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使用文言文,是不是可以加快皇帝批閱奏章的速度呢?

xming123


簡潔的古漢語書寫系統——文言文,文簡意賅,作為官方文件,肯定能提高辦公效率。

但文言文並非因其言簡意賅,而成為漢子書寫系統,這全是因為漢字形成及漢字的特點決定的。

首先,漢字是一種表意文字,他獨自就有一個自身的含義。與表音文字不同,表音不表意。表音文字是建立在語言基礎上,他是語言教育教育的字化。而漢字可以獨立表意而不依託語言,行成一套言簡意賅思想表達體系。

其次,漢字的形成及漢字穩定的書寫系統的過程之前,書寫工具和文字載體及書寫方式並不很容易,刀刻於木竹板上,費時費力,提高書寫效率字少是一個很好的途徑。秦前時期,刀筆吏的典型形象是腰間掛兩把刀,一是刻刀,以刀為筆,一是刮刀,刮字修簡。即使是到了

筆墨、紙張時代,由於文字書寫系統基本完善形成,再加上紙張也非便宜易得之物,文言文長期得以使用。

然而,白話文運動終止了幾千年的文言文這種漢語書寫方式。白話文最大的特點是書面文字語言化。這應該是漢字發展的必須階段,否則,漢語和漢字將不是一個體系下的語言文字。為什麼?

文字是教育的結果,語言卻是生活的結果。教育是按照文字規律及字典完成,而生活是按照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的生活環境、不同的生活方式產生和變化著人們語言。教育和語言按照自己的規律向著不同的方向發展。發展的趨勢也是使語言和文字差距越來越大,以至於最後文字脫離了語言,使文字已經不能成為語言的書面形式,死亡的是文字,而語言會選用其他的書面形式形成新的文字。在世界語言史上就發生過兩次這樣的事件。一是拉丁文、二是梵文。

以拉丁語為例。拉丁文原為意大利中部拉提姆地區的方言,隨著羅馬帝國的擴張和天主教的流傳擴展為歐洲通用語言。離開方言區的拉丁文,發展成一種有嚴格的語法結構、精確的構詞法則的十分嚴謹的書法體系。與拉丁文對應的拉提姆方言,沿著自己生活方式發展,到文藝復興時期,拉丁文與拉提姆方言形成了巨大的差別,以至於已經無法成為拉提姆方言的文字系統。以意大利語為基礎的意大利文由此產生,而拉丁文失去其自己的語言區,成為一種“死語言”,主要適用於教會和植物分類等一些學科中,成為用途很窄的“工作語言”。

古漢語也曾面臨同樣問題,文字向規範方向發展,而對應的語言又向另一個方向發展,導致文言文與漢語差距越來越大,終於到了必須統一的地步,白話文誕生了。語文同步!白話文與文言文相比較,白話文口語化、通俗而文言文簡潔、優美。


耕讀186


文言文最大的優勢就是簡練。

但是奏章用簡練就難以說明事務真相,而皇帝是不需要真相的。

皇帝處理龐大的奏章,不可能全部審閱。

自西漢開始,皇帝成立了很多的對應機構來初審分類奏章,比如西漢的尚書檯,隋唐的中書省,明代的內閣,清代的上書房,軍機處。

這些機構的功能,實際就是中書省。職能則是皇帝的秘書處,協助皇帝處理奏章,初步分類並草擬初步意見(貼黃)。

再說文言文。

在南北朝正式使用紙張書寫之前,中國文字載體只有絹布,竹木簡。這兩樣,一個昂貴,一個製作書寫困難。所以,文言文就佔據了主流地位,就是要求簡練。


四川達州



首先文字比語言簡練這是肯定的,用文言文書寫肯定是更利於閱讀和交流,但是對於皇帝而言,用什麼文字寫意義不大,除了個別皇帝堅持看奏章以外,大部分皇帝其實都沒有時間看奏章,皇帝需要更為簡潔的表達,一般都是近臣先過濾一遍,用罪簡潔的話給皇上再複述一遍。重要的事情皇上會看,文言寫的肯定節省時間,古人用文言文書寫目的就是為了節約成本,更好的實現交流。

當然這些前提都是國家有完善的教育體系,最起碼大臣和皇帝都得能看得懂文言文才行,所以古代防止太監專權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讓他們識字,一個識字的太監簡直就太可怕了。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昭烈名臣


快不快的不好說,但是會不會突然卒,還是值得思考的,試想下,如果大家另附文字說明還好,假如沒有其他任何說明資料,估計結果夠嗆,因為即便是今天的文字,都會讓人云裡霧裡,且看下文:

皇帝:“你這是什麼意思?”

丞相:“沒什麼意思,意思意思。”

軍機大臣:“你這就不夠意思了。”

親王:“小意思,小意思。”

御史:“你這人真有意思。”

太師:“其實也沒有別的意思。”

亭長:“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

皇帝:“是我不好意思。”卒。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