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已過，似乎並無太多值得回味的話題。沒有了鞭炮聲的年味越來越淡，代際之間的鴻溝與隔膜越來越深。離家的旅程和日常節奏的迴歸讓關於春節的記憶似變得模糊不清，當然還有那臺雞肋般的春晚，以及沒能繼續反假唱的梁歡。
這個堅持反假唱長達五年之久的打假鬥士終於在年前因某種不可抗力消失在了茫茫人海，連同此前與各家粉絲雞飛狗跳的撕逼壯舉。從此春晚依然是春晚：王菲和那英時隔20年的重聚仍舊引人矚目，只是屏幕那頭的你我再也無力分辨歌聲的真偽，也不會有人如梁歡般不合時宜地大呼：
“你丫的假唱！”
轉眼之間，老炮崔健在2002年發起的“真唱運動”已經過去了十餘個年頭，而華語樂壇的假唱現象非但未能絕跡，反而有了愈演愈烈的態勢，乃至在如今對反假唱的呼聲形成了徹底壓制。
當然，這也未嘗不是一次讓我們得以重新思考的契機：當真與假的界限不再清晰可見，舞臺之上的音樂性正逐漸讓位於各類感官刺激，我們所支持或反對的究竟是什麼？假唱與反假唱的鬥爭又將在未來何去何從？
唱功不夠，假唱來湊
假唱，俗稱對口型，是指演唱者在演出現場以預錄歌曲代替演唱，並加以唇形配合的行為。
而假唱之所以能夠長期存在，主要來自於現場演出特有的三對矛盾，即大型場地造成的設備技術困擾、真實性與完美性之間的抉擇，以及演唱者唱功與觀眾期待的落差。
前兩者的存在自然不會因國家的不同而變化，從日本的紅白歌會到美國超級碗、格萊美等盛典現場，為了避免失誤而假唱早已成了屢見不鮮的話題。就連天后Whitney Houston最為經典的美國國歌現場，也在事後被證實為提前錄製。
拋開道德層面的爭議，這和各家晚會的假唱並沒有本質區別，只有程度上的差異。
那麼，為什麼假唱行為會在國內更加普遍呢？問題恰恰就出在第三點上。
由於漢語發音的先天特點和音樂教育體系的缺失，華語歌手在唱功上本就比歐美更處於劣勢，而功能強大的後期技術和跑偏的音樂審美標準又讓這些缺陷得以被掩蓋，於是許多實力與人氣並不匹配的歌手就這樣順利走紅。他們一旦站上現場，選擇假唱也就不足為奇了。
不僅是自身唱功不濟，如胡一天、趙麗穎等壓根不能被稱之為歌手的明星也紛紛將假唱作為“遮醜”的工具。
這已經遠遠超出了避免演出失誤的範疇，由此導致的劣幣驅逐良幣無疑會對音樂行業造成莫大的打擊。
倘若僅憑藉“技術”便能起到瞞天過海之效，基於行業自律而苦練唱功或者堅持真唱又有何意義？
Jessie J在《歌手2018》裡連獲三冠的成績就很能說明問題。雖然作為新生代的華晨宇堪稱驚豔，張韶涵和汪峰也都獻上了優秀的表現，華語樂壇與日韓乃至歐美的差距卻已經到了不容忽視的地步。我們也許很難釐清假唱氾濫在其背後扮演的角色，是彼此共生還是互有影響。
但可以肯定的是：通過反假唱以倒逼行業注重唱功的路徑顯然是正確且有益的。
脫靶的“反假唱”運動
從崔健到梁歡，反假唱的一腔熱血從來都沒有冷卻，而隔空對罵的對象早已在不知不覺中換了一茬，從當年那英等業內人士斥責崔健“以反假唱破壞行業前景”變成了網絡上鋪天蓋地的粉絲。他們惱怒於自家偶像被指為假唱，哪怕證據再為確鑿，他們的態度仍然保持著一致：我不在乎。這並非是說粉絲群體有多麼地盲目或者理性，只是有關音樂的需求早已不再是當年的模樣。
時代正在悄然調轉它的船舵，但需求總歸是無罪的。
回顧最初的反假唱運動，其核心莫過於反對“音樂的視覺化”以及“音樂對強勢媒介的依附”。如果對音樂產業發展擁有基本的觀察能力，你會不難發現：這兩者恰恰是推動產業繁榮的兩大功臣。
而視覺化和媒介化在促進行業發展、激發並滿足各種需求的同時，又讓音樂本身蘊含的吸引力不斷下降。我們既離不開音樂，又不再滿足於純粹的音樂所能提供的感官滿足。
據統計顯示，音樂流媒體的平均使用時長正逐漸被各類短視頻超越，Youtube對音樂業務的涉足也表明了相同的趨勢。
至於音樂演出現場，更是融合了聲光電的一場感官大秀，往日“一人一麥一首歌”的景象就像知識分子眼中的民國，儘管值得懷念，卻註定一去不返。坐在音樂現場，感受著炫目的視覺效果和偶像光輝的照耀，隨時準備掏出手機，錄一段熒光海洋裡的全場大合唱。
於是音樂現場的儀式性逐漸戰勝了音樂性，讓假唱在道德層面變得理直氣壯起來。
除此以外，對於假唱的定義也是另一個難以明確的問題。
作為國內反假唱的代表人物，梁歡在近年來就曾多次鬧出過笑話。尤其在16年王菲“幻樂一場”演唱會中，他所指出的CD原音假唱實則是利用調音臺實現的混音處理。從純粹的閉麥到開麥，又從原曲開麥到棚音或者預錄音，再加上越來越先進的現場技術，假唱中的“假”與“真”很可能即將進入判斷失效的狀態。
就這樣，我們既無法辨別假唱，又在意識上被動接受著假唱的道德合理性。倘若還以“反視覺化”和“反媒介化”的反假唱運動作為武器，難免有些落後了。
讓焦點回歸現場本身
然而，上述提及的種種反假唱困境並不意味著我們不再需要批判假唱，而是要與當下行業現狀相適宜，將關注焦點重新放回假唱的源頭，也就是音樂現場本身。
通常來說，假唱的存在是與音樂演出質量呈正相關的：越是單薄呆板，且容易復刻的音樂越容易催生假唱；越是枯燥乏味，且審美性較低的演出現場越容易讓觀眾察覺出倪端——他們甚至都不願意花時間多練練對口型。
因此，要想徹底解決假唱帶來的困擾，就必須回到音樂類演出的質量問題上，讓這類音樂性與審美性皆低的音樂現場徹底消失在日漸提高的觀眾需求裡。
以跨年演唱會為例，老套的拼盤形式終究暴露出了疲態，遙控器和屏幕隨著被各衛視“瓜分”的明星而輪轉，奢侈到按分鐘計算的碎片式關注夾雜著彈幕狂歡，絲毫留不下任何獨特印象。反倒是江蘇衛視以全場真唱意外成為了贏家。
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類似的“意外”還將在未來不斷湧現，這可以說是音樂類演出現場火熱發展的必然趨勢。無論是把交響樂搬進演出現場的獨立音樂人李志，還是結合了科技元素和潮流科幻概念的音樂秀“烎”，這些敢於吃螃蟹的現場音樂革新者才是“2.0版本”反假唱運動的希望所在。
換句話說，我們反對的不再是道德層面的“假”，而是質量層面的“低”。當每一場演出都以低質量為恥，以音樂性或者審美性的高質量創新作為吸引觀眾的關鍵，假唱自然會無處遁形。
如果科技和時代註定要將假唱的界限塗抹模糊，那就不妨接過前輩們的求真精神，重新思考我們究竟需要怎樣的音樂現場，利用更具顛覆性的創新對假唱來一場“降維打擊”：
都這年代了，誰還假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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