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紅樓夢》的研究，已經成為近百年學術界的“顯學”之一。建立“新紅學”研究的理論範式者乃胡適，他也被紅學家們奉為不祧之祖。在新文化運動“再造文明”的大的文化背景下，胡適力行白話文學尤其是古典白話小說的考據研究，並用科學方法以證成之，具有援西入中的現代學術意義。他的古典白話小說研究持續四五十年之久，用力甚深，範圍甚廣，成果甚大。在對《紅樓夢》的研究中，他摧破傳統的評點派與索隱派“舊紅學”，而通過考據作者、版本等內容，建立“新紅學”的理論模式。他的研究以1921年的《紅樓夢考證》為早期代表，1928年的《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為成熟期代表，在學界產生很大影響，也成為《紅樓夢》研究的指導範式。不過，胡適的學術成果雖對中國學術現代化的推動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但平心而論，他的紅學研究仍未臻於至善之境界。胡適自稱：“至少我對於研究《紅樓夢》問題，我對它的態度的謹嚴，自己批評的嚴格，方法的自覺，同我考據研究《水經注》是一樣的。”[1]，這種自我評價雖然大體如實，但亦有過分自信之處；而他的研究思路與認識論，在當下的學術語境中，亦有於反思中求發展的必要。因而，對胡適的紅學研究成果尤其是其侷限性進行再反思，不僅是對胡適的學術史地位進行重新定位的問題，同時也是對現當代紅學界如何擺脫研究困境進行思考的出發點，具有重大意義。本文即從認識論與方法論兩大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初步反思，併力圖探索當代紅學研究範式的轉換之路。
胡適的《紅樓夢考證》這篇二萬餘字的文章，於1921年3月成初稿，並小範圍流傳；修改後於4月謄清，5月發表。後又根據新得資料，進行第二次大修改，於同年年底定稿並再次發表。通過幾次修改的內容變更及此期的胡適日記、書信的相關記載來看，應該認為胡適此文的寫作是較嚴肅的，而且在考據中頗下功夫，因而此文出後，大得時人讚許。《紅樓夢考證》結構清楚，方法客觀，論證亦較平實。在該文中，胡適首先摧破索隱派各家已有成說，然後建立胡適個人對《紅樓夢》的考據與理解：第一，胡適從考據曹雪芹的生平經歷、家世出發，參以《紅樓夢》的文本內容，從而認為《紅樓夢》是曹氏的自敘傳。其次，胡適考證各版本的源流與優劣，從而斷定後四十回是高鶚所補，屬於曹著者僅前八十回。從《考證》獨樹一幟的論述中可見，胡適對《紅樓夢》性質的認識是清晰的，但這種獨到之見同時也是值得商榷的。
胡適對《紅樓夢》性質的認識，首先體現在對索隱派的批判上。索隱派紅學起源甚早，該派認為《紅樓夢》中的故事是隱喻歷史上實有的真事，其人物亦是影射歷史上實有之人物，並將之進行附會牽合。胡適開篇即對這種舊有的研究路徑進行了批判，先後批評了“清世祖董鄂妃說”“康熙朝政治小說說”和“納蘭性德家世說”。鑑於“康熙朝政治小說說”為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所推崇，影響甚大，因此胡適對此說也頗多著墨，當做一個重要的靶子來針對。對此，胡適的批判主張是明確的，認為蔡元培對人名的猜測屬於“猜笨謎”，而在牽合事蹟上也根據己意隨意去取，並不能有一個一貫的統系，所以只不過是牽強附會，毫無價值。
這種批判總體上是正確的，但實際卻遠不足以令蔡元培心服。首先，胡適並沒有全盤推翻蔡元培的猜測，只是舉出若干例證來批判，因而在蔡元培眼中，胡適指摘的不過是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已，殊不足以對索隱方法造成致命打擊。蔡元培列舉若干自認為合理的索隱之例，來進行對胡適的還擊。同時，舉出《儒林外史》類似的“猜笨謎”的例子，來作為自己合法性的支持。他在《第六版自序——對於胡適之先生之商榷》中，一方面仍堅持己見，認為胡適的考證多有缺失，另一方面亦退一步說，認為縱然在承認胡適考據的基礎上，這種對曹雪芹家世的研究，也同時可以幫助索隱派完善其說，反而成為支撐索隱派的一個論據。[2]在此，作為索隱派一員的蔡元培讓步了，但是這一讓步並非代表索隱派的讓步。
蔡元培的解釋和辯解自有其思想理路，在面對胡適《紅樓夢考證》的批判時，尚有可以在邏輯上立得住腳的內容。明乎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胡適提出其學說數十年以後，索隱派仍然大有市場，乃至於今天還餘緒不絕。[3]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並不只在於胡適所認為的“思想的難以改變”，根本原因在於胡適的批判一定程度上仍有皮相之嫌——他只是從史料考據的角度出發，而未能從認識論上深切洞明索隱派的立論缺陷，因此也就未能有徹底之清算。
索隱派在學術上能否站得住腳，其核心問題並非具體的論說是圓通還是附會，而在於對《紅樓夢》小說本質的判斷。關鍵的大前提是要辨明，《紅樓夢》主要部分是隱喻實事的另類史著呢？還是出自錦心繡口的文學作品呢？蔡元培的選擇是前者，即視《紅樓夢》的性質與《儒林外史》《孽海花》之類的小說為等同。這種指導思想的合理性依據首先是值得懷疑的，因為《儒林外史》本身有“史”之稱，且其他的旁證亦多指向本書切合真實的特點，已為索隱提供了合法性依據[4]；而《孽海花》中也有相關的作者自道：
這書主幹的意義，只為我看著這30年，是我中國由舊到新的一個大轉關，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變動，可驚可喜的現象，都在這時期內飛也似的進行。我就想把這些現象，合攏了它的側影或遠景和相連繫的一些細節事，收攝在我筆頭的攝影機上，叫它自然地一幕一幕地展現，印象上不啻目擊了大事的全景一般。[5]
因而除文本線索之外，文獻的外證已經提供了證據支持，使這種索隱讀法來理解小說的路徑具有合法依據。但《紅樓夢》卻不具備這些特徵，除無文獻依據以外，文本的核心部分是描寫、渲染心路歷程、情感歷程，這與散點式記述一批人的行跡之作大相徑庭。
其實，即使在《儒林外史》可以明白斷定很多人物行跡有所影射的情況下，相關的評論家亦對純然索隱的解讀方法進行了強烈的批判[6]，指出小說中的大量故事其實有其文化淵源，而非世家、列傳式的記述。在這個根本性的問題上，索隱派學者往往是略過不提的。對這一先天缺陷，《考證》並未抓住，也就限制了批判的深度，不能從根本上清理索隱派的觀點。
不過，細究胡適思想，可發現他對此問題已有考慮，只不過取捨抑揚之際失了分寸。其觀點概括來說主要有兩點：1、胡適認為藝術批評的“評點派”不符合他的科學方法，故而不能算是學問，根本毫無意義。[7]即：在胡適的學術視野中，他認為藝術批評只有依附於科學考證才有價值，因此他也就拒絕認同“虛”的理論觀念。在《考證》一文中雖不論及，但胡適的心中卻早有定論。而他之所以選擇索隱派作為批判對象，則是認為其中還有“實”的部分。2、胡適所說的“自傳”，其原初意義在於表明曹家及曹雪芹乃是《紅樓夢》的原型，並非認為《紅樓夢》是一部只隱去真名，而完全符合現實情況的傳記。但在行文之間，胡適卻有意無意地過分坐實，這與他針對蔡元培的強烈目的性有關。至後來甲戌本脂硯齋重評本的發現，胡適更心折於新材料帶來的喜悅，對於認識論上的侷限性更拋開不談了。
從學術書寫的角度看，這種論說方式除了不夠精準嚴密外，更大的問題是，胡適的這一認識並非基於研究而得出，而是將假設當作預設定論，然後尋找資料加以證實，卻未從反方面懷疑假設，則難稱是完全科學的。在面對《紅樓夢》這部小說的時候，考據派認為小說中全部是真實生活的鏡像，在現實生活或歷史中有一個小說的底本存在，這本身就是一個侷限性很大的觀念。小說之為小說，作家的閱歷、體驗是必不可少的基礎，但也僅僅是基礎而已。因為他是在完全非功利的自由狀態下寫作的，又是以既有文學/ 文化修養為材料寫作的，因而作品中“白日夢”的存在是必然的，虛與實的關係亦必然是處於張力狀態的。諸多例證已經清楚表明，《紅樓夢》的許多核心人物、情節，都已經明顯打上了文學/ 文化的“虛”的烙印。譬如，陳洪先生在《從“林下”進入文本深處——紅樓夢的互文解讀》[8]中所談到的，小說中林黛玉與薛寶釵的“雙峰並峙”，受到《世說新語·賢媛》“林下風氣”與“閨房之秀”的文化審美傳統影響；而思想上《紅樓夢》對女性的尊重尤其是褒才女、褒處女的觀念，亦與《午夢堂集》“無葉堂”的話題不無關係。此外，太虛幻境、薛蟠作詩、寶玉捱打、乃至黛玉葬花的諸多細節，都能從歷史文本中找到近似的表述。很難認為這些描述都是作者個人的親歷，而恰好與古人暗合。在考證過程中也可以發現，反而是相反的結論更容易得到支撐，即：脂批中那些言之鑿鑿的批語頗有與曹氏三代行跡鑿枘之處，曹雪芹並未經歷過與賈寶玉完全相同（甚至近似）的生活，因而作品肯定包含有大量虛構的成分。所以，更近情理的看法是，曹雪芹在寫作中受到了前人或顯或隱的影響，而這種影響產生作用、影響創作的原因，正在於這種內容並非個人性的，而是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文化觀、審美觀。這就恰如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所下的精闢論斷：
自我朝考證之學盛行，而讀小說者，亦以考證之眼讀之。於是評《紅樓夢》者，紛然索此書中之主人公之為誰，此又甚不可解者也。夫美術之所寫者，非個人之性質，而人類全體之性質也……故《紅樓夢》之主人公，謂之賈寶玉可，謂之子虛烏有先生可，即謂之納蘭容若、謂之曹雪芹亦無不可也……然詩人與小說家之用語其偶合者固不少，苟執此例以求《紅樓夢》之主人公，吾恐其可以傅合者斷不止容若一人而已。[9]
研究《紅樓夢》這部名著，如果僅能從考據入手，汲汲於尋找其現實底本，固然有其價值，但在缺乏史料，僅靠推論的情況下，則不免越走越窄；而若能從文學與文化的傳統出發，對於文本的價值與內在精神才能有深刻的把握，這種方法才是研究走向寬廣的必經之路。胡適囿於所謂的“科學方法”，對一切非考據的分析不屑一顧，就導致了他對於文學作品的理解往往難以深入，這是我們須辨明、注意的。
不過，胡適本身的考據還是較有分寸的。比起索隱派的特別注重牽合小說與歷史的關係，胡適的考據主要集中在作者與版本研究方面，其中雖往往有牽合之處，但多數還是作為論證過程，其主要目標是十分明確的。但這種有分寸的研究亦並非完全沒有造成弊端。首先，這種研究方法開啟了後世以“曹學”代替“紅學”的《紅樓夢》研究，雖然曾有積極意義，但是走到極端就是買櫝還珠，甚至衍生出“秦學”的怪胎。其次，在實際的研究中，胡適也多次通過牽合的方式來進行論證，並沒有完全脫出索隱派的窠臼。因而，如今已經出現了一個看似弔詭，實際上卻合乎情理的現象：當代用索隱方法研究紅學的人物（如劉心武、如霍國玲等），亦常常將胡適、周汝昌等考證派而非蔡元培等索隱派學者作為其學術導師。
要說明的是，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對索隱派及考證派的認識論進行質疑，並非要以此否認《紅樓夢》中有據實而寫的內容，畢竟認為小說完全脫離現實而成，本身是不現實的；更不是否認《紅樓夢》有作者自況的意味，因為自況、自比，與據實寫自傳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而是認為：考證確實有其價值，但以《紅樓夢》故事主體為實有其人其事這一觀念作為研究的主導思想，尚有諸多不能自圓其說之處。此一問題胡適在回應蔡元培是商榷時亦有所涉及，但未能深入論說，其根本原因在於，胡適雖否認索隱派的研究大前提，但在實際操作中仍沿用這一前提，所以從本質上來說，他只是用堅實的索隱來代替附會的索隱而已，將可能與《紅樓夢》相關的原型碎片，認定確有其事，必求其能夠切合，實際上仍有昧於小說的性質。所以，從認識論上講，胡適雖較索隱派有進步，但如丸之走盤，仍然沒有越出索隱派的範疇，這點也被蔡元培所明確指出。在《紅樓夢考證》中，胡適引用了一段錢靜方的話，並對此極為推崇：
要之，《紅樓》一書，空中樓閣。作者第由其興會所至，隨手拈來，初無成意。即或有心影射，亦不過若即若離，輕描淡寫，如畫師所繪之百像圖，類似者固多，苟細按之，終覺貌是而神非也。
但胡適只是藉此來批判索隱派的觀點，自己則未嘗認真遵守。細看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他雖然盛讚錢氏此語之精彩，但在立論的時候，卻反而是錢氏之所非，做了不少“貌是神非”的判斷。這既是胡適本人缺乏文學鑑賞力，忽視文學作品的虛實關係所致；同時也是胡適的所謂“科學方法”“實驗主義”的先天缺陷，只用考據學在解決這一問題上是無用武之地的。
正因為胡適在《紅樓夢》認識論上的先天不足，也就影響到了他立說的科學性，從對索隱派的批判來說，他的說法也遠不如同陣營的後輩顧頡剛、俞平伯有力。顧頡剛質疑，若按照蔡氏的索隱，為何現實中的男子士大夫、官員，到《紅樓夢》中變為女性的小姐、丫環？為何現實中無關係的人，到《紅樓夢》裡變為有關係？這是《儒林外史》等書亦不具有的影射法，卻認為《紅樓夢》運用此法進行寫作，不知其依據何在？[10]這是從認識論的根源質疑索隱。俞平伯以為，考證情節未必就如蔡氏的附會，但附會的辦法考據情節是說不通的。[11]這是從方法論的角度質疑索隱。二人的說法，較之胡適的《考證》，實更合科學方法之原理，也更有深度。當研究者將經驗當作唯一的實在，並將之運用於文學領域的研究時，這一認識的本身，就已經帶有了對自己的重重束縛，也就不可避免地限制了研究的可信性。（待續）
[1] 見胡適1952年12月1日在臺灣大學的演講。
[2] 在此文中，蔡元培通過認為《紅樓夢》非一時一地而成，從而成功將曹雪芹的“自敘傳”內容納入其學說框架中。但胡適一貫態度鮮明地認為此書前八十回乃曹雪芹一人寫作完成，甚至認為可能是“共同作者”的脂硯齋也是曹雪芹的筆名。如胡適能夠在此對蔡元培進行鮮明的回應，無疑亦能對索隱派造成重創。惜胡適亦未在此點出問題的核心。
[3] 如龔鵬程《紅樓叢談·所謂索隱派紅學》就提及了蔡元培以後直至臺灣現代的索隱派的大量相關著作與研究熱。而在大陸，以劉心武為代表的“草根紅學”“探佚學”“秦學”云云，毫無疑問也是這一派的衣缽傳人。
[4] 如金和《儒林外史跋》（原載蘇州群玉齋刊本《儒林外史》書後）就找出了書中主要人物的相關原型，這一觀念長期以來被《儒林外史》的讀者和研究者所認可。
[5] 曾樸《修改後要說的幾句話》，載《孽海花》卷首。
[6] 如惺園退士在齊省堂本《增訂儒林外史》例言中就指出“竊謂古人寓言十九……空中樓閣正復可觀，必欲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且傳奇小說，往往移名換姓，即使果有其人，而百年後亦已茫然莫識，閱者姑存其說，仍作鏡花水月觀之可耳”，這裡對小說“虛”“實”關係的認識，顯然高過了相當一部分的紅學家。
[7] 如胡適在《水滸傳考證》中就稱“我最恨中國史家說的什麼‘作史筆法’，但我卻有點‘歷史癖’；我又最恨人家咬文嚼字的評文，但我卻又有點‘考據癖’！”類似的話語在他的論文中亦經常出現。
[8] 《文學與文化》2013年第3期。
[9]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餘論》，載《王國維文學論著三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10] 見顧頡剛致胡適信，載胡適1922年3月13日日記。
[11] 同上。
作者簡介：張昊蘇，南開大學文學院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現從事清代文學思想史與文學文獻研究。點校過《吳兔床日記》（鳳凰出版社，2015）等。發表過論文《對胡適研究的反思——兼論當代紅學的範式轉換》、《紅學與“e考據”的“二重奏”——讀黃一農》、《紅樓夢書名異稱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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