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很快就发现自己在宗教问题上可能做错了事，于是他开始遮遮掩掩的收回提案，并将责任推脱在下属们身上。
但后果已经酿成，影响难以消弭。结果导致无论什么时候，一提到教皇，俾斯麦就怒目圆睁，从他嘴里蹦出的话像是在咒骂。他说，教皇会危及各国安全的；他说，教皇是一个革命党，是一个无政府党，不管哪一位帝王，要想保全王位，都必须抗拒这个人。
而这也是他对于宗教的最终态度。
1848年3月18日，威廉一世为了躲避革命逃至柏林。在整整二十三后的1871年3月17日，威廉一世凯旋，在人民的呼喊中成为皇帝。第二天，巴黎革命政府成立，德国人民表达了他们对巴黎起义者的声援。
这一切都令俾斯麦担忧。拉萨尔已经死去很久，俾斯麦却还同他的继承人来往，他始终没有完全忘记拉萨尔的国家社会意识。如今，当巴黎革命闹过之后，他决定丢开社会主义不管不顾了。根据他的计划，他无须什么党来对抗自由主义了，所以他们的政策是要通过几部新的法律来保护财产。他还要监禁每次进行社会主义演讲的人。
他的提案没有被帝国议会通过，因此他警告道：“社会民主党已经有了极大进步……几年之内，市侩们将要叫喊我们需要惩办的法律啦。”
他想要用激烈的手段对付社会党，然而没有成功，因为帝国议会非常害怕通过非常规的法律来反对群众中的特别部分。
这种相持不下的形势，戏剧性地被一颗子弹缓解了。
1878年5月，八十岁的威廉一世在出巡时被开枪射击，被抓住的学生是一个被社会民主驱逐出党的党员。
这件事让俾斯麦极其兴奋，觉得自己抓到把柄。他很快以此为借口，颁布了一部将自由党抛开的法律。
三周后，威廉一世再次中枪，并且身受重伤。这件事让俾斯麦决定解散帝国议会。
俾斯麦关心皇帝的伤势，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不希望他的对头太子登上宝座，毕竟那将意味着他掌权日子的终结。但他另一方面又非常开心，因为他酝酿已久的计划终于有了顺理成章被实施的机会。
九天之后，议会被解散了。而因为皇帝被刺事件，俾斯麦解散议会的提案甚至受到了大多数议员的支持。
更让俾斯麦感到欣慰的是，皇帝的伤势很快有了好转，因为他那天正好戴了头盔，而那顶头盔救了他的命。这个皇帝因为这次受伤更加受到百姓的爱戴，看起来，那一枪更加是立了大功了。
皇帝遇刺后不久，选举再一次进行。在俾斯麦的独裁下，一切都按照他所安排的进行，新的法律也顺利地开始试行。按照这部新法律的规定，官吏们有权自主进行弹压和惩办所有的旨在“危害公众安全”的活动。可以拘捕印刷者、卖书者、开酒店者，可以驱逐任何宣传社会党理论者；社会党不享有报界的各种自由及当众演讲的权利，凡是州郡长官均有权在其辖区内宣布戒严。
至此，一个仇恨与行贿、侦探与肆行暴虐的时代彻底拉开了序幕，各种搜查、拘捕、驱逐活动不断发生，俾斯麦曾经向民主自由党承诺的“遇到极其必要的时代”他才会宣布戒严，把某人驱逐出境，很快就被他抹去，四周后就宣布在柏林实行戒严，将六十七名社会党领袖逐出柏林，将一千五百人投入监狱。
末日看似是降临了，而在暗处，那些被迫害的正在悄悄集结，期待一次反扑。
俾斯麦对此已经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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