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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3年是中国农历癸亥年（猪年），明永历三十七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日本天和三年其实仔细盘点一下就会发现这一年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还真不少：
当年1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军队开始向奥地利进军，奥地利军队在同奥斯曼军队接触后节节败退，7月奥斯曼军队以逼近维也纳并于当月14日完成对维也纳的合围。波兰国王、罗马教廷以及萨克森和巴伐利亚等德意志诸侯向维也纳派出了援军。9月11日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同欧洲基督教各国组成的联军正式交锋，经过15小时的激战后土耳其的炮群被打哑，防线被突破，战至日落时分土军为避免被围歼的命运而撤退。维也纳之战中土军被击毙2万余人、被俘2000余人、被缴获大炮300余门，而这场战役更大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标志着欧洲和奥斯曼土耳其彼此实力对比的此消彼长——在此之前欧洲各国一直在奥斯曼土耳其入侵的威胁下战战兢兢，而此战之后战略优势转到欧洲一边，奥斯曼帝国开始逐渐转攻为守。此战之后的16年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从奥斯曼帝国中夺回匈牙利南部和特兰西瓦尼亚。除了这一影响世界政治格局的重大意义之外，维也纳之战还带来两个副产品：在维也纳被围期间一位面包师在地道中储藏了大量面包，从饥饿中拯救了这座城市，战后他特意制作了一种全新的马镫形状的面包圈以纪念骑兵在此战中的的关键作用，后来这种面包被称为牛角面包；战胜后的欧洲联军在从土耳其人手中缴获的战利品中获得了咖啡，后来这种饮料逐渐传遍了全世界。
当年2月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奉旨出征台湾。六月十四日施琅率领水师从铜山（今福建东山岛）启航，两天后施琅率所率的清军水师同驻守澎湖的台湾郑氏政权的军队交火失利，经过休整后的清军水师于二十二日攻陷澎湖：毙伤郑军官兵1.2万人、俘获5000余人，击毁、缴获郑军战船190余艘。七月初五台湾郑氏政权请降，八月十三施琅赴台受降，至此海峡两岸重归一统。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最后一块奉南明正朔的土地降清，此前一度试图同台湾郑氏政权联合反清复明的李氏朝鲜至此接受了清王朝定鼎中原的既成事实，清初影响中、朝、日三国外交关系的不确定因素消除，东亚地区的国际格局由此大致确定。
当年9月2日康熙皇帝正式设置黑龙江将军，由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升任，驻黑龙江东岸的黑龙江城（爱辉旧城），统辖松花江左岸以北（包括漠河在内至外兴安岭的广大地区），由此加强了对松花江、黑龙江、外兴安岭等地领土的管辖力度。这一举动是针对当时沙皇俄国大举向黑龙江流域扩张的行为做出的，然而这并没能立刻遏制沙俄的扩张野心。新上任的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勒令盘踞在雅克萨等地的沙俄侵略军撤离，俄军不仅不予理睬，反而率兵窜至爱珲劫掠，于是萨布素率军将其击败并将黑龙江下游侵略军建立的据点均予焚毁，使雅克萨成为孤城。
当年10月6日英国人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建立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后来英属北美宾夕法尼亚殖民地演化为美国建国十三州之一的宾夕法尼亚州。
当年11月为给予阿姆斯特丹银行贵金属贸易新的推动力，阿姆斯特丹银行建立了一个凭金银块或硬币提供6个月银行货币贷款的制度，这一制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由此开启了人类货币金融历史的新纪元，阿姆斯特丹也成为这一时期的世界金融中心。
鸿鹄高飞一举万里
1683年的世界，爆发了两场非常著名的战役。一次发生在西方的欧洲，一次发生在东方的亚洲。战役双方的规模与技术水平，都显示出很大的差距，同样也为日后300年里的世界总体格局，埋下了伏笔。
先说机动人心的维也纳之战。这场战役不仅是1683年当中最重要的一战，也是17世纪后期最重要的大规模战役。因为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的胜利与奥斯曼帝国的失败，就是西方彻底崛起而伊斯兰东方文明无力阻挡的标志。
这场战役中，依然没有建立全国性常备军制度的奥地利人，依靠德意志各大诸侯部队的援助与波兰人帮忙，将奥斯曼人西征的节点，永远定格在了维也纳城下。战役中，西方世界在军事科技与战争技艺上的优势，一览无遗。过去的奥斯曼人，经常通过获得西方技术，并依靠自己的举国独裁体制来筹集更多人力。但在1683年，这套模式被证明过时了。
此后的几年里，哈布斯堡帝国将从奥地利开始向东方发起一系列反击。先是匈牙利旧地，然后是巴尔干的塞尔维亚地区。奥斯曼人所能做的事情，仅仅是招架而无力反击。西方经过中世纪晚期开始的军事技术革命与文艺复兴时代的新一轮升级，已经在很多地方成为东方的老师。尤其是在三十年战争以后，日益成熟的职业化军事力量，基本上压制了东方的同行和封建部队。
奥斯曼人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四处开战。一方面将匈牙利丢给了奥地利军队，另一方面面临传统对手威尼斯的反击。当他们的军队在1683年惨败后，威尼斯人也开始了反攻希腊南部莫里亚半岛的战争。在维也纳帮助奥地利人的波罗和更东方的俄罗斯，也会在之后上门找麻烦。让土耳其人可谓是疲于应付。
可以毫不客气的说，如果不是法国人在路易十四时代，拖住了哈布斯堡帝国的主要精力，奥斯曼人可能在这个世纪末就丢掉了整个巴尔干半岛。
当然，让奥斯曼人可以庆幸是，当时他们在东方的传统强敌萨法维波斯人也没有能力来反攻倒算。原因也很简单，经历了之前阿巴斯大帝的强势时期后，波斯帝国的内部开始因为透支而品尝恶果。传统的地方封建势力和中央宫廷找来的客卿之间，矛盾已不可调和。中亚传统商路的持续凋敝，让任何希望靠传统经济模式继续维持强力大帝国的做法，都无法再适用下去。
波斯人就遇到了这样的麻烦。一方面，他们开始无力控制地方和东面阿富汗地区的诸侯。另一方面，他们搞中央军改革所必须依赖的武器都要通过波斯湾的海上从欧洲人那里进口。他们本国的武器制造水平限制，决定了他们必须花费更大的价钱，才能勉强更上技术升级步伐。但这就决定了中央军战斗力的只跌不升。
同样，也由于波斯中央宫廷的衰落，他们对西北边区与周边势力的控制力也在急速下降。曾经他们在西面的对手就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而不用担心其他势力会强到不服从自己。但现在，一个小小的格鲁吉亚山区王侯，就可能需要波斯人花费很大起立去征讨。而他们的中央军，可能有很多就是来自亚美尼亚与格鲁吉亚的投靠者。
此消彼长之下，波斯人的衰退就不可避免。他们将逐步退出世界第一流帝国的舞台，不再成为过去那个可以拖住奥斯曼后腿的重要助力。
在波斯帝国的东方，中亚突厥南下建立的印度莫卧儿王朝，正在享受自己最后的辉煌。著名的奥朗则布立志让他的帝国，控制整个南亚次大陆。在他的帝国已经逐步控制不住阿富汗的情况下，依靠从中亚和欧洲引入的军事技术+印度本土的巨大人力。莫卧儿帝国终于将信德到孟加拉之间的领地，几乎全部征服。
不仅印度本土的王公们无力阻挡他的军队，就是葡萄牙殖民者留在各地的后裔也不得不向他低头。而他的一系列手段措施也非常值得玩味。比如将葡萄牙战俘收入自己的直属部队，让他们承担类似塞尔维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奥斯曼宫廷与波斯宫廷中的军事职责。其次，他也用葡萄牙人做自己的御医。但自己却是非常坚定的穆斯林，大力打压次大陆本土的印度教和新兴的锡克教。
这种由自己本能察觉的危机感，在他晚年到死后不久，引发了莫卧儿王朝的直接衰退。他自己也就成为了这个王朝世系中，最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力君主。他对锡克教的打压，引发了后者同自己信仰的巨大矛盾。他对印度教的破坏，也成为坏名声的主要由来。
还是在1683年，东亚大陆上的清帝国终于消灭了退据台湾的郑氏集团。在郑氏旧部施琅的指挥下，逐步壮大起来的清军水师，在澎湖一战中消灭了郑氏的主要抵抗力量。后者的战船从明末至今就没有获得过提升，反而因为资源困境而规模日益缩减。当水师战败后，岛上的步军还像是当年一样，依靠弓箭和少量的大炮抵抗。失败在所难免。
这场胜利对于清帝国而言，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因为清朝自己就可以通过广州等四个口岸，完成他所需要的对外贸易。台湾的郑氏集团，则因为失去了在大陆的立足点和市场而愈发虚弱不堪。他们也没有很好完成对岛屿控制区的开发，更没有想办法很好的融入南洋各地的新贸易体系。面对清帝国的资源积压，灭亡只是时间问题。而清朝则因此消灭了前明留下的最后势力。
当然，最后将改变世界历史的力量，此刻还在世界的另一头酝酿。国王查理二世，统治着他不稳定的英格兰和苏格兰。虽然以“快活王”著称，但他面临的问题其实非常棘手。时断时续的英国内战，到他为止其实基本消停。但自亨利八世国王以来的议会，就是英国国教占据主导。查理二世希望模仿法国搞的宽容政策，被看做是对天主教的偏袒。这个指控在他的弟弟詹姆斯二世改宗天主教后，愈演愈烈。
查理二世发现，他的国家正被法国和荷兰两股势力控制。前者倾向于天主教，而后者无疑是新教徒阵营的有力支持者。前者也是绝对君主制的新代表人物，后者则是贵族共和体制的长期坚守者。查理二世曾经在荷兰流亡，但在统治时期，选择帮助法国同荷兰开战。结果，赢得第一次英荷战争的皇家海军舰队，在第二次与第三次战争中都表现极差。这就让查理二世的偏袒天主教之名，洗不干净。
1683年，一场针对他的未遂刺杀行动，就被曝光出来。这是他一生努力和晚景的莫大讽刺。
两年后的1685年，查理二世将撒手人寰。他的弟弟詹姆斯二世将继续统治英格兰3年光景，然后在光荣革命中黯然下台。英国就此远离法国、远离绝对君主制与天主教阵营，向着现代社会发源地，一路狂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