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限模糊的假唱,等待升级的音乐现场

春节已过,似乎并无太多值得回味的话题。没有了鞭炮声的年味越来越淡,代际之间的鸿沟与隔膜越来越深。离家的旅程和日常节奏的回归让关于春节的记忆似变得模糊不清,当然还有那台鸡肋般的春晚,以及没能继续反假唱的梁欢。

界限模糊的假唱,等待升级的音乐现场

这个坚持反假唱长达五年之久的打假斗士终于在年前因某种不可抗力消失在了茫茫人海,连同此前与各家粉丝鸡飞狗跳的撕逼壮举。从此春晚依然是春晚:王菲和那英时隔20年的重聚仍旧引人瞩目,只是屏幕那头的你我再也无力分辨歌声的真伪,也不会有人如梁欢般不合时宜地大呼:

“你丫的假唱!”

界限模糊的假唱,等待升级的音乐现场

转眼之间,老炮崔健在2002年发起的“真唱运动”已经过去了十余个年头,而华语乐坛的假唱现象非但未能绝迹,反而有了愈演愈烈的态势,乃至在如今对反假唱的呼声形成了彻底压制。

当然,这也未尝不是一次让我们得以重新思考的契机:当真与假的界限不再清晰可见,舞台之上的音乐性正逐渐让位于各类感官刺激,我们所支持或反对的究竟是什么?假唱与反假唱的斗争又将在未来何去何从?

唱功不够,假唱来凑

假唱,俗称对口型,是指演唱者在演出现场以预录歌曲代替演唱,并加以唇形配合的行为。

而假唱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主要来自于现场演出特有的三对矛盾,即大型场地造成的设备技术困扰、真实性与完美性之间的抉择,以及演唱者唱功与观众期待的落差。

前两者的存在自然不会因国家的不同而变化,从日本的红白歌会到美国超级碗、格莱美等盛典现场,为了避免失误而假唱早已成了屡见不鲜的话题。就连天后Whitney Houston最为经典的美国国歌现场,也在事后被证实为提前录制。

抛开道德层面的争议,这和各家晚会的假唱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有程度上的差异。

界限模糊的假唱,等待升级的音乐现场

那么,为什么假唱行为会在国内更加普遍呢?问题恰恰就出在第三点上。

由于汉语发音的先天特点和音乐教育体系的缺失,华语歌手在唱功上本就比欧美更处于劣势,而功能强大的后期技术和跑偏的音乐审美标准又让这些缺陷得以被掩盖,于是许多实力与人气并不匹配的歌手就这样顺利走红。他们一旦站上现场,选择假唱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仅是自身唱功不济,如胡一天、赵丽颖等压根不能被称之为歌手的明星也纷纷将假唱作为“遮丑”的工具。

这已经远远超出了避免演出失误的范畴,由此导致的劣币驱逐良币无疑会对音乐行业造成莫大的打击。

倘若仅凭借“技术”便能起到瞒天过海之效,基于行业自律而苦练唱功或者坚持真唱又有何意义?

界限模糊的假唱,等待升级的音乐现场

Jessie J在《歌手2018》里连获三冠的成绩就很能说明问题。虽然作为新生代的华晨宇堪称惊艳,张韶涵和汪峰也都献上了优秀的表现,华语乐坛与日韩乃至欧美的差距却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我们也许很难厘清假唱泛滥在其背后扮演的角色,是彼此共生还是互有影响。

但可以肯定的是:通过反假唱以倒逼行业注重唱功的路径显然是正确且有益的。

脱靶的“反假唱”运动

从崔健到梁欢,反假唱的一腔热血从来都没有冷却,而隔空对骂的对象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换了一茬,从当年那英等业内人士斥责崔健“以反假唱破坏行业前景”变成了网络上铺天盖地的粉丝。他们恼怒于自家偶像被指为假唱,哪怕证据再为确凿,他们的态度仍然保持着一致:我不在乎。这并非是说粉丝群体有多么地盲目或者理性,只是有关音乐的需求早已不再是当年的模样。

时代正在悄然调转它的船舵,但需求总归是无罪的。

界限模糊的假唱,等待升级的音乐现场

回顾最初的反假唱运动,其核心莫过于反对“音乐的视觉化”以及“音乐对强势媒介的依附”。如果对音乐产业发展拥有基本的观察能力,你会不难发现:这两者恰恰是推动产业繁荣的两大功臣。

而视觉化和媒介化在促进行业发展、激发并满足各种需求的同时,又让音乐本身蕴含的吸引力不断下降。我们既离不开音乐,又不再满足于纯粹的音乐所能提供的感官满足。

据统计显示,音乐流媒体的平均使用时长正逐渐被各类短视频超越,Youtube对音乐业务的涉足也表明了相同的趋势。

至于音乐演出现场,更是融合了声光电的一场感官大秀,往日“一人一麦一首歌”的景象就像知识分子眼中的民国,尽管值得怀念,却注定一去不返。坐在音乐现场,感受着炫目的视觉效果和偶像光辉的照耀,随时准备掏出手机,录一段荧光海洋里的全场大合唱。

于是音乐现场的仪式性逐渐战胜了音乐性,让假唱在道德层面变得理直气壮起来。

界限模糊的假唱,等待升级的音乐现场

除此以外,对于假唱的定义也是另一个难以明确的问题。

作为国内反假唱的代表人物,梁欢在近年来就曾多次闹出过笑话。尤其在16年王菲“幻乐一场”演唱会中,他所指出的CD原音假唱实则是利用调音台实现的混音处理。从纯粹的闭麦到开麦,又从原曲开麦到棚音或者预录音,再加上越来越先进的现场技术,假唱中的“假”与“真”很可能即将进入判断失效的状态。

就这样,我们既无法辨别假唱,又在意识上被动接受着假唱的道德合理性。倘若还以“反视觉化”和“反媒介化”的反假唱运动作为武器,难免有些落后了。

让焦点回归现场本身

然而,上述提及的种种反假唱困境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批判假唱,而是要与当下行业现状相适宜,将关注焦点重新放回假唱的源头,也就是音乐现场本身。

通常来说,假唱的存在是与音乐演出质量呈正相关的:越是单薄呆板,且容易复刻的音乐越容易催生假唱;越是枯燥乏味,且审美性较低的演出现场越容易让观众察觉出倪端——他们甚至都不愿意花时间多练练对口型。

界限模糊的假唱,等待升级的音乐现场

因此,要想彻底解决假唱带来的困扰,就必须回到音乐类演出的质量问题上,让这类音乐性与审美性皆低的音乐现场彻底消失在日渐提高的观众需求里。

以跨年演唱会为例,老套的拼盘形式终究暴露出了疲态,遥控器和屏幕随着被各卫视“瓜分”的明星而轮转,奢侈到按分钟计算的碎片式关注夹杂着弹幕狂欢,丝毫留不下任何独特印象。反倒是江苏卫视以全场真唱意外成为了赢家。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类似的“意外”还将在未来不断涌现,这可以说是音乐类演出现场火热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论是把交响乐搬进演出现场的独立音乐人李志,还是结合了科技元素和潮流科幻概念的音乐秀“烎”,这些敢于吃螃蟹的现场音乐革新者才是“2.0版本”反假唱运动的希望所在。

换句话说,我们反对的不再是道德层面的“假”,而是质量层面的“低”。当每一场演出都以低质量为耻,以音乐性或者审美性的高质量创新作为吸引观众的关键,假唱自然会无处遁形。

界限模糊的假唱,等待升级的音乐现场

如果科技和时代注定要将假唱的界限涂抹模糊,那就不妨接过前辈们的求真精神,重新思考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音乐现场,利用更具颠覆性的创新对假唱来一场“降维打击”:

都这年代了,谁还假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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