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在国防战略上的一个重大部署。其工程项目主要分布在陕、甘、川等西部省份。在铜川的三线建设项目主要有两类：国防工业和国防物资储备单位。国防工业主要是铜川的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和六号。铜川的七号、八号和耀县的七号、十二号都是省物资储备局管理的国防物资储备单位。后来还有一个九号，厂子建起来了但未生产就搬走了。耀县的二号是搞飞机破坏性实验的，是个研究所。铜川信箱编号没有一号，这是因为铜川石油库（今为铜川石油公司）被视同为一号。
从时间上讲其建设高潮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但项目建设开始要更早一些。像二号（东风机械厂）、三号（跃进机械厂）建得就比较早，大概在1963、1964年前后已经建成。1963年我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时因工作关系去过这两个厂子，当时已有相当规模。二号信箱的厂长叫铁克，厂子绿化搞得好。三号的厂长叫赵达孝。后来几年我工作变动，做了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市委副秘书长,直接联系过这方面的工作，因此，对这方面的情况有一些了解。
从市上角度讲，对待三线建设工作有以下特点。
一是重视、支持。市上成立了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配了一个局级干部，名叫康致和。有个干事叫阎贵民，后来还增加了一个袁敏超。“文化大革命”后，在市革委会下面一度成立了国防工业组，主管三线建设工作。组长史强恕，是西安一个国防工厂下来的老干部。国防工业组和革委会的政工、办事、生产是平行关系，有七八个人。市上成立这个机构的目的主要是协调地方单位支持三线建设工作的，解决这些单位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在恢复部、局后，国防工业组撤销，这些单位直接由革委会办公室联系。由于市上的重视支持，一旦这些单位的厂址选定，建设速度都比较快。建成后，生产、生活各方面都有一个非常良好、稳定的环境和秩序。
二是保密工作做得好。三线建设项目牵涉国家机密，保密性比较强，因此，从领导角度只是要求大家支持三线建设工作，至于这些项目主要做什么也不讲，干部也都很自觉，从不打听。就连我们这些在市委核心部门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情况。直到“文化大革命”武斗期间，部分单位做什么才泄露了出来。二号的八二迫击炮、三号的半自动步枪被武斗分子抢出来作为武斗武器，大家才知道厂子在生产什么。失密的原因是因为厂子内部的“造反派”把情况捅出来的，才造成武器被抢事件的发生。六号的失密是因为主管上级来人住在五一饭店，丢了钥匙，人们才知道六号是库区。当时的四号、五号生产什么大家仍不知道，也可能是因为武斗分子用不上吧，机密才得以保全。保密工作做得好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内部职工保密意识强，另一方面是外界也不打听，组织制度上也不许打听。后来我都到办公室工作后，四号、五号生产什么才陆续清楚。之所以能知道，也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后期，有些秘密也守不住了，人们才逐步清楚这些单位是做什么的。
三是生活上全力保障。随着这些国防单位的集中建设和投产，生活保障问题（也就是第三产业问题）提上了市委的议事日程。为了保障这些单位的正常生活，像铜川三号、四号等处都设有银行、粮站、邮政、商业等专门网点。市级机关当时都没有单元房，而这些单位家属都有单元住宅房。柳湾、纸坊等蔬菜队生产的蔬菜都首先要保证就近的几个信箱的蔬菜供应。春节等重要节假日’物资供应上对这些单位也比较倾斜。记得我在市革委会办公室生产组工作的时候，铜川三号、四号的职工普遍出现了转氨酶高的现象。市上专门派医生给职工进行逐个检查。虽然当时食糖紧张，但为了保证这些有病职工的食糖供应，市委要求我们协商商业部门，按照这些单位检查出的病员人数优先保证供应，而市上的干部职工只有被确诊为肝炎以后才给供应。
四是政治上十分关心。在铜川的三线建设单位虽然不多，但市上对这些单位的干部、职工政治上却十分关心。“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的第一个党代会（1971年6月12日-16日召开的中共铜川市委第四次党代会），这些单位就进了两名市委委员。一名是二号信箱的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穆洪军，一名是三号信箱的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赵达孝。四号信箱的蔡爱珍，是以工人身份做了省党代会的代表并当选为省委候补委员的。三号信箱的张芙蓉曾被推荐为全国人大代表，后被市上安排为革委会副主任（1974年5月）。
铜川的这些三线建设单位在1978年左右，也就是改革开放开始之后，一些搬迁、一些转产。搬迁和转产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形势变了，一方面是因为生产生活条件较差，大多都在山里边，有些水也供不上，像三号、四号就属于这种情况。一些也是因为产品落后，像二号生产的八二迫击炮、三号生产的半自动步枪都已落后。搬走单位的厂房，市上大多都进行了合理利用。如五号搬走后，厂房让市铝厂利用了。九号搬走后，市上开始将其用作招待所，后来是郊区（现印台区）党校、市技校先后利用其厂区建筑。三号走后铜川市郊区在那里办过几个厂子。
另外，三线项目还有耀县境内的梅七线建设，铜川还安置过参加襄渝线建设的三线学兵，当时各个公社都有安排。这些学兵后来在铜川的各个行业领域都表现得比较突出，有些成为专门人才，有些成为领导干部，为铜川经济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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