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法源遠流長，唐代又是書法發展的鼎盛時期，百花競放，名家輩出，特別是楷書，形成了歐、顏、柳三大宗師。柳公權（７７８～８６５年）出生時顏真卿（７０９～７８５年）已七十歲，歐陽詢（５５７～６４１年）已卒百餘年。柳公權先習王羲之，後集歐、顏之長於一身，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其作品也成為歷代書家學習的範本，備受書界尊崇。
一說起柳公權法帖，就立即會使人想起《神策軍碑》、《玄秘塔碑》，歷代書家均認為此二碑為柳書代表，已成定論。 《九疑山賦》由邵建和鐫刻，刀法自然，非常精微。柳公權書寫的很多碑，都是邵建和鐫刻的。如《金剛經》、《吏部尚書馮宿碑》、《越州都督刑部尚書符磷碑》、《大唐回元觀鐘樓銘》等，拓工也十分精到，墨色醇穆，渾然一體。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２日《中國文物報》發表了寧遠縣文物局周九疑先生的文章，題目為《九疑山賦拓本非柳公權所書》。周九疑先生的文章既肯定了《九疑山賦》的藝術價值，又提出了非柳公權所書的根據，不過很多人還是認為證據不足，提出了很多質疑：
１、九疑山歷史悠久，它的名聲早已廣為留傳，在柳公權之前，蔡邕有《九疑山銘》，元結有《九疑山圖志》、《舂陵行》，況元結、柳宗元都曾任永州刺史，此賦有“鳥篆穹碑，刺史元公之筆；電文怪石，舍人李嶠之題。”而沒有提及柳宗元，如為宋人所作，以柳宗元的名聲，是要大於元結、李嶠的，不可能不被提及。是否此賦就是柳宗元所寫呢？柳宗元在永州十年，對九疑山水是肯定熟知的，而他又是以寫遊記見長的。而且８１６年，柳宗元就曾請柳公權書寫了《重複大雲寺記》碑。如果說地方誌會把所有詩文事蹟都記載下來，這是不可能的。別說地方誌了，就是個人文集，誰也不能說沒有一篇遺漏，更何況又經歷了一千多年，任何文獻有遺漏都是正常的，不然也不會經常有新的發現了。
２、關於“三十六七十二洞天福地”是成書於宋天禧三年（１０１９年）的《雲笈七籤》中才有的。這個說法是錯誤的，據《舊唐書·司馬承禎傳》載：“司馬承禎（６４６～７３５年），字子微，法號道隱，河內溫人（今河南溫縣）。著有《坐忘論》一卷、《無隱子》八篇……《上清天宮地府圖經》二卷……”在《上清天宮地府圖經》中早就已經提出了這個說法。另外，周先生估計只是聽說這個提法，似乎是沒有讀過《雲笈七籤》。因為《雲笈七籤》卷二十七，洞天福地部即為：《天地宮府圖並序——銀青光祿大夫真一先生司馬紫微集》，這裡列出了三十六七十二洞天福地的詳細情況，其中三十六洞天中記：“第二十三九疑山洞週迴三千里，名曰朝真太虛天，在道州延唐縣，仙人嚴真青治之。”紫微就是司馬承禎的字，司馬承禎在唐玄宗時被賜“銀青光祿大夫真一先生”。也就是說宋張君房在《雲笈七籤》中收錄了司馬承禎的文章而已。就像《雲笈七籤》卷二十六收錄了漢東方朔的《十洲三島》一樣。
３、“雲閣兮白雲齊”係指永福寺齊雲閣一說，首先需要更正的是，原句應為“雲閣兮白雲飛”，而不是“白雲齊”。即使是“白雲齊”，也不一定是指齊雲閣，它可以是完全的寫景，有高閣如置雲中，似與白雲齊而已。這樣的寫景詩句有很多，如《全唐詩》中有：劉長卿“孤城上與白雲齊”、王仁裕“躡足懸空萬仞梯，等閒身與白雲齊”、徐夤“到來峭壁白雲齊，載酒春遊渡九溪”、智亮“戴雲山頂白雲齊，登頂方知世界低”的詩句。像這樣的詩句歷代都有很多，不能說都指什麼“齊雲閣”、“齊雲亭”吧？
《九疑山賦》通篇６０１字，字字用筆一絲不苟，肥瘦得中，血肉俱美，可以說是無筆不妙。拓本第一頁右下角有朱印一枚，“笪重光秘笈之印”，最後一頁有朱印五枚，分別為“涵翠軒主”、“傳家清玩”、“山陰沈氏”、“劉墉”、“石庵之印”，並有硃筆圈點。我查閱了歷代的很多資料，卻未發現有關《九疑山賦》的任何著錄和記載，請教了幾位書家，都不知有此，然一旦獲觀，皆嘆此拓應為柳書第一，真跡無疑。《九疑山賦》雖然沒有著錄，但它的藝術價值是公認的。現藏國家圖書館的《神策軍碑》拓本，也是原石久佚，僅存賈似道藏本，且只有上半冊。還是解放後經香港重金購買，是國家圖書館的鎮館之寶。
柳公權書小楷《九疑山賦》拓本為傳世孤本，原石早已不存，但拓本保存完好，一字不缺，無論從保存完整上，還是從藝術價值上，都不遜色於《神策軍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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