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炳麟，字枚叔，号太炎，一八六九年出生于浙江余杭县东乡的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小时候受到外祖父海盐朱有虔的民族意识教育，对王夫之、顾炎武等人的抗清斗争和学术思想深为敬慕。十七、八岁起，他就开始研读四史、《文选》、《说文解字》、《九经义疏》、《尔雅义疏》等书，“一意治经，文必法古。到二十三岁那年，他就离开家乡到杭州“诂经精舍”，从学于朴学大师俞樾，致力于文字学的学习，并严尊“通训诂、知典礼”的治经方法;同时向治《周礼》、《仪礼》、《礼记》的知名经学家孙诒让、黄以周等问学，崇尚古文经学，崇拜西汉末古文经学开创者刘歆，自称“刘门私淑弟子”。他在研读古文经学的同时也注重历史的研究。因他涉猎一些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的书籍，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使他对现实不满，“知非实行新法无以立国”，逐渐趋向革新，对康有为非常景仰。
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签订了“马关条约”，清廷的政治腐败及其卖国投降行为，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康有为、梁启超等积极开展维新变法运动。当康有为创办“强学会”，募人赞助时，章炳麟就从杭州寄会费银十六圆入会”。章炳麟从少年时代就接受了所谓“夷夏之辨”的思想，对满族统治者潜藏着深沉的隐恨。一八九八年，他还曾以“布衣”身份上书企求李鸿章能“转旋逆流”，振兴中国。随后，他又应聘充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僚，在武昌办《正学报》，鼓吹革新，幻想借助张之洞实力推行变法。后来因为反对张之洞宣扬孔孟之道、效忠清政府的《劝学篇》，顶撞两湖书院山长梁鼎芬，被迫离开湖北。戊戌变法失败，因他参与编辑《清议报》，被清廷通缉，逃到台湾去避难。
戊戌变法的失败，给章炳麟以深刻的教训。在台湾期间，他的思想开始转变，曾寄信劝告康、梁“勿再效忠虏主，自诒伊戚”，说“孙文稍通洋务，尚知辨别种族，君等身列士林，乃不辨顺逆，甘事虏朝，殊为君等惜”。不久，他由台湾到日本。一八九九年夏，在横滨与孙中山初次会见，“相与谈论排满方略，极为相得”。从此，他就开始宣传“排满革命”。一九零二年春，他再次流亡日本，与孙中山又得会晤，在孙中山的影响和帮助下，逐渐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不久，他与秦力山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是并亲自起草《宣言书》。他这次在日本居留三个月就返回上海，与”和“爱国学社”。在这期间，由于他思想的转变，对原编《馗书》不满意，进行修改。为了纠正过去宣扬的改良主义观点，他写了《客帝匡论》、《分镇匡论》两篇文章，对初版中的《客帝》、《分镇》两篇作了自我批判。他在《客帝匡论》中，说他过去写《客帝》文，是受“尊消者”拥满派的影响，承认那是“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这个时期，邹容写成《革命军》，他读后非常赞赏，并为《革命军》作序大力鼓吹革命。
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不断向前发展时，九零二年康有为发表了一篇蛊惑人心的公开信。《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恶毒攻击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坚持君主立宪。保皇党人大肆吹捧，广为宣传，印成小册子，题名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正在华侨中大量散发，影响极坏。为了驳斥康有为的谬论，打退保皇党的进攻，章炳麟挺身而出，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下文，于一九零三年六月刊印为小册子发行，旋经章士钊节录，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在《苏报》上发表。
章炳麟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中，不仅对康有为提出的种族问题、革命与立宪问题、外国干涉间题等一一加以批驳，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康有为作是书，乃是“热中于复辟以后之赐环，而先为是龃龉不了之语，以耸东胡之听，冀万一可以解免，非致书商人，致书于满人也”，完全是为自己“一时之富贵”。对康、梁捧为“圣明”的光绪帝，则厉声呵斥“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他在文章的结尾，给康有为指明两条道路，一条是“跃然祗悔，奋厉朝气，内量资望，外审时势”投身革命，可以受人们的欢迎和尊崇;另一条是“死权之念，过于殉名”，结果必然“名实俱丧，为天下笑”。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虽然在满汉关系问题上流露出不少民族偏见，但章炳麟的思想认识并没有停留于此。一九零八年，他发表《排满平议》一文，指出:“排满洲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若夫列为编氓，相从耕牧，是满人者，则岂欲傳刃其腹哉!………吾侪所执守者，非排一切政府，非排一切满人，所欲排者，为满人在汉之政府。而今之政府，为满洲所窃据，人所共知，不烦别为标目，故简略言之，则曰排满云尔”可见他所主张的“排满草命”是专指推翻清朝封建专制主义政权而言的。“排满革命”的提法在当时是具有民主革命的内容的我们不能苛责于他。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对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的种种谬论进行无情的鞭达，对于革命斗争则给予热情的讴歌，“极为当时一般人所喜读”，引起社会上的强烈反响，使清廷感到极大的震恐。因此，清政府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把章炳麟逮捕入狱，并封闭《苏报》馆。
员章炳麟在狱三年，专门研究佛家唯识论，但与革命人土仍然保持联系。在一九零四年的冬天，他与蔡元培等人创立“光复会”。一九零六年出狱后，孙中山就派人把他迎赴日本。他到日本就参加了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并担任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的主笔，继续鼓吹革命，并与保皇党人宣传君主立宪的反动言论进行斗争。
章炳麟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他把“排满”主张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联系起来，而且对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事业的死敌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他在日本主持《民报》时，在《答祐民书》中说:“民报前有六条主义，其四条已宣发无余。自余二条，所云要求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者，此本含混言之。要之，列国政府必不赞成，唯列国之个人为可。所云“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者，已明认不维持世界之伪乎和，真平和云何?日使欧美人不得占领亚洲，使亚洲诸民族各复其故国而已。此条主义，往日尚未宣明。今仆始有意发扬之”。七十多年前章炳麟能有这样的认识，真是难能可贵!
总而言之，章炳麟少年时代接受“夷夏之辨”的教育，有“为浙父老雪耻”之志。甲午战争的失败，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热情，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下为挽救民族危机，参加维新变法活动，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戊戌变法的失败给他以深刻的教训，思想开始转变。一九零零年之后，由于民族危材空前严重和农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刺激，在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他投身革命行列，积极鼓吹革命，与改良派展开剧烈斗争，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主要成员之辛亥革命前的章炳麟，其思想是随着历史的潮流不断前进，其行动是为振兴中华而展开积极的斗争，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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