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过十五，我能记住的，只有元宵的好吃，根本不懂这个节日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更不知道那圆圆的元宵，是团圆和美满的象征。长到八、九岁，正月里除了盼望十五早点儿到来可以煮一大锅元宵放开肚子吃外，成天就是拉帮结派东跑西溜去找红火看。
1.闹不够的新年
旧时的年很热闹，除了搭台子唱大戏，基本从正月初八游八仙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五的中午，只要听到大队院子里敲锣打鼓放鞭炮，就知道是外村儿的秧歌和高跷来我们桥靠闹红火来了。每次跑去一看，扭秧歌的，踩高跷的，还有旱船，有大头娃娃，有响着清脆铃铛的跑驴儿。
还有脸上点个大黑痦子的媒婆，和一个粘着两撇假胡子、手里拿个大烟袋的老汉，在那儿闪腰扭胯地互相撩逗，夸张滑稽的表情和动作，把人逗得笑上没完，直笑的前仰后合，笑的流出眼泪。
过十五除了赏月、观灯、猜灯谜、燃放烟花爆竹，还得吃元宵。记得有一年正月十三、四，我妈居然派我去买元宵。那会儿是计划经济，东西缺，如果不下旧城，很难买到元宵，根本不像现在这样铺天盖地做广告大促销。
2.买不到的元宵
那天下午，领上艰巨任务的我骑着自行车从西出了村儿，顺着内蒙医院门前的马路一直往北而去。快到鼓楼新华书店时，我前边儿不远处一辆侧面挂着个大柳条篓子的自行车忽然停住了。
骑车的男人边撇腿儿下来，边扯起嗓子吆喝着卖元宵。我顿时喜出望外，赶紧猛蹬几脚，赶上去捏住闸跳下车。
可情况却出乎我的意料。大概是街上和我一样转着碰运气的人太多了，我锁自行车的功夫，吆喝着卖元宵的男人已经被蜂拥而来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围起来。十几岁的我捏着钱在人堆外面转，转了一圈儿又一圈儿。后来看见一个元宵掉到地上，被很多只脚踢来踢去，转眼就滚成个泥圪旦。
可能是卖元宵的怕卖不了本身就没准备多少，或者是买的人多，反正很快篓子就空了，人也散了，我也没啥想忘了。沮丧中一扭头，眼睛一亮，看见了书店对面儿新华照相馆楼下的国营食堂。对呀，为什么不进去找堂姐想想办法呢？
我运气真好，堂姐当班儿不说，原来她们食堂过十五居然供应元宵，而且我看见她的时候，她正在摇着笸箩滚元宵呢。兴奋中，我从大敞着的门溜进去，从后拽了一下她的白色工作服，悄悄告诉她我想买元宵。
堂姐不显山不露水，用眼神示意我去食堂南边儿的窗口外等着。我从那个小窗口往里看，见堂姐背对着我，在刚刚滚好的一笸箩元宵中，看上去有些漫不经心，实际是拣顶大个儿的挑了一个又一个。挑好了，装在两个纸袋中。
那时的元宵像烧麦一样不称分量，是数个卖，四十个算一斤。提着沉甸甸的书包，我知道占了便宜，回家时把自行车骑的飞快。那以后，堂姐就上了心，每年直等到初十以后才来我家拜年，而且来时必定是提着八十个让人眉开眼笑的现滚什锦馅儿大元宵。
3.看不够的红火
过去正月十五，除一些单位的大门口，街上根本看不到红灯笼。进入八十年代，灯笼多起来不说，人民公园和满都海公园相继办过多次灯展。我非常喜欢那些手工扎制的彩纸和皱纹纸灯笼，小白兔呀，花公鸡呀，西瓜呀，茄子呀，玉米呀……当然也有考究的绸子宫灯，一个挨一个挂在电线上，远远望去，像一条鳞光闪烁的长龙，蜿蜒在观灯的人海中。
除了灯展，新华广场和郊区小广场还有社火表演，有晋剧和二人台表演。十五的重头戏都在晚上，人也都挤在晚上。有一年，我们吃过元宵就出门，从桥靠步行到内大南门一带时，路上的人就越走越稠，等到了乳品厂十字路口往南一拐，干脆挤得走不成了。那就跟着人群往前挪吧。
好不容易挪的能听见郊区广场的锣鼓声了，路也变的水泄不通了。后来又挤，挤到广场前的马路上，正赶上有一个村儿的高跷队表演完从广场退到马路上来。我们站的那地方，有个用平板车推着俩大茶盘子糖葫芦卖的小贩，人们挤着看踩高跷，差点儿把一个拿扇子的“高跷”给挤的跌坐到糖葫芦上，吓的那个卖糖葫芦的赶紧推起车子往人群外边儿挤去。
4.忆不够的那些年
1988年正月十五
我和几个年龄相仿的侄子骑自行车从我们桥靠村儿出发，顺着现在的昭乌达路一直往南，去后巧报村看红火。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转了九曲阵，第一次摸了立在九曲阵中央的老杆，第一次见识了老太太们撩起大襟端油灯碗的神秘，第一次跟着秧歌队走街串院儿去闹红火，当然，也是第一次“闹”元宵“闹”到半夜三更才意犹未尽地撤退回家。
后来我还写了篇小文章，题目就叫《转九曲》，发表于1988年11月29日的《呼和浩特晚报》，成为处女作。
1990年正月十五
位于呼市东风路十四中对面的青年商店，因为职工大都居住在旧城，所以当领导的我爸决定，这一天要比往常下班早一些，他怕大伙儿因为晚上闹红火个别路段戒严耽误回家过节。
桥靠村离单位很近，我骑自行车到家后天还没有完全黑。虽然历史上我们村儿也是大名鼎鼎的文艺之村，但到我们这一茬，已经无缘与龙灯社火相见，秧歌高跷也是公社里其他村子来给凑凑热闹，顺便他们也能打闹点儿烟火钱。
但这热闹只限于白天，到了晚上，人家就都回自己村儿红火去了。我们呢，顶多吃元宵以前放上几板子鞭炮，放上几个二踢脚，这节就算过了。当然也有进城或去附近村子看灯看社火表演的。
而这一年的我，因为经不住社火的诱惑，再一次跟着侄子们去了后巧报，半夜回来又是“奋笔疾书”，写了篇《灯·月·情》，刊登在2月15日的《内蒙古日报》上。
我买房子是1997年的事
拿着钱千挑万选，看对了今天赛罕区政府附近的一套房子。当时那可是地地道道的城郊结合部。
虽然马路已经从我家门口延伸到了牧机所门前，但再往南，就是土路和菜地了。因为没有路灯，晚上黑灯瞎火的从来不敢出去；进城想打个出租吧，发现根本就没有专门儿往这儿跑的车。
可2000年呼市重新区划后原来的郊区成了赛罕区，并且从以前单纯的农区变成既有农村又有城市的新型城区。没几年功夫，我们这里就成了赛罕区的心脏地带和政治文化中心，区里所有的文娱活动都放在离我家几百米处的赛罕区政府广场；尤其到了过年，到了正月十五，只要肯下楼，就啥红火都拉不了。
几年前赛罕区广场也摆过一回九曲黄河阵。因为转的人太多怕出意外，只好分批往里放。在长时间的拥挤和等待后，我们终于领着孩子随人流涌入阵中，并随人流穿“青州”过“幽州”，直达阵中老杆。
所有人都想摸摸老杆，以图消灾免祸、增福添寿，所以这个地方又形成了和入口处一样的拥堵。但这种拥堵已是一种欢腾和喜庆，一种对吉祥如意的共同向往。
时间转眼到了1996年
这一年腊月，我爸买了一面大鼓和其它响器，把村子里那些能打会敲喜欢扭的人组织起来，成立了桥靠威风锣鼓队。这以后，每年正月十四踩街，正月十五闹红火，元宵节过的喜气洋洋。
如今，大街上从腊月半就开始张灯结彩，等到了元宵节，一轮明月高高挂，火树银花不夜天；吃过元宵的人们扶老携幼出门，欢声笑语如声声爆竹，缭绕在无尽的欢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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