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
——《张家疃村志》序
我出生在合肥东乡的一个小村，祖先名叫臧文元，本不姓张。按照族谱的记述，文元公明代初年从江西迁来，是一名有战功的军人。他最初定居的地点，是合肥东南叫“卫岗”的地方，后来到我爷爷的爷爷，开始播迁到淝河岸边的一个小村，叫新河埂。对于卫岗这个词，我一直很有兴趣。明清时期，前来合肥的军人很多，他们分散在四乡的农村之中，所耕之田称为“卫田”，那么“卫岗”估计也是卫所的领地之一。无论如何，从卫岗播迁出的人们都是移民的子孙，他们未必记得始祖的名字，但始终记得先辈来自江西。一直到我童年的时候，问起爸爸我们从哪里搬来，父亲也认真的如是讲述。想来，对于自身来源的寻求，是人们无法抗拒的本能，也是人类走向成熟的象征。
因为这种对历史近乎于天然的兴趣，我始终想要亲近祖先们生活的地方。大学时我读的是城市规划，闲暇时间很多，从那时起，常常一个人出去旅行。因为亲戚的关系，我从小就喜欢巢湖北岸。那时，我常坐车到这一带农村闲逛，之所以不称为考察，是因为这其实是一种精神享受。那时的巢湖北岸虽已称为“侨乡”，但很多村庄并不为人所知，这里有幼时熟悉的乡村景观，也有尚未走远的醇厚民情。我在这里宛如无人管束的野猫，随意穿行于古老民居之中，累了就在浓绿的树荫下休憩。巢湖北岸的风土民情像治愈的药酒，让我忘记了学业疲劳的同时，也找到了早已消逝的心中“故乡”的影子。
在这个忘我的沉醉过程之中，与张家疃村的相遇成了关键性的一幕。记得2002年夏天，我一个人坐车，从六家畈到山口凌。那天正好亲戚不在，我到村里其它人家小坐。那户人家的主人，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农妇和我聊了半天，听说我对古村落很感兴趣，就对我说，建议你去黄麓镇张家疃看看，这个村叫“九龙攒珠”，在当地十分出名。
我听了这个信息，精神为之一振，于是立刻出发。那时交通并不方便，从山口凌到洪家疃之间，必须步行半个多小时，到达黄麓师范才能坐到摩的。正午的太阳晒得人头昏昏的，好在沿途风景如画，不知不觉也就到了。从洪家疃村，大概半个小时到黄麓。昏昏欲睡的司机一听到张家疃的名字，没出十分钟就把我带到了村口，还远远的给我指出“九龙攒珠”大概的方位。
此时，我已经按奈不住兴奋的心情，凭着感觉往里走，很快就见到一条幽深的巷道。其实我此前也去过很多村庄，但巷道最多十余米长，很少有张家疃这般绵长。那时，很多人家都在打工，村庄少人，老屋比比皆是，我在巷里慢慢的走着，两侧的土墙砖墙，挤压出狭长的空间。巷道之上的天空，又被伸出山墙的屋面遮蔽，更显出幽深的感觉。从这条巷道往南穿行，看到一栋土墙的建筑，因为没人，大门开着，从中进去，看到梁架雕花十分质朴，明代风格相当典型，江淮之间，明代民居本来十分罕见，而在合肥近郊竟能发现，这让我十分狂喜，感觉看到了博物馆特藏的珍品，久久不愿离去。
我在屋里转了很久，拍了一些照片。那屋堆满了稻秸，从这间到那间，必须穿过它们。没想到那里面还有很多“原住民”，每当我碰到稻秸，立刻就有麻雀从中飞出，有些羽毛未丰，飞的跌跌撞撞，它们唧啾的声音，好像在抱怨我的鲁莽。下午的阳光照着古宅，时光仿佛静止在那里。而张家疃，这个古老村落，那一刻像正沉睡的巨兽，打着轻微的鼾声，并没有意识到一个痴迷者已经悄然走入。
从这栋建筑开始，我开始意识到已经完全进入一个未知的世界。从那栋房屋出来，顺巷道下行，出巷道口，就看到一口圆圆的池塘。山口凌的农妇和我说，“九龙攒珠，有九条巷子对准那水塘”，至此，终于看到了它的全貌。水塘长满野草，表面飘着浮萍，似乎年久失修，在水塘旁，很多巷道排列整齐，像卫兵一般，齐刷刷对准南方。在巷道和水塘之间，形成宽约4米的街道，两侧有澡堂、商店。时近两点，街上无人。招牌在风中颤动，商店里的老板无精打采，昏昏欲睡。一切都像《千与千寻》的电影里，突然闯入的平行宇宙。
以上，是我和张家疃的第一次相遇，也是和“九龙攒珠”最初邂逅的情景。回去以后，我写了一篇小的报告，在报告里提出了一个思想，中国的传统村落，它的产生和发展，似乎并不完全是田园诗似的，实际存在着真实的规划方法和规划空间。之所以说“真实的”三字，是因为当时虽然就读城市规划专业，但并非我理想所在。我一开始在土木工程，后来向学校申请转入建筑学，但并未如愿。
那时在人们眼里，建筑学的学习靠近艺术，也更实在和精致，城市规划整天泡泡圈圈，点点线线，被称为“纸上画画，墙上挂挂，不如领导一句话”，因此从内心，我不认同“规划”有什么真实价值，也不相信自己未来会从事规划行业。但那次旅行却给了我认识上的冲击。我开始怀疑自己，或者身边人对于“规划”认知的真实程度。单体的建筑固然有很多艺术创作的空间和手法，但若能纵横于整体，将艺术的灵感贯穿于宏观空间的设计之上，何尝没有精妙作品的诞生可能。将“规划”和“艺术”之间加以联系，并激发了我在专业学习过程中的兴趣，张家疃提供了一个宝贵机会。
这次收获对我未来的科研经历也影响甚大，应该说，从此以后，我的旅行从“闲逛”开始正式转向研究与考察。2005年，得益于东南大学张十庆先生的推荐，有幸开始从事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从读研的第一天起，我就决志把黄麓的传统聚落作为自己研究的方向。2006年，江苏省教育厅批准了当年的150项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九龙攒珠——巢湖北岸移民村落的规划与源流研究”名列其中，也是当年建筑学领域学术创新项目的唯一一项。从这点来说，对张家疃规划遗产的认知和判定，绝非个人的一厢情愿，而是学界前辈审慎的共识。
研究过程中，一方面受到导师的悉心指导，另一方面，我也深知难度很大，早已超过自身的知识水平，因此积极和不同领域专家前辈保持联系。2006年，我给复旦大学葛剑雄先生写信，谈到“九龙攒珠”型村落和明代移民的关系，葛先生非常高兴，他们在移民史的研究中，也一直期待能从建筑学领域找到某种合适样本，“九龙攒珠”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葛先生说：
“靖华同学：
非常感谢来信和提供的资料，更高兴你们的研究证实了我们作过的一些设想。在以往研究中，我们发现，在移民传递的文化信息中，民居是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当迁入地的地理环境与迁出地比较接近时，移民总是尽量保持原来的居住方式和建筑形态，但也会根据地理条件的改变，作一定的调整或改变。卫星遥感照片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视角，就象基因为移民史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手段一样，今后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你们的研究成果如正式发表，望能示知，以便能及时引用。欢迎保持联系和交流，并祝
学安
葛剑雄，6月28日”
这次联系之后，在师友们的关心之下，2008年完成课题，并出版了《九龙攒珠》一书，后来，我和葛先生联系，希望他能给书一些评价。葛先生认为，“九龙攒珠”研究的最大特色，是它跨越了建筑学和社会学的隔阂和边界，并作出了难能可贵的尝试。这一评价饱含前辈对后学的提携，固然受之有愧，但“九龙攒珠”确实也是我个人融合其它学科研究方法和观点技术的一次突破，这个突破对于认识中国建筑史领域的很多疑难问题大有助益。从此以后，我又将这一方法应用到一些规划设计项目之中，也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展。从这点来说，“九龙攒珠”对我的启迪既跨越学科，更跨越学术和实践的边界。它启示着我，不仅在学术研究之中，在规划设计工作之中，也应该建构宏观和总体的认识视角。
土地是有感情的，土地也有规律，对于土地生命力的结构性的认识，是“九龙攒珠”的始祖张元一选址定基的基础，也是村落在数百年时间内长盛不衰的原因。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对其中的内容进行合理的，综合的，适应地理规律的设计，是“九龙攒珠”建筑形态形成的关键，也是规划设计工作综合统筹的灵魂。在这两个过程中，需要始终保持对土地的敬畏，对人的敬畏，以及一切生长于土地之上一草一木的敬畏。如果还向以往一样，把规划当做一种建设工具，只知机械捕捉领导意志，论证甲方思想，无论对错，皆遵循意志，实现物质功能的要素组合。即便成果无比华丽，最终只能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之上，复制一个又一个索然无趣的灰色空间。这个过程并非危言耸听，因为我们确实在这一框架和逻辑之中，以保护和发展的名义，做了太多初衷不坏，但结果适得其反的事情。
文章至此，回到本志的主编，张荣杰校长经常提到的我的“贡献”。其实张家疃与我的关系，与其说它是我研究的对象，不如说我才是它永恒的学生。张家疃是一个课堂，从中能学到乡村规划的精髓，又能感悟浓厚的人文。虽然它已经苍老衰弱，但未来必将重现活力，很多古宅遭到拆除，但“九龙攒珠”的总体系统仍然健在，并将继续保持运转。
张家疃是一条线，而我是一个点，点和线的相遇，是线赋予点更多，还是点影响线更多呢？
试想，如果那天未去山口凌村，没有遇到那位妇女，没有与这个神奇村庄相遇（或者即使相遇，但时间晚了很久），或许我从此的人生方向也由此不同。邓丽君在歌中唱道，“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也许遇见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这是我真实的内心感受。张家疃是我的老师，从认识它以后，我才有缘遇见更多的良师益友，并获得常人难以企及的启迪和指教。从这个角度来说，张家疃与我甚多，而我又给了它什么，以至于一定要称之为“贡献”？不过，虽则如此，我仍觉得有责任把这段经历写下，一方面提醒自己，在心中应始终对此经历保持感念，对冥冥之中的上苍保持敬畏，另一方面，也告知自己，该把所获回报社会，扩大影响，让更多的人理解“九龙攒珠”，保护“九龙攒珠”，应用“九龙攒珠”。
这样，我即使只是一个点，也能因此而变成一条线。或许，这才是我与张家疃相遇的意义所在。
2018年07月25日
最忆是巢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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