如果没有郑琼的镜头，他们的世界可能永远不会有交集。
“削尖了脑袋想挤进去的地方”
2008年10月的一个下午，康小军坐在郑琼办公室的沙发上。
“晗寒退学了。”这位母亲苦闷地说道。
而对郑琼来说，让她倍感好奇的，是这个17岁少女做出的选择。
不久后，在北京昌平，一座门前有竹林，后院有泳池的别墅里，郑琼见到了袁晗寒。她坐在院子里的秋千上，身材纤瘦。“那个老师特别讨厌，她每天以跟我较劲为乐趣。”女孩轻松地笑着，回忆这段“卷铺盖回家”的经历。
这带给郑琼极大冲击：“她怎么就可以如此轻易地放弃了我一生可能都摸不到的，那么多人削尖了脑袋想挤进去的地方？”
冲击感来自于20年前，郑琼的咸宁老家。在那个夏天，她经历了第三次高考落榜。羞耻与窒息感砸到面前，随之而来的还有恨铁不成钢的父亲手中的炉子，“那种感觉，就像是被整个社会甩出去了。”若干年后，京城一家咖啡馆里，郑琼平静地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你也知道，在那样一个小地方的封闭环境里，考大学是唯一的出路。”
于是，这部名为《出·路》的纪录片渐渐显示出它的雏形。一年后，郑琼回到了自己的母校湖北咸宁高级中学，在那里，她见到了徐佳——一个旧时的自己。
20年后，外面的世界早已天翻地覆，但复读班的样子仍旧熟悉得让人心惊，暗红色掉了漆的书桌，书桌上垒起的“书墙”，以及一张张紧绷着的脸。唯一不同的是教室正前方挂着的牌子，上面鲜红的数字写着“38”，这意味距离徐佳第三次踏入高考考场还有38天。
英语是徐佳的弱项，他甚至在户外时也要用钥匙在地上划出英语单词，但这始终没法改变他的分数。（纪录片截图）
第二次高考失利后，徐佳想过放弃。他南下去了广州，在一家生产矿泉水瓶的工厂里打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工资则只有30元。他还兜兜转转去东莞做过农民工，但最终还是回到了咸宁的课堂。
徐佳的父亲死了。
两年前，他试开亲戚的卡车，连人带车摔下了山。临死前，他给老婆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爬也要供孩子上大学。”
在咸宁，土坟被建在山里。这个清明，徐佳陪母亲上坟。母亲极瘦，是当地一座纺织厂的女工。一天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她都要弯着腰，将钢管收进筐里，天长日久，整个人拗成了一个纤细的问号。“问号”站在坟前，瘦小的身体里爆发出巨大的声响。
而立志要将录取通知书带到父亲坟前的徐佳，又一次两手空空地站在这里。几年后他回忆，“我当时甚至有轻生的念头”。
良久，徐佳搀着母亲下了山。这个夏天，他将再赌一把高考，赌注是什么，他不敢想。
高园是与徐佳同届的校友。在他的记忆中，“徐佳”这个名字在学校里出场率极高，“复读两届以上的“活化石”有很多，每年总有几个名字会被老师拎出来‘鞭尸’，徐佳就是其中之一。”高园对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库记者回忆。
但在高园第二次参加高考的夏天，“活化石”终于离开了学校。
徐佳最终考上了湖北工业大学，郑琼跟着他来到了大学的课堂中。温暖的教室让人昏昏欲睡，没过十分钟，镜头扫过的地方就已睡倒了一片学生。
在与徐佳的对话中，他惯常用空泛的励志口号来表达内心的情感，但有一种理念却被他表达得异常清晰：高考是唯一的出路。
“人跟蚂蚁似的讨生活”
野鹊沟小学是马百娟家乡唯一的学校，两个老师，五个学生是这里的全部人员。
郑琼拍摄当天，语文课的主题是“我的家乡真好”。老师用乡音念着课文内容：“过去我的家乡，农民叔叔爷爷套着毛驴车赶集，现在柏油马路上车辆穿梭，人来人往……足球场外边楼房林立，鳞次节（栉）比。”
马百娟埋着头，用手指点着课本上的小字。学校是两间平房，一堵矮墙——墙里的空地是操场，墙外的空地是家乡。
但就是这样的小学，11岁的马百娟差点没有机会坐在这里。
“念书干啥，念完要是考不上还不是回来种田吗？”试图阻止的是马百娟的父亲。他年过60，风沙在他的脸上留下刀刻一般的皱纹，仿佛刚从罗中立的油画中走出来。
这是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头寨子镇野鹊沟村的山里。清晨，马百娟的父亲躺在高高的谷堆上，胳膊伸进麻绳套中固定，再一发狠站起来，肌肉便形成虬结的形状。跟在他身后的是马百娟，身上背着比人还大的谷捆，驴子在面前开着路，一家人走在弯曲的盘山路上。
镜头陡然拉远，直到这几个影子变成一个个小黑点，郑琼坐在北京宽敞的家中，指着电脑屏幕叹道：“人跟蚂蚁似的讨生活。”
2009年，马百娟一家在山坡上搬粮食。（纪录片截图）
最终，马百娟的父亲被劝服了。再次得以背上书包的马百娟很兴奋，她穿着紫红色的衣裳，夸张地摆动着手臂，粉色的鞋子欢快地踢在土路上，扬起尘土。她一路走，一路笑，笑容被前方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下来。镜头后的郑琼评价：“笑是她和世界交流的方式。”
但更多时候，笑可能是马百娟与世界交流的“唯一”方式。几经尝试后，郑琼终于让她说出了“台词”。“可能因为受教育太少，她不能给你一个完整的答案。你问她什么，她都只能用一个字，或者一个词来回答。后来我只能自己把这些语言组织起来，问她是不是这个意思。”
于是，镜头外的人们看到了马百娟坐在土包上，拿着一张纸条，读着别人写下来的自己的想法，“我长大了要去北京上大学，我上了大学，要去打工挣钱，我要一个月挣1000元，买面，因为我家面不够吃。”
女孩的语调很奇怪，每到一个标点处就会停顿一下，吸一下口水，再着急地念下一个字。
但对于生在北京的袁晗寒来说，1000元只意味着试错成本的二十分之一。
辍学之后，袁晗寒的生活一下子慢起来。她在阁楼上看碟，偶尔去草地上揪两把草吃，或者用榨汁机把草打成纸浆，再用烤箱烤成纸，在那张纸上写诗。日子冗长且无聊，“我恐慌的不是我没事干，我害怕的是我会不会一直没事干。”
为了对抗无聊，袁晗寒跑去南锣鼓巷盘下了一家店面，用来改造成酒吧。彼时，店铺的年租费用是两万元，“这在可承受范围之内”。她穿着长裙给店面刷漆，并在墙壁上贴满自己的摄影作品，却只卖出了两杯奶茶——顾客是郑琼。三个月后，酒吧倒闭了。
但可怕的无聊还在持续，于是袁晗寒又去巷口的情趣用品商店谋得了一个导购的职位。“（因为）我的性格比较压抑，我觉得要找一个方式克服这个障碍。所以干这个导购，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一个人走进来我就一定要卖给TA一件东西。半年下来，性格开朗挺多的。”
每卖出一件商品，给5%的提成。但袁晗寒反正不在乎，说至此处，她嗤笑了一声：“你就想象一下，那么小的一家店铺，我一个月就是往死了卖，能挣多少？”
“命运好找个好人家嫁了，
这就是女孩的出路”
纪录片点映结束后，现场有观众发问：“你拍完这部片子后，对片中的人物（的命运）有什么改变吗？”郑琼简洁地回答：“没有。”
面对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库记者，郑琼再次解释，“这是一种救世主的心态。我没有。”但事实上，在马百娟一家看来，郑琼一度就是“救世主”。
摄影师、马百娟与郑琼。（网络图）
拍完马百娟的片段后，郑琼将其放在了iDocs纪录片论坛的官网上。很快，一个加拿大人联系到了郑琼，表示愿意资助马百娟和她的哥哥读完大学。
一切看起来很美好，只需一个中国银行的储蓄卡。郑琼把这句话掰开了、揉碎了，摊在马家大哥的面前，也没能阻止他最后办了一张中国工商银行的信用卡。“跟他们沟通一直很费劲。”郑琼有些无奈。
储蓄卡还没办好，马百娟就离开了学校。此时她14岁了，身形在一众孩子中大得有些扎眼，但年龄却没能给她的学习带来任何优势。于是一个明媚的晴天，马百娟的表哥骑车载着她来到学校，办理退学手续。老师想挽留，表哥说：“她直到现在，算数还需要掰着手指头。”
14岁的马百娟不再笑了，在后来的拍摄中，她始终背对着镜头，一种说不清楚的抵触感。
马百娟的父亲对女儿的决定颇感欣慰：“不读就不读了，命运好找个好人家嫁了。女娃娃就找个对象，靠女婿着，就是这么个出路。再没有别的出路。”
他开始走出油画。长时间的拍摄，加上功亏一篑的助学资金，让他觉得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不拍了，不拍了。”他持着烟杆，在镜头前摆手：“我现在搞明白了，你是个人来拍的，不是党的人。”
父亲的声线穿墙而过，马百娟靠在墙壁这头，沉默地听着。她一时低下头，用脚踢着石子，一时又蹲下，不知在想什么。
两年后，16岁的马百娟嫁给了自己的表哥。同村的女孩们早已嫁做人妇，肚子涨得滚圆，和马百娟一起站在墙根下，比较着各自孕肚的大小。马百娟也低下头，摸着自己的腹部，似在衡量它的轻重。
2014年6月，马百娟嫁人了。此时同村的女伴早已结婚、怀孕。（纪录片截图）
千里之外的徐佳也迎来了自己的婚姻。求职季，在经历了一番“厮杀”后，他终于将自己“卖身”给了一家电力公司。存了些钱，迎娶了自己大学时的女友。置办新房的时候，他说“我要给她一个交代。”
拍婚纱照的那天，徐佳难得地摘下了自己的黑框眼镜，露出其下的晒痕。“哥们儿，闭着眼睛，浪漫一点！”摄影师喊道。后者便僵直着身体，朝新娘挪了一下，嘴角努力向上扯。
“那一阵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有抑郁症。”郑琼事后回忆道：“这可能是我的误解，但你看，他连在婚礼上都是不笑的。”
在大学宿舍中望着窗外的徐佳。在宿舍里，室友们很少交流内心感情——他们交流最多的，是哪个城市的工作“待遇好”。（纪录片截图）
郑琼曾尝试撬开覆盖在徐佳身上那层坚硬的外壳，因此在2012年进行第二次拍摄的时候，她花了几个小时，和徐佳进行了一场艰难的对话。
“你为什么活着？”
这个已经工作了的男人仿佛一息之间回到了当年的高考考场，他呼吸变得急促起来，表情紧张而又茫然：“为了家庭，为了我妈活着。”
“徐佳说话的时候，从来不说‘我’，主语从来是‘我们’。”郑琼顿了顿，给出了自己的注解：“你有没有感觉，他其实是一个很没有自我的人。”
为了求证，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库记者拨通了徐佳的电话。在礼貌地听完来意后，对方婉拒了采访的请求。他的声音闷闷的：“拒绝（采访）没什么原因。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没有原因的。”
“有些地方的人认为太阳是黑色的”
和徐佳不同的是，袁晗寒总是在对话中展现出极强的思辨能力。2010年到德国后，她在这里一待就是八年，上了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
“真的待腻了。德国其实是一个阶层十分固化的国家，这带来了稳定，但也十分无聊。就是每个人只要在自己的位置上做该做的事情就可以了。”接受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库记者采访是在北京时间凌晨1点，电话那头的袁晗寒刚毕业，但已做好了回国的打算：“我肯定会找一份工作，什么工作都行，就在家闷头搞艺术不跟人接触，其实对创作很不利。”
影片公映后，郑琼不得不再一次解释自己拍摄《出·路》的初衷：“这三个人物面对的问题，其实是中国各个群体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们要找到各自的出路，包括这些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毫无交流交集的隔离，也需要找到沟通的途径。”
为此，郑琼曾想过为马百娟、徐佳、袁晗寒三个人“制造”一次相遇，“看看能不能达到一种沟通”。她曾试着将袁晗寒的生活放给马百娟看，那次可能是马百娟这辈子第一次看到“视频”这种东西。 但她并没有表现出好奇。不说话，只是笑。
郑琼终于放弃了这个想法：“他们之间无话可说。”
在一次向郑琼借钱遭拒之后，马百娟的哥哥愤怒地将她拉黑了。后来，马百娟一家彻底与郑琼断绝了联系。郑琼听说，马百娟也去了表哥所在的陶瓷工厂打工，地点就在那所她未曾读完的小学旁边。
小镇青年徐佳跻身城市新中产，他买了车，并正在为一套学区房而努力。他很少发朋友圈，但两年前曾发了一张图片，图上是一个男孩，站在一个成人的框架里。“大多数人都是从小被禁锢在一个模子里。”他配文说。
2016年10月的一个深夜，徐佳在朋友圈中发了这样一张图片。（徐佳微信图）
袁晗寒则又陷入了“无聊”。毕业后，她还将在德国呆上半年，“旅旅游，料理一下‘后事’。”
母亲在一个星期前给袁晗寒发来了纪录片的链接，但她迟迟没有打开。“我知道纪录片的内容，郑琼给我讲过一些。我能想象到徐佳的人生，但马百娟，她对我来说太遥远了。”
在德意志的土地上，日子安静地流淌着。袁晗寒没事会翻翻书，最近读的书名叫《当心别踩到我北方的脚》，作者走访土著部落，探寻每种语言文化中的差异。
“你知道吗，有些地方的人认为太阳是黑色的。”女孩笑着说。
寒门、小镇和都市少女，起点不同、互不交集的三个人，用各自的方式寻找着“出路”。面对一座通往未来的桥，马百娟连桥都看不到是什么样子，徐佳在桥上努力地行走、不掉下去，而袁晗寒早早通过，却埋怨对岸的生活不够有趣。
这篇文章里，你是否有读出自己的过往或者身边人的曾经？
贫穷值得感谢吗？
出身是否决定命运，努力是否能改变命运？
如你有想说的，就来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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