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陵鳳凰山是觀賞牡丹的勝地，也是馳名中外的‘鳳丹之鄉’。這裡的牡丹與洛陽牡丹、菏澤牡丹齊名，為國內三大名貴牡丹之一，素有‘三分天下春色’之譽。”這段文字，出自教育部審定，人民出版社出版，義務教育教科書九年級美術課本下冊第十五課《寫意牡丹》。銅陵鳳丹，作為牡丹的寫生基地，被遴選中學教材，這無疑是銅陵的驕傲，更是銅陵牡丹的的驕傲。讀者是否知道我省亳州觀賞牡丹在明代中後期也有一段輝煌的歷史？
亳州觀賞牡丹從明代中後期開始引進。明弘治（1488—1505）年間，亳州從山東曹州引種了‘狀元紅’、‘金玉交輝’等8個品種，亳州史志記載正德、嘉靖年間（1506—1566），有薛、顏、李數家“遍求他郡善本移植亳中”，到隆慶、萬曆年間（1567—1620）“足稱極盛”。據薛鳳翔《牡丹史》記載，觀賞牡丹品種已達276種。研究亳州觀賞牡丹，我以為這段輝煌歷史得益於三個人：薛蕙、夏之臣、薛鳳翔。
亳州花戲樓上的牡丹
薛蕙（1489—1539），號西原，祖居亳州城內薛家巷。薛蕙幼即好學，無書不讀，12歲能詩能文。明正德九年（1514）甲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武宗時，薛蕙因為進諫武宗皇帝南巡，受廷杖奪取俸祿，薛蕙引疾辭官迴歸故里。後被起用任吏部考功司郎中。但在明嘉靖初朝中發生“大禮”之爭時，薛蕙又撰寫《為人後解》、《為人後辨》等萬言書上奏，反對皇上以生父為皇考，惹惱了皇上。於是，薛蕙只好辭官迴歸故里作了一個閒人雅士，開在亳州城南置地營建了一片園林，開始在家中種植牡丹。為求各地牡丹名品，他四處尋訪，只要聽聞或訪得新奇牡丹就會不惜重金，不畏路遙，把它移回栽植，辛勤伺弄。薛蕙給自己的這片園林起名“退樂園”。可是沒過多久，就有人質疑他的退樂園，認為退樂即獨樂，引用孟子的話問他：“獨樂樂，與民樂樂，孰樂？”薛蕙聞後，覺得言之有理，同時又怕奸黨利用園名加以利用陷害，於是就把退樂園改為常樂園。從此，薛蕙在常樂園種植牡丹賞樂自慰。當時，與唐寅、文徵明、仇英並稱四大家的沈周，經常來常樂園賞花，他讚美常樂園：“天於清高補富貴，人從草木寄文章”。可見，當時常樂園牡丹已經很有名氣了。到了薛鳳翔的父親薛雨泉的時候，又在常樂園附近闢地10餘畝修建了南園。這南園比之常樂園有過之而不及，園內文石玲瓏，竹樹蔥鬱，牡丹更多。春暮開放，燦若錦華，奇香四溢，引人注目。《牡丹史》講，薛蕙“偏求他郡善本移植亳中，亳有牡丹自此始”。所以我們說，亳州牡丹在萬曆年間迅速崛起，與薛蕙在亳州廣泛收集、率先栽種牡丹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
夏之臣，字一無，明代亳州張村鋪（今亳州利辛縣張村鎮）人，生卒年不詳。明朝萬曆十一年（1583）進士。明萬曆十二年（1584），任河間縣知縣，上任後訪察民情，修堤建橋，築路浚溝，縣民十分愛戴，後以政績卓著，升為監察御史。清《河間縣誌》在“歷代各宦政績”中評價他“殫心竭慮，民皆頌德”。任監察御史期間，為官清廉，不畏權貴。萬曆二十三年（1595），黃、淮氾濫，下游的四陵（今江蘇淮安市）水患十分嚴重。在一次防洪中，他曾冒著被殺頭的危險，力斥風水之說，向當時萬曆帝進言炸水壩，開渠引流，減少水害，後導致淹了朱元璋的祖墳。由於他是個高雅淡泊的儒生，看不慣官場上那套世俗的骯髒交易，又為人耿直，好打抱不平，難免會觸犯封建王朝中那些握有實權人物的利益，後被人所害獲罪入獄。最後還好，釋放歸還故里。自此，他對那種黑暗社會已經心灰意冷，再也不願宦海浮沉了。為此，他拒絕再度出仕，以前輩薛蕙為榜樣，心甘情願地置身於田園之中。道光《亳州志》卷和光緒《亳州志》“人物誌.文苑”載：“明.夏之臣，字一無，以進士任河間（今河北省境）知縣，有治行，縣人祠之。擢御史，出巡湖廣，因掛議旋里，再徵不起。闢園南郊，花木自娛。”南郊這個園子，就是亳州明代萬曆年間的“南里園”。《牡丹史》“南里園”：“夏侍御贊禹，壯年被放，慕考功公為人，遂築園於常樂之右。”又載：“夏侍御繼起，於此花（牡丹）尤所寶愛，闢地城南為園，延袤十餘畝，而倡和益眾矣。”大意是，夏之臣仰慕老鄉、前輩薛蕙的為人，所以在薛家常樂園的右邊建了一個私家花園，“妙選名花”，“時牡丹與晾暑園爭盛”，在夏之臣的影響下種植牡丹的人越來越多。夏氏與眾不同的是，他不僅種植牡丹、潛心研究起牡丹，而且寫了一篇最有影響力的學術性文章，就是在萬曆年間所作的《評亳州牡丹》。
夏之臣在《評亳州牡丹》，中提出“其種類異者，其種子之忽變者也”，較荷蘭植物學家德.弗里斯的“突變”說早300年。夏之臣首次明確提出一個生物學的重大理論——“忽變說”，對一向鮮為人知的花卉品種與類型多樣性的來源作出了科學闡釋。
夏之臣提出的“忽變說”雖言之過簡，沒有達到系統化縝密化的程度，但經實踐證明，其理論符合生物進化的客觀情況。因此，專家說夏之臣是近代科學初創階段生物進化思想的傑出代表和現代突變學說的先驅。其《評亳州牡丹》不僅是對中國牡丹研究做出的最大貢獻，而且在世界生物學發展史上也是一個巨大的貢獻。
薛鳳翔，字公儀，乃薛蕙之孫（薛蕙無後，過繼薛鳳翔之父為子），博學多才，蘭心苣質，由例貢步入仕途，為明萬曆朝鴻臚寺少卿，但為官不久就被解職。薛鳳翔和他的祖父一樣，也是一個不喜為官卻醉心於牡丹的人。祖孫三代都一樣酷愛牡丹，而薛鳳翔尤奇。《牡丹史·序》說他“英年掛冠，葺先人之舊廬，嘯傲其中，庋書萬架，栽花萬本，而牡丹最為盛”。薛鳳翔對於牡丹的更最大貢獻就在於他對牡丹的研究和著述。薛鳳翔對牡丹的研究可謂殫精竭慮，他積三代蒔花之經驗，編撰了《牡丹史》四卷（約成書於1613—1617年），其中有本紀、表、書、傳、外傳、別傳、花考、神異、方述、藝文志，共收錄牡丹276種。薛鳳翔的《牡丹史》內容極為豐富，不僅論述了二千多年牡丹的歷史沿革、奇品異種、蒔花技藝，還有正史外傳、神話軼文、民間傳說、詩詞歌賦，可謂洋洋大觀。
薛鳳翔《牡丹史》
李冬生先生對《牡丹史》點注說：“自南北朝以來，為牡丹撰記、志譜者頗不乏人……但從內容看，似乎都不如薛鳳翔的《牡丹史》記述得詳盡。儘管此書有相當一部分是彙集前人的記載，詩賦，卻不失為一部研究牡丹的較完備的資料。”“他對276種牡丹進行了分類，細緻而又形象地描述了150多個品種的形狀和顏色，總結了牡丹的栽培管理技術，記敘了關於牡丹的軼聞掌故。”真是“每一展閱，不繪而色態宛然，不圃而品倫錯植，雖赤暑玄霜，群芳凋後，亦復香氣襲人，不春而春也”。
薛蕙、夏之臣、薛鳳翔是亳州的達官貴人，他們的影響力是巨大的。亳州當地鄉紳富商、文人雅士競相效仿，在家宅中種牡丹。後來，寺、觀、庵、院等地也相繼栽植，著名的牡丹園就有14處之多，尤其是常樂園、涼暑園、且適園、南園、東園、西院等最為壯觀。《牡丹史》說：“入園縱目。如涉花海，茫無涯際…。”當時，亳州以種植牡丹為時尚，不少人一年四季，均以牡丹為事。春天給牡丹澆水、剪枝、賞花，秋天忙著尋找新品種，給牡丹嫁接，如獲得特異品種秘不外宣。這些，從一個側面反映當時亳州“以花為事，（已）成為風習”。
《牡丹史》序：“花名由人英，人愈英花愈名”亳州明代中後期觀賞牡丹的輝煌，充分證明“人傑則地靈”“人英則花名”， 牡丹興盛的決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牡丹的自身演變。
銅陵牡丹在牡丹界聞名遐邇，藥用、食用、觀賞三者聚於一身，是牡丹諸多品種中產業化最有潛力的佼佼者。銅陵是鳳丹的原產地，有著獨特的後發優勢。如今，銅陵牡丹在外地發展的風起雲湧，全國約有千萬畝。在前有榜樣後有追兵的發展形勢下，銅陵如何保持原產地的優勢，亳州明代中後期的輝煌歷史啟示我們，核心要有一批熱愛銅陵牡丹，喜歡銅陵牡丹，種植銅陵牡丹，研究銅陵牡丹的領頭羊。今日之社會，是薛蕙、夏之臣、薛鳳翔那個時代不可比擬的，銅陵牡丹有政府的重視，主管部門的支持，牡丹種植戶和企業的努力，銅陵市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銅陵“牡丹全產業鏈開發”一定會結出豐收的碩果，與洛陽牡丹、菏澤牡丹“三分天下”有自己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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