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報記者 顧文俊
特朗普執政一年多來，美國對俄羅斯持續加重製裁，雙方“外交戰”、“媒體戰”和在中東的地緣政治爭奪日趨激烈。復旦大學馮玉軍教授與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尚月在新近發表的一篇學術論文中稱：美俄關係不僅未能“解凍”，反而進一步跌入“冰點”，而這種持續惡化也折射出美俄矛盾正在加速從外源性向內生性轉變，在未來相當長時期，“有限對手”將成為美俄關係的“新常態”。
《顧問》本期訪談嘉賓：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教授 馮玉軍
三觀不合：俄美矛盾轉向內生
新聞晨報：出於特朗普對普京的個人好感，美俄關係一度被認為有可能會回暖，但是，後來發生的一切似乎都是反其道行之，當前的美俄關係甚至比奧巴馬時期更不如。為何？
馮玉軍：特朗普確實對普京深有好感，對俄羅斯也很有感情，但是，受到國內建制派強有力的制約，特別是此前美國國會出臺的《以制裁反擊美國敵人法案》大大地限制了特朗普對俄關係的調整（包括試圖減輕或解除對俄羅斯的制裁）。可見，雖然身為一國總統，但他在對俄政策上的行為空間非常有限。
新聞晨報：“美俄矛盾正在加速從外源性向內生性轉變”，這是您在文中的觀點。這裡的“內生性”矛盾是不是“國際戰略觀、世界秩序觀以及政治價值觀的 ‘三觀不合’”？這種“不合”究竟有多深？
馮玉軍：俄美矛盾已從原來的一些國際問題轉移到了國內政治問題，也體現在所謂的“三觀不合”上，更為重要的是，兩國都把對方視為對自身體制安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威脅。2012年，普京認為美國干涉俄羅斯大選，反過來，美國又認為俄羅斯干涉了美國2016年的總統選舉，這種（在雙方眼中）把對方的國內政治作為打擊目標的方式已經深刻改變了俄美關係的性質。
新聞晨報：普京的政治智囊蘇爾科夫提出了“第三條道路、第三種文明、第三個世界、第三個羅馬”，也就是說既不完全向東看，也不再追求融入西方，而是轉向一種東西混雜的“歐亞文明”。您是否也認為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馮玉軍：蘇爾科夫的“第三條道路”、不東不西、歐亞主義也不是什麼新理論，在俄羅斯歷史上其實一直都存在著斯拉夫派、西方派、歐亞主義的爭論，“第三條道路”並不代表著俄羅斯找到了新的發展方向，體現的反而是俄羅斯在與西方關係惡化、同時又難以融入東方的情況之下自身身份的尷尬，反映出的是其發展方向的不明確。
有限對手：美俄關係“新常態”
新聞晨報：但事實上，美俄並未將彼此視為最主要的威脅，這一點從去年底美國出臺的幾個報告中就可看出。您在文中援引其他學者的觀點認為，美國將俄羅斯視為失敗者，俄羅斯則對美有一種求而不得的心理，如果美國主動尋求改善對俄關係，俄羅斯對美的負面情緒就會很快被撫平。是否真的存在這種可能？
馮玉軍：美國儘管沒有把俄羅斯作為最主要的對手，但還是將其視為最現實、最嚴峻的挑戰和威脅。俄羅斯人的反美情緒在前幾年很激烈，但是，現在也體會到了美國製裁的嚴峻性，也希望美國能夠調整對俄政策。但即使是這樣，俄美關係調整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雙方在戰略上、結構上、內生性的矛盾還是非常深刻，不可能完全站到一起。因此，我在文中對俄美關係的定性是“有限對手”，改變了原來安吉拉·斯登特（美國喬治城大學教授）認為“有限夥伴”是21世紀俄美關係新常態的說法。當然，這種對手的性質不會是最嚴峻的，俄羅斯會排在美國對手榜單的第二位，但是，對手的定性不會發生根本的改變。
新聞晨報：7月16日特朗普與普京在赫爾辛基的會晤是否具有實質性的意義？
馮玉軍：赫爾辛基會晤可以被視為俄美關係進行調整非常重要的一步，但不能指望一次會晤就能根本改變俄美關係的態勢，雙方仍然在相互試探對方的底線和可能性。而且不能把美國或俄羅斯視為單純的理性國家，特別是美國，在對俄政策上，美國國內的分歧仍然非常嚴重，沒有統一的對俄政策。
新聞晨報：美國副總統彭斯昨天公開表示，俄羅斯干涉了美國2016年大選，他說“這是我們情報機構做出的毫不含糊的判斷，正如總統所言，我們接受情報機構的結論”。他這個表態能否代表特朗普的本意？意圖是什麼？
馮玉軍：彭斯和特朗普本人在這個問題上就有著比較大的差異。彭斯無論如何還是建制派，而建制派在制衡著特朗普的對俄政策，也在時不時地糾正特朗普過去的表態。他的說法體現了美國主流對俄羅斯干預大選的根本認知和定性，同時也試圖給特朗普“擦屁股”，避免他的一些話影響整個共和黨執政的形象和能力，特別是避免其影響中期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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