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陵凤凰山是观赏牡丹的胜地，也是驰名中外的‘凤丹之乡’。这里的牡丹与洛阳牡丹、菏泽牡丹齐名，为国内三大名贵牡丹之一，素有‘三分天下春色’之誉。”这段文字，出自教育部审定，人民出版社出版，义务教育教科书九年级美术课本下册第十五课《写意牡丹》。铜陵凤丹，作为牡丹的写生基地，被遴选中学教材，这无疑是铜陵的骄傲，更是铜陵牡丹的的骄傲。读者是否知道我省亳州观赏牡丹在明代中后期也有一段辉煌的历史？
亳州观赏牡丹从明代中后期开始引进。明弘治（1488—1505）年间，亳州从山东曹州引种了‘状元红’、‘金玉交辉’等8个品种，亳州史志记载正德、嘉靖年间（1506—1566），有薛、颜、李数家“遍求他郡善本移植亳中”，到隆庆、万历年间（1567—1620）“足称极盛”。据薛凤翔《牡丹史》记载，观赏牡丹品种已达276种。研究亳州观赏牡丹，我以为这段辉煌历史得益于三个人：薛蕙、夏之臣、薛凤翔。
亳州花戏楼上的牡丹
薛蕙（1489—1539），号西原，祖居亳州城内薛家巷。薛蕙幼即好学，无书不读，12岁能诗能文。明正德九年（1514）甲戌举进士，授刑部主事。武宗时，薛蕙因为进谏武宗皇帝南巡，受廷杖夺取俸禄，薛蕙引疾辞官回归故里。后被起用任吏部考功司郎中。但在明嘉靖初朝中发生“大礼”之争时，薛蕙又撰写《为人后解》、《为人后辨》等万言书上奏，反对皇上以生父为皇考，惹恼了皇上。于是，薛蕙只好辞官回归故里作了一个闲人雅士，开在亳州城南置地营建了一片园林，开始在家中种植牡丹。为求各地牡丹名品，他四处寻访，只要听闻或访得新奇牡丹就会不惜重金，不畏路遥，把它移回栽植，辛勤伺弄。薛蕙给自己的这片园林起名“退乐园”。可是没过多久，就有人质疑他的退乐园，认为退乐即独乐，引用孟子的话问他：“独乐乐，与民乐乐，孰乐？”薛蕙闻后，觉得言之有理，同时又怕奸党利用园名加以利用陷害，于是就把退乐园改为常乐园。从此，薛蕙在常乐园种植牡丹赏乐自慰。当时，与唐寅、文征明、仇英并称四大家的沈周，经常来常乐园赏花，他赞美常乐园：“天于清高补富贵，人从草木寄文章”。可见，当时常乐园牡丹已经很有名气了。到了薛凤翔的父亲薛雨泉的时候，又在常乐园附近辟地10余亩修建了南园。这南园比之常乐园有过之而不及，园内文石玲珑，竹树葱郁，牡丹更多。春暮开放，灿若锦华，奇香四溢，引人注目。《牡丹史》讲，薛蕙“偏求他郡善本移植亳中，亳有牡丹自此始”。所以我们说，亳州牡丹在万历年间迅速崛起，与薛蕙在亳州广泛收集、率先栽种牡丹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夏之臣，字一无，明代亳州张村铺（今亳州利辛县张村镇）人，生卒年不详。明朝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明万历十二年（1584），任河间县知县，上任后访察民情，修堤建桥，筑路浚沟，县民十分爱戴，后以政绩卓著，升为监察御史。清《河间县志》在“历代各宦政绩”中评价他“殚心竭虑，民皆颂德”。任监察御史期间，为官清廉，不畏权贵。万历二十三年（1595），黄、淮泛滥，下游的四陵（今江苏淮安市）水患十分严重。在一次防洪中，他曾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力斥风水之说，向当时万历帝进言炸水坝，开渠引流，减少水害，后导致淹了朱元璋的祖坟。由于他是个高雅淡泊的儒生，看不惯官场上那套世俗的肮脏交易，又为人耿直，好打抱不平，难免会触犯封建王朝中那些握有实权人物的利益，后被人所害获罪入狱。最后还好，释放归还故里。自此，他对那种黑暗社会已经心灰意冷，再也不愿宦海浮沉了。为此，他拒绝再度出仕，以前辈薛蕙为榜样，心甘情愿地置身于田园之中。道光《亳州志》卷和光绪《亳州志》“人物志.文苑”载：“明.夏之臣，字一无，以进士任河间（今河北省境）知县，有治行，县人祠之。擢御史，出巡湖广，因挂议旋里，再征不起。辟园南郊，花木自娱。”南郊这个园子，就是亳州明代万历年间的“南里园”。《牡丹史》“南里园”：“夏侍御赞禹，壮年被放，慕考功公为人，遂筑园于常乐之右。”又载：“夏侍御继起，于此花（牡丹）尤所宝爱，辟地城南为园，延袤十余亩，而倡和益众矣。”大意是，夏之臣仰慕老乡、前辈薛蕙的为人，所以在薛家常乐园的右边建了一个私家花园，“妙选名花”，“时牡丹与晾暑园争盛”，在夏之臣的影响下种植牡丹的人越来越多。夏氏与众不同的是，他不仅种植牡丹、潜心研究起牡丹，而且写了一篇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性文章，就是在万历年间所作的《评亳州牡丹》。
夏之臣在《评亳州牡丹》，中提出“其种类异者，其种子之忽变者也”，较荷兰植物学家德.弗里斯的“突变”说早300年。夏之臣首次明确提出一个生物学的重大理论——“忽变说”，对一向鲜为人知的花卉品种与类型多样性的来源作出了科学阐释。
夏之臣提出的“忽变说”虽言之过简，没有达到系统化缜密化的程度，但经实践证明，其理论符合生物进化的客观情况。因此，专家说夏之臣是近代科学初创阶段生物进化思想的杰出代表和现代突变学说的先驱。其《评亳州牡丹》不仅是对中国牡丹研究做出的最大贡献，而且在世界生物学发展史上也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薛凤翔，字公仪，乃薛蕙之孙（薛蕙无后，过继薛凤翔之父为子），博学多才，兰心苣质，由例贡步入仕途，为明万历朝鸿胪寺少卿，但为官不久就被解职。薛凤翔和他的祖父一样，也是一个不喜为官却醉心于牡丹的人。祖孙三代都一样酷爱牡丹，而薛凤翔尤奇。《牡丹史·序》说他“英年挂冠，葺先人之旧庐，啸傲其中，庋书万架，栽花万本，而牡丹最为盛”。薛凤翔对于牡丹的更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对牡丹的研究和著述。薛凤翔对牡丹的研究可谓殚精竭虑，他积三代莳花之经验，编撰了《牡丹史》四卷（约成书于1613—1617年），其中有本纪、表、书、传、外传、别传、花考、神异、方述、艺文志，共收录牡丹276种。薛凤翔的《牡丹史》内容极为丰富，不仅论述了二千多年牡丹的历史沿革、奇品异种、莳花技艺，还有正史外传、神话轶文、民间传说、诗词歌赋，可谓洋洋大观。
薛凤翔《牡丹史》
李冬生先生对《牡丹史》点注说：“自南北朝以来，为牡丹撰记、志谱者颇不乏人……但从内容看，似乎都不如薛凤翔的《牡丹史》记述得详尽。尽管此书有相当一部分是汇集前人的记载，诗赋，却不失为一部研究牡丹的较完备的资料。”“他对276种牡丹进行了分类，细致而又形象地描述了150多个品种的形状和颜色，总结了牡丹的栽培管理技术，记叙了关于牡丹的轶闻掌故。”真是“每一展阅，不绘而色态宛然，不圃而品伦错植，虽赤暑玄霜，群芳凋后，亦复香气袭人，不春而春也”。
薛蕙、夏之臣、薛凤翔是亳州的达官贵人，他们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亳州当地乡绅富商、文人雅士竞相效仿，在家宅中种牡丹。后来，寺、观、庵、院等地也相继栽植，著名的牡丹园就有14处之多，尤其是常乐园、凉暑园、且适园、南园、东园、西院等最为壮观。《牡丹史》说：“入园纵目。如涉花海，茫无涯际…。”当时，亳州以种植牡丹为时尚，不少人一年四季，均以牡丹为事。春天给牡丹浇水、剪枝、赏花，秋天忙着寻找新品种，给牡丹嫁接，如获得特异品种秘不外宣。这些，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亳州“以花为事，（已）成为风习”。
《牡丹史》序：“花名由人英，人愈英花愈名”亳州明代中后期观赏牡丹的辉煌，充分证明“人杰则地灵”“人英则花名”， 牡丹兴盛的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牡丹的自身演变。
铜陵牡丹在牡丹界闻名遐迩，药用、食用、观赏三者聚于一身，是牡丹诸多品种中产业化最有潜力的佼佼者。铜陵是凤丹的原产地，有着独特的后发优势。如今，铜陵牡丹在外地发展的风起云涌，全国约有千万亩。在前有榜样后有追兵的发展形势下，铜陵如何保持原产地的优势，亳州明代中后期的辉煌历史启示我们，核心要有一批热爱铜陵牡丹，喜欢铜陵牡丹，种植铜陵牡丹，研究铜陵牡丹的领头羊。今日之社会，是薛蕙、夏之臣、薛凤翔那个时代不可比拟的，铜陵牡丹有政府的重视，主管部门的支持，牡丹种植户和企业的努力，铜陵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铜陵“牡丹全产业链开发”一定会结出丰收的硕果，与洛阳牡丹、菏泽牡丹“三分天下”有自己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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