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11日，中共中央給東北局等六個地方以及在各局各前委工作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發出了《關於召開七屆二中全會的通知》。全文刊錄如下：
“中央定於三月一日起在原駐地召開第二次中央全會，會期五天至七天。你們接電後，望即佈置現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前委工作的中央委員及候補中央委員除留必要的人主持工作外，均應儘可能地按時到達，並即將到會的與留下主持工作的同志名單，先行電告。西北野戰軍因作戰在即，德懷同志是否能到會請加考慮。向前同志病體如不便車行，可不來參加。鄭位三陳少敏兩同志現在養病期中，請東北局、華東局分別通知他們考慮是否能來，如不便遠行亦可不來。現在港、滬的劉曉、劉長勝兩同志因路遠不可能參加。李井泉、陳丕顯兩同志不是中央委員，因為他們各擔任一個方面的工作，應邀他們參加此次會議。”
之所以頒發這份通知，是因為在1949年初，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尤其是三大戰役勝利結束之後，中國革命發展大勢已定，新中國的誕生指日可待。為迎接全國勝利的到來，籌備建立新中國，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準備召開第七屆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所以，中共中央在2月11日以電文的形式向各中央局和各前委工作的負責同志發出了這份通知。
事實上，這份由周恩來起草、毛澤東改定的通知，初讀看似普通，似無奇處，但是認真研讀，它那具體周密的內容和簡潔樸實的寫法，以及文中體現的黨中央高屋建瓴、思慮周全的工作方法和關心尊重同志的工作作風，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鑑之處。
第一，用語樸實，言簡意賅。全文僅僅386個字，正文僅269個字，統共七句話，卻把與會者開會的時間、地點、會期等會議的基本要求，以及參會人員名單的反饋，部分同志能否到會的考慮都說得清清楚楚，簡短精練，要言不煩、意盡言止。做出的指示明確具體，不穿靴、不戴帽，開門見山，直奔主題，無空話、套話，沒有關於形勢和任務的闡述，也沒有一句強調此次會議有多麼的重要，有的放矢、簡潔明快。所用語言風格樸實，通俗易懂，具體實在，讓人一看就懂，一說就清，一聽就明，能很快領會並指導解決實際問題，節省了收電方尤其是前線指戰員的寶貴時間，實現了閱讀預期。
第二，內容全面，考慮周全。通知不僅告訴了會議的基本內容，而且還考慮到了各局各前委工作、作戰的具體情況以及有關通知的路程等多種特殊情況，應參加會議的人員能否來出席都作了考慮和安排。對路遠的、開戰在即前線指揮需要的，還有不是中央委員的，都做出了明確指示。如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兼參謀長、解放軍副總司令、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的彭德懷，中央希望其參加，又擔心作戰指揮需要離不開前線，提出“能否參會要多加考慮”。2月13日，毛澤東收到西北野戰軍司令部關於攻取蒲城的作戰計劃後，覆電彭德懷並西北局，表示同意攻取，指示戰役由張宗遜等人指揮，要求彭德懷2月27日前到中央及時參加會議。時任晉綏野戰軍政委的李井泉和時任蘇南軍區政委的陳丕顯，雖然不是中央委員，考慮到各擔任一個方面的工作，明確指示“應邀他們參加此次會議”。
第三，關心同志，把握全局。通知中對病重的徐向前和正在養病的鄭位三、陳少敏能否參會專門作出指示。時任中共中央委員、華北軍區副司令員、第十八兵團司令員兼政委的徐向前，九月會議就是抱病參加，當時肋膜炎復發，身體極為虛弱。因戰場形勢緊張，在石家莊和平醫院接受檢查後即返回太原前線，因過度勞累再次病倒。時任中共中央委員、鄂豫皖邊區書記的鄭位三，1948年起因病開始休養。三位女委員之一的陳少敏，時任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原局組織部部長，1948年8月，率領南下幹部大隊奉命離開大別山，渡淮河北上到鄭州時心臟病復發病倒，遵照黨中央命令在河北邢臺後方醫院治病。通知明確指出：“如不便車行，可不來參加。”“是否能來，如不便遠行亦可不來。”字裡行間充滿了黨中央對分局和有關同志發自內心的關心和尊重，親切溫暖之情油然而生。讓人感動的同時，也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對各地甚至個人情況的“瞭然於胸”，對全局的熟知與把握。
在這個通知發出的同一天，中央軍委在《對三月底渡江作戰計劃等問題的指示》中，又明確補充要求：“二中全會定三月一日開會，會期五天到七天，你們一切工作須於二月二十五日以前佈置完畢，除因工作不能到會者外，一切到會的同志須於二月二十八日到達中央，地點仍在石家莊。”
通知發出之後，參加會議的同志在2月底陸續到達西柏坡。3月5日，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正式召開。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34人，候補中央委員19人，列席11人。因為交通條件及工作離不開請假等原因缺席者20人。13日會議結束，之後十天，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離開西柏坡，遷往北平，赴京建國。
END
來源 | 新湘評論，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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