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野圭吾是推理小说的金字招牌。在他的作品中，《解忧杂货店》是“出格之作”。其中既没有匪夷所思的案情，也没有审慎缜密的推理，东野圭吾用时空穿越的框架，讲述了一个关于凡人之忧与自我发现的温情故事。
《解忧》的写作手法十分具有电影感，全书分为五章，包含了过去（浪矢雄治）和现在（三个小偷）两条核心线索，串联起五个关于忧愁与解忧的故事。东野圭吾在叙事上用了多处的时空跳跃，并且在不同章节中也采用了不同的叙事视角，把横跨30多年的各个人物，巧妙地聚集在“杂货店”这一核心场景中，彼此之间又产生了宿命的勾连。
相比而言，这样一部复杂的小说比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更难改编。核心框架如何保留和呈现，电影的叙事结构如何设计，人物关系如何处理等一系列问题，都会成为电影改编的巨大阻力。但是韩杰执导的电影版《解忧杂货店》精巧地把原作的精髓搬上了大银幕，更重要的是，还把一个日本气息浓郁的故事，妥善得完成了中国本土化的改编，这十分难得。
【故事和人物的取舍】
小说改编电影，首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取舍。《解忧》小说中最主要的脉络是浪矢雄治在自己的杂货店里通过信件的方式来为别人答疑解惑，以及三十多年后，三个小偷误打误撞地又来到了杂货店，打开了穿越时空的信箱。这是整个故事的核心框架，也是根基。所以在电影版中得到了完整的保留。
成龙饰演的无名，基本延续了原作中浪矢雄治的所有性格特征和人生经历，而“三个小偷”则从原作中的三个男孩变成了两男一女（王俊凯、董子健、迪丽热巴），其他也并没有进行大的改动。可以说，电影版在主线的处理上，原原本本地沿用了小说中的设计，也为所有故事的发生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此之外，小说中详细讲述了五个故事：名为“月兔”的奥运健儿，在奥运梦想和身患癌症男友之间的选择；名为“鱼店音乐人”的鱼店之子，在音乐梦想和家族生意之间的选择；名为“绿河”的单身女人，在怀上有妇之夫的孩子之后面临的生与不生的选择；名为“保罗·列侬”的披头士歌迷，在得知父母因负债潜逃之后离不离开父母的选择；名为“迷途的小狗”的陪酒女，在事业和人生之路上的选择。
说到底，这五个故事中的“忧”都是因为面临选择，这就像我们所有人的人生，都是由一个个选择组成的，这也是东野圭吾对“忧”的理解，正如他在小说中借浪矢之口说的：“如果把来找我咨询的人比喻成迷途的羔羊，通常他们手上都有地图，却没有去看，或是不知道自己目前的位置。”因为不知如何选择该走哪条路，所以心中生出忧愁。这是小说的主题，而电影中也切实地抓到了这个名门。
然而，电影的时间显然无法容纳这么多故事，否则每一段都只能浅尝辄止。所以，电影版《解忧》中剔除掉了“月兔”和“绿河”的故事，保留了剩余的三个。其实如果读完这五个故事就会发现，这次选择非常明智。首先“月兔”的故事所讲述的主题是“梦想与爱情”，和“鱼店音乐人”的故事主题十分近似，而“绿河”的故事在原著小说中也讲述地较为浅显，似乎东野圭吾本人也没有在这则故事上投入过多的心力。
得到保留的三个故事，在电影中也做了适当的中国化改编：鱼店音乐人改成了小城音乐人、约翰·列侬改成了迈克尔·杰克逊、陪酒女的有妇之夫改成了假冒的香港富商。可以说，这三个改变明显是为了更贴近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习惯。
【70年代的日本与90年代的中国】
小说《解忧》出版于2012年，故事中“过去的年代”是70年代，主人公浪矢的解忧杂货店便是从1970年开到了1979年，“现在的年代”就是小说出版的2012年。而到了中国的电影版中，则把“过去的年代”设定为90年代，“现在的年代”则是电影上映的2017年。
这个年代设定的改变也是很有深意。东野圭吾之所以把“解忧”开始的日子设在70年代，是因为彼时的日本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二战后的日本先后经历了创伤阵痛期与经济飞跃期，在70年代迎来了转折点，尤其是1973年的全球石油危机，导致日本经济受到重挫，经济增长的步伐大幅放慢，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后来的“泡沫经济”。所以，70年代的日本社会处在变革与不稳定的状态中，随之让日本人的内心焦虑开始浮现出来。
同样，90年代初的中国开始进入新的改革开放时期，在经历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经济迅猛增长期之后，80年代末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回落，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新的经济增长浪潮激起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活力。两相对比就可以知道，70年代的日本和90年代的中国，都处在社会变革期，这样的时期中，人们的心态也会面临诸多的挑战，越来越的人需要“解忧”。
电影版《解忧》中把故事最核心的年份锁定在1993年，为了打造出令人信服的年代气息，可以看出《解忧》的美术设计十分精致，90年代的收音机、大梁自行车、歌舞厅、音像店等等具备年代感的道具和场景，可以迅速把我们拉到20年前的中国。更重要的是，这三个故事中的核心角色的心路历程也都符合那个年代的社会氛围——
小城音乐人的故事，就是一个小镇青年如何在北漂之路上实现自我成长，他居住在简陋的老北京的四合院里，和一群形形色色的艺术家们各自为梦想打拼。在那个年代，诗人可以在自己的世界里尽情吟诵，喜爱话剧的年轻人可以在创作的道路上破冰前行。所有人都在寻找心灵上的归宿，也都在寻找精神上的庇护所。他们的眼前只有两条路，正如小说原著中写道的：是继续追寻梦想，还是放弃梦想，继承家业——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
喜欢迈克尔·杰克逊的小歌迷，则面临着家庭境遇的巨大转变。父母是经济改革浪潮中的先行者，他们也是第一批富起来的人，可是当经营不善导致债台高筑之后，他们不得不以跑路的方式逃避讨债人。孩子成为了这场金钱游戏的牺牲品，他无法得到家庭的保护，只好选择流浪出走。
而“迷途的汪汪”内心里充满了成功的渴望，所以她不惜为了赚钱去当舞女，为了做生意去给冒牌的“香港富商”当情妇。事实上，她内心充满了挣扎，却又在物质至上的社会大潮里难以自得其所。
韩杰导演在电影中选择、改编并呈现的这三个故事，是90年代中国的切片样本，它们成为了带领我们进入那个时代的入口，让我们感受到20多年前的中国——那个充满机遇又充满疑惑的时代。这一点，也是东野圭吾在小说中对于日本社会的深思，可以说电影版的改编是真正切中了要害。
【杂货店与孤儿院】
《解忧杂货店》整个故事的核心场景是杂货店，而为了不让各条线索的人物过于分散，东野圭吾还给各个角色都找到了相同的纽带：孤儿院（电影中名为“彩虹之家”）。电影保留了原作小说中的这些设定：小城音乐人在孤儿院义务演出，自己的成名歌曲也在这里得到了传承；迈克尔·杰克逊的小歌迷与父母离别后，也流浪到了孤儿院，并改名为“张默”，最终成为了一名杰出的画家；迷途的汪汪自幼父母双亡，小时候便是在孤儿院长大，后来事业有成，又毅然决然地回来改建孤儿院。
“杂货店”和“孤儿院”这两处场所也带着很强的象征意味。杂货店，也就是我们如今身边数不胜数的便利店或者叫小卖部，虽然没有奢华的门面，但货品一应俱全，总能在你需要某样东西的时候，满足你的愿望，一定程度上说，它就是身边的温暖；而孤儿院，则是无家可归的孩子们新的港湾，他们无法得到家庭的温暖，却在这里收获另一份温暖。
这两个场所并不是日本特有，在中国也是司空见惯。从根本上说，《解忧杂货店》改编成中国故事并不违和。故事中日本人遇到的那些忧虑，与中国人所遇到的忧虑并无太大差别，而更加相同的是，面对冰冷的社会与时代的倾轧，我们都需要同样的温暖。
《解忧》虽然有一个奇幻的外衣，但是事实上，穿越时空的信箱只不过是叙事上的入口，甚至可以说只是东野圭吾对于时空穿越这一设定的喜爱，并没有成为故事仰赖的根基。从小说《解忧》到电影《解忧》，从浪矢杂货店到无名杂货店，从70年代的日本到90年代的中国，这些变化都是形式上的，也都做出了精准的改编。而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它们的内核却是一致的，它们真正想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是来自陌生人的抚慰，是自我认同与自我实现的正能量。即便说这是一碗鸡汤，也是细火慢炖出的高营养滋补品，让人暖心也让人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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