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红楼梦》的研究，已经成为近百年学术界的“显学”之一。建立“新红学”研究的理论范式者乃胡适，他也被红学家们奉为不祧之祖。在新文化运动“再造文明”的大的文化背景下，胡适力行白话文学尤其是古典白话小说的考据研究，并用科学方法以证成之，具有援西入中的现代学术意义。他的古典白话小说研究持续四五十年之久，用力甚深，范围甚广，成果甚大。在对《红楼梦》的研究中，他摧破传统的评点派与索隐派“旧红学”，而通过考据作者、版本等内容，建立“新红学”的理论模式。他的研究以1921年的《红楼梦考证》为早期代表，1928年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为成熟期代表，在学界产生很大影响，也成为《红楼梦》研究的指导范式。不过，胡适的学术成果虽对中国学术现代化的推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平心而论，他的红学研究仍未臻于至善之境界。胡适自称：“至少我对于研究《红楼梦》问题，我对它的态度的谨严，自己批评的严格，方法的自觉，同我考据研究《水经注》是一样的。”[1]，这种自我评价虽然大体如实，但亦有过分自信之处；而他的研究思路与认识论，在当下的学术语境中，亦有于反思中求发展的必要。因而，对胡适的红学研究成果尤其是其局限性进行再反思，不仅是对胡适的学术史地位进行重新定位的问题，同时也是对现当代红学界如何摆脱研究困境进行思考的出发点，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即从认识论与方法论两大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反思，并力图探索当代红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之路。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这篇二万余字的文章，于1921年3月成初稿，并小范围流传；修改后于4月誊清，5月发表。后又根据新得资料，进行第二次大修改，于同年年底定稿并再次发表。通过几次修改的内容变更及此期的胡适日记、书信的相关记载来看，应该认为胡适此文的写作是较严肃的，而且在考据中颇下功夫，因而此文出后，大得时人赞许。《红楼梦考证》结构清楚，方法客观，论证亦较平实。在该文中，胡适首先摧破索隐派各家已有成说，然后建立胡适个人对《红楼梦》的考据与理解：第一，胡适从考据曹雪芹的生平经历、家世出发，参以《红楼梦》的文本内容，从而认为《红楼梦》是曹氏的自叙传。其次，胡适考证各版本的源流与优劣，从而断定后四十回是高鹗所补，属于曹著者仅前八十回。从《考证》独树一帜的论述中可见，胡适对《红楼梦》性质的认识是清晰的，但这种独到之见同时也是值得商榷的。
胡适对《红楼梦》性质的认识，首先体现在对索隐派的批判上。索隐派红学起源甚早，该派认为《红楼梦》中的故事是隐喻历史上实有的真事，其人物亦是影射历史上实有之人物，并将之进行附会牵合。胡适开篇即对这种旧有的研究路径进行了批判，先后批评了“清世祖董鄂妃说”“康熙朝政治小说说”和“纳兰性德家世说”。鉴于“康熙朝政治小说说”为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所推崇，影响甚大，因此胡适对此说也颇多着墨，当做一个重要的靶子来针对。对此，胡适的批判主张是明确的，认为蔡元培对人名的猜测属于“猜笨谜”，而在牵合事迹上也根据己意随意去取，并不能有一个一贯的统系，所以只不过是牵强附会，毫无价值。
这种批判总体上是正确的，但实际却远不足以令蔡元培心服。首先，胡适并没有全盘推翻蔡元培的猜测，只是举出若干例证来批判，因而在蔡元培眼中，胡适指摘的不过是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已，殊不足以对索隐方法造成致命打击。蔡元培列举若干自认为合理的索隐之例，来进行对胡适的还击。同时，举出《儒林外史》类似的“猜笨谜”的例子，来作为自己合法性的支持。他在《第六版自序——对于胡适之先生之商榷》中，一方面仍坚持己见，认为胡适的考证多有缺失，另一方面亦退一步说，认为纵然在承认胡适考据的基础上，这种对曹雪芹家世的研究，也同时可以帮助索隐派完善其说，反而成为支撑索隐派的一个论据。[2]在此，作为索隐派一员的蔡元培让步了，但是这一让步并非代表索隐派的让步。
蔡元培的解释和辩解自有其思想理路，在面对胡适《红楼梦考证》的批判时，尚有可以在逻辑上立得住脚的内容。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胡适提出其学说数十年以后，索隐派仍然大有市场，乃至于今天还馀绪不绝。[3]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并不只在于胡适所认为的“思想的难以改变”，根本原因在于胡适的批判一定程度上仍有皮相之嫌——他只是从史料考据的角度出发，而未能从认识论上深切洞明索隐派的立论缺陷，因此也就未能有彻底之清算。
索隐派在学术上能否站得住脚，其核心问题并非具体的论说是圆通还是附会，而在于对《红楼梦》小说本质的判断。关键的大前提是要辨明，《红楼梦》主要部分是隐喻实事的另类史著呢？还是出自锦心绣口的文学作品呢？蔡元培的选择是前者，即视《红楼梦》的性质与《儒林外史》《孽海花》之类的小说为等同。这种指导思想的合理性依据首先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儒林外史》本身有“史”之称，且其他的旁证亦多指向本书切合真实的特点，已为索隐提供了合法性依据[4]；而《孽海花》中也有相关的作者自道：
这书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着这30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了它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连系的一些细节事，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它自然地一幕一幕地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5]
因而除文本线索之外，文献的外证已经提供了证据支持，使这种索隐读法来理解小说的路径具有合法依据。但《红楼梦》却不具备这些特征，除无文献依据以外，文本的核心部分是描写、渲染心路历程、情感历程，这与散点式记述一批人的行迹之作大相径庭。
其实，即使在《儒林外史》可以明白断定很多人物行迹有所影射的情况下，相关的评论家亦对纯然索隐的解读方法进行了强烈的批判[6]，指出小说中的大量故事其实有其文化渊源，而非世家、列传式的记述。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索隐派学者往往是略过不提的。对这一先天缺陷，《考证》并未抓住，也就限制了批判的深度，不能从根本上清理索隐派的观点。
不过，细究胡适思想，可发现他对此问题已有考虑，只不过取舍抑扬之际失了分寸。其观点概括来说主要有两点：1、胡适认为艺术批评的“评点派”不符合他的科学方法，故而不能算是学问，根本毫无意义。[7]即：在胡适的学术视野中，他认为艺术批评只有依附于科学考证才有价值，因此他也就拒绝认同“虚”的理论观念。在《考证》一文中虽不论及，但胡适的心中却早有定论。而他之所以选择索隐派作为批判对象，则是认为其中还有“实”的部分。2、胡适所说的“自传”，其原初意义在于表明曹家及曹雪芹乃是《红楼梦》的原型，并非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只隐去真名，而完全符合现实情况的传记。但在行文之间，胡适却有意无意地过分坐实，这与他针对蔡元培的强烈目的性有关。至后来甲戌本脂砚斋重评本的发现，胡适更心折于新材料带来的喜悦，对于认识论上的局限性更抛开不谈了。
从学术书写的角度看，这种论说方式除了不够精准严密外，更大的问题是，胡适的这一认识并非基于研究而得出，而是将假设当作预设定论，然后寻找资料加以证实，却未从反方面怀疑假设，则难称是完全科学的。在面对《红楼梦》这部小说的时候，考据派认为小说中全部是真实生活的镜像，在现实生活或历史中有一个小说的底本存在，这本身就是一个局限性很大的观念。小说之为小说，作家的阅历、体验是必不可少的基础，但也仅仅是基础而已。因为他是在完全非功利的自由状态下写作的，又是以既有文学/ 文化修养为材料写作的，因而作品中“白日梦”的存在是必然的，虚与实的关系亦必然是处于张力状态的。诸多例证已经清楚表明，《红楼梦》的许多核心人物、情节，都已经明显打上了文学/ 文化的“虚”的烙印。譬如，陈洪先生在《从“林下”进入文本深处——红楼梦的互文解读》[8]中所谈到的，小说中林黛玉与薛宝钗的“双峰并峙”，受到《世说新语·贤媛》“林下风气”与“闺房之秀”的文化审美传统影响；而思想上《红楼梦》对女性的尊重尤其是褒才女、褒处女的观念，亦与《午梦堂集》“无叶堂”的话题不无关系。此外，太虚幻境、薛蟠作诗、宝玉挨打、乃至黛玉葬花的诸多细节，都能从历史文本中找到近似的表述。很难认为这些描述都是作者个人的亲历，而恰好与古人暗合。在考证过程中也可以发现，反而是相反的结论更容易得到支撑，即：脂批中那些言之凿凿的批语颇有与曹氏三代行迹凿枘之处，曹雪芹并未经历过与贾宝玉完全相同（甚至近似）的生活，因而作品肯定包含有大量虚构的成分。所以，更近情理的看法是，曹雪芹在写作中受到了前人或显或隐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产生作用、影响创作的原因，正在于这种内容并非个人性的，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观、审美观。这就恰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下的精辟论断：
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于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中之主人公之为谁，此又甚不可解者也。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然诗人与小说家之用语其偶合者固不少，苟执此例以求《红楼梦》之主人公，吾恐其可以傅合者断不止容若一人而已。[9]
研究《红楼梦》这部名著，如果仅能从考据入手，汲汲于寻找其现实底本，固然有其价值，但在缺乏史料，仅靠推论的情况下，则不免越走越窄；而若能从文学与文化的传统出发，对于文本的价值与内在精神才能有深刻的把握，这种方法才是研究走向宽广的必经之路。胡适囿于所谓的“科学方法”，对一切非考据的分析不屑一顾，就导致了他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往往难以深入，这是我们须辨明、注意的。
不过，胡适本身的考据还是较有分寸的。比起索隐派的特别注重牵合小说与历史的关系，胡适的考据主要集中在作者与版本研究方面，其中虽往往有牵合之处，但多数还是作为论证过程，其主要目标是十分明确的。但这种有分寸的研究亦并非完全没有造成弊端。首先，这种研究方法开启了后世以“曹学”代替“红学”的《红楼梦》研究，虽然曾有积极意义，但是走到极端就是买椟还珠，甚至衍生出“秦学”的怪胎。其次，在实际的研究中，胡适也多次通过牵合的方式来进行论证，并没有完全脱出索隐派的窠臼。因而，如今已经出现了一个看似吊诡，实际上却合乎情理的现象：当代用索隐方法研究红学的人物（如刘心武、如霍国玲等），亦常常将胡适、周汝昌等考证派而非蔡元培等索隐派学者作为其学术导师。
要说明的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索隐派及考证派的认识论进行质疑，并非要以此否认《红楼梦》中有据实而写的内容，毕竟认为小说完全脱离现实而成，本身是不现实的；更不是否认《红楼梦》有作者自况的意味，因为自况、自比，与据实写自传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而是认为：考证确实有其价值，但以《红楼梦》故事主体为实有其人其事这一观念作为研究的主导思想，尚有诸多不能自圆其说之处。此一问题胡适在回应蔡元培是商榷时亦有所涉及，但未能深入论说，其根本原因在于，胡适虽否认索隐派的研究大前提，但在实际操作中仍沿用这一前提，所以从本质上来说，他只是用坚实的索隐来代替附会的索隐而已，将可能与《红楼梦》相关的原型碎片，认定确有其事，必求其能够切合，实际上仍有昧于小说的性质。所以，从认识论上讲，胡适虽较索隐派有进步，但如丸之走盘，仍然没有越出索隐派的范畴，这点也被蔡元培所明确指出。在《红楼梦考证》中，胡适引用了一段钱静方的话，并对此极为推崇：
要之，《红楼》一书，空中楼阁。作者第由其兴会所至，随手拈来，初无成意。即或有心影射，亦不过若即若离，轻描淡写，如画师所绘之百像图，类似者固多，苟细按之，终觉貌是而神非也。
但胡适只是借此来批判索隐派的观点，自己则未尝认真遵守。细看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他虽然盛赞钱氏此语之精彩，但在立论的时候，却反而是钱氏之所非，做了不少“貌是神非”的判断。这既是胡适本人缺乏文学鉴赏力，忽视文学作品的虚实关系所致；同时也是胡适的所谓“科学方法”“实验主义”的先天缺陷，只用考据学在解决这一问题上是无用武之地的。
正因为胡适在《红楼梦》认识论上的先天不足，也就影响到了他立说的科学性，从对索隐派的批判来说，他的说法也远不如同阵营的后辈顾颉刚、俞平伯有力。顾颉刚质疑，若按照蔡氏的索隐，为何现实中的男子士大夫、官员，到《红楼梦》中变为女性的小姐、丫环？为何现实中无关系的人，到《红楼梦》里变为有关系？这是《儒林外史》等书亦不具有的影射法，却认为《红楼梦》运用此法进行写作，不知其依据何在？[10]这是从认识论的根源质疑索隐。俞平伯以为，考证情节未必就如蔡氏的附会，但附会的办法考据情节是说不通的。[11]这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质疑索隐。二人的说法，较之胡适的《考证》，实更合科学方法之原理，也更有深度。当研究者将经验当作唯一的实在，并将之运用于文学领域的研究时，这一认识的本身，就已经带有了对自己的重重束缚，也就不可避免地限制了研究的可信性。（待续）
[1] 见胡适1952年12月1日在台湾大学的演讲。
[2] 在此文中，蔡元培通过认为《红楼梦》非一时一地而成，从而成功将曹雪芹的“自叙传”内容纳入其学说框架中。但胡适一贯态度鲜明地认为此书前八十回乃曹雪芹一人写作完成，甚至认为可能是“共同作者”的脂砚斋也是曹雪芹的笔名。如胡适能够在此对蔡元培进行鲜明的回应，无疑亦能对索隐派造成重创。惜胡适亦未在此点出问题的核心。
[3] 如龚鹏程《红楼丛谈·所谓索隐派红学》就提及了蔡元培以后直至台湾现代的索隐派的大量相关著作与研究热。而在大陆，以刘心武为代表的“草根红学”“探佚学”“秦学”云云，毫无疑问也是这一派的衣钵传人。
[4] 如金和《儒林外史跋》（原载苏州群玉斋刊本《儒林外史》书后）就找出了书中主要人物的相关原型，这一观念长期以来被《儒林外史》的读者和研究者所认可。
[5] 曾朴《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载《孽海花》卷首。
[6] 如惺园退士在齐省堂本《增订儒林外史》例言中就指出“窃谓古人寓言十九……空中楼阁正复可观，必欲求其人以实之，则凿矣。且传奇小说，往往移名换姓，即使果有其人，而百年后亦已茫然莫识，阅者姑存其说，仍作镜花水月观之可耳”，这里对小说“虚”“实”关系的认识，显然高过了相当一部分的红学家。
[7] 如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就称“我最恨中国史家说的什么‘作史笔法’，但我却有点‘历史癖’；我又最恨人家咬文嚼字的评文，但我却又有点‘考据癖’！”类似的话语在他的论文中亦经常出现。
[8] 《文学与文化》2013年第3期。
[9]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余论》，载《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10] 见顾颉刚致胡适信，载胡适1922年3月13日日记。
[11] 同上。
作者简介：张昊苏，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现从事清代文学思想史与文学文献研究。点校过《吴兔床日记》（凤凰出版社，2015）等。发表过论文《对胡适研究的反思——兼论当代红学的范式转换》、《红学与“e考据”的“二重奏”——读黄一农》、《红楼梦书名异称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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