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学者对伏羲研究最为精深的，莫过于闻一多。他的《伏羲考》洋洋数万言，所引文献资料可谓搜罗殆尽，并吸收芮逸夫的人类学论文《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常任侠的考古学论文《重庆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的研究成果，把文献资料与人类学、考古学资料融汇贯通，进行综合研究。
《伏羲考》的主要学术价值在于：一、文献资料十分翔实，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方便；二、对伏羲作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新鲜，值得学习。芮逸夫与闻一多的研究结论都以为伏羲是西南少数民族的祖先。现代的西南少数民族，族系不一，而且都经历过漫长、复杂的迁徙、演变过程。而伏羲之名，见于《易-系辞下传》、《庄子内篇-人间世》以及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女娲之名见于《天问》，它们都是先秦资料，可知伏羲神话有十分古远的源头。
近年，笔者在研究良渚文化时发现，举世聚讼的良渚神像，就是伏羲。今试说之。
一、良渚神像“鸟首龙身”
1986年与198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别在余杭的反山、瑶山出土大量玉质礼器。其中有几件刻着人与动物合体的神像。这些神像，以反山第12号墓出土的“琮王”与“王”所刻的形象最为完整。神像头戴羽冠，人面，胸腹部饰有兽面纹，四肢像人的手脚，而脚端有鸟爪(图一)。其中，羽冠、人面、兽面纹作浮雕突出处理，可知是神像的主要部分。有的玉器只刻出这三个主要部分，其它则予省略，有的玉器只刻神像的上部，或下部，或把各部另行组合，分开刻制，这些都是以局部代表整体。例如瑶山出土的三叉形冠饰M7：26，左右二叉皆刻人面与羽冠，中叉刻羽冠与兽面，共刻了三个神像，每个神像只刻其一部分(图二：1)。瑶山出土的三叉形冠饰M10∶6，三个叉仅刻羽冠，下面刻一个大兽面纹，三个羽冠共着一个兽面(图二：2)，可见神像各部分的组合是极其自由的。良渚文化玉琮大多只刻大眼兽面纹或小眼人面纹，或两者的组合，更是以局部(眼)代表整体(神像)，大眼纹与小眼纹都是良渚文化神像的简化标志(图三)。以局部代表整体，是良渚文化主题纹饰最常用的手法。认识良渚文化这种最常用的艺术手法，是我们正确理解良渚神像的钥匙。掌握了这把钥匙，就不会被那繁简十分参差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产生种种穿凿附会的猜想。
研究这个神像的论文已发表不少，关于神像的性质，有祖先神、太阳神、太阳神与祖先神的综合体，有巫骑兽、神骑兽等说。笔者已发表两篇小文，一篇论证此为良渚文化的祖先神(上帝)，一篇与太阳神之说商榷。近来，“骑兽论”颇为盛行，此说既脱离刻纹实际，又脱离人类童年的历史实际。刻纹毫无“骑”的姿势，根据良渚文化的艺术水平，刻出骑的姿势是轻而易举的事。在人类文明早期，其所崇拜的神基本上都是亦人亦兽的“怪物”。当时，祖先崇拜已开始人形化，即开始在人类自身寻找祖先，但又未能摆脱动物图腾的遗俗，于是就出现人与动物合体的神像。这是世界众多民族进入文明时代早期的普遍现象，古埃及遗留下来的人面狮身像，就是一个显例。中国在这方面也毫不例外，《山海经》里的神，几乎全是亦人亦兽、即人与动物合体的“怪物”，各地发现的伏羲女娲“人面蛇身”交尾图，用实物证明《山海经》所记并非虚妄。把人兽合体的神像说成是神人骑兽，是现代人思维惯性在起作用的缘故只要人与兽在一起，就想到骑，而没有想到上古时代的神全部是人兽合体的怪物。
那么，这尊良渚神像是人与什么动物合体呢？关于这个问题，拙文《良渚文化上帝小考》与《良渚文化神像释义》已作出论证，大意如下：《山海经》从不描写神的冠帽，神的头才是介绍的重点，或“人首”，或“鸟首”，或某兽之“首”。因为头比冠帽重要得多。良渚文化神像的冠刻得那么大，那么精，难道真的只为了介绍神的冠吗？神像于不显眼之处露出鸟爪，已暗示羽冠是象征“鸟首”。此神之形状既鸟首，又鸟爪，说明他本得鸟神，是吴越地区传统图腾的遗存。兽面纹装饰在神的胸腹部，胸腹部是身躯的主干，胸腹部饰兽面纹是象征此神为“兽身”。这不是一般的兽，而是神兽——龙。反山出有两种形制特殊的冠状器，所刻神像也头戴羽冠，人面，但颈项以下是盘曲的龙身(图四)，这是神像“龙身”的直接证据。《山海经南次二经》写吴越地区，说其神状皆“龙身而鸟首”，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合若符节。
良渚文化既崇拜鸟，又崇拜龙，两者的关系如何呢？根据太湖、钱塘江地区的历史文化背景，鸟应该是原生的信仰，是图腾；而龙是次生信仰，是图腾以外的新神灵。犹如商民族，到东周时期，其后裔宋人还以玄鸟为自己的始祖，但在商代青铜器中，“饕餮纹”是母题纹饰，“饕餮”是商族新的神灵。据马承源先生研究，商代青铜器的“饕餮纹”是一种龙纹；李学勤先生也认为“饕餮”是龙的一种，良渚文化神像的兽面纹与红山文化的块状玉龙有相似之处。如此看来，良渚文化与商文化都以鸟为图腾，都以龙为新神灵。
良渚神像基本轮廓是人形，说明当时已进入文明时代的早期阶段，已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人性觉悟，企图把人从动物界剥离开来。鸟首与龙身不可等量齐观，鸟是自然物，龙是人造的自然，龙出现较晚，是中国人对自然力的抗争表现，也是人性觉悟的一种表现。鸟首是图腾遗俗，龙身是新的宗教崇拜。前者是出于对历史的怀念，后者是出于现实的需要。现实比历史更重要，因此“兽(龙)面纹”是神像最突出的部分，良渚文化玉琮以饰大眼“兽(龙)面纹”最为多见，犹商代铜器以“饕餮纹”最为多见。
二、伏羲：风姓，人面蛇(龙)身
这尊人面、鸟首、龙身的神，是良渚文化的宗神(上帝)，也就是文献中的伏羲。此说有八条理由：
第一、伏羲风姓，古书无异辞。如《尚书序》旧注：“包羲氏，三皇之最先，风姓”。《帝王世纪》：“庖牺氏风姓也。”古书未见伏羲他姓之说。风字本从鸟。“甲骨文只有从鸟的凤字，没有从虫的风字。甲骨文从鸟的凤字，绝大多数假作风雨之风，因古人以为凤鼓翼而生风，故凤风同字。”伏羲风姓，说明他以鸟为图腾，中国古代风姓部族皆为东部以鸟为图腾的民族。“图腾”是外来词，中国与它相当的是“姓”。“姓”表示血统、种族，它与图腾一样，是不可改变的。姓字从生，“因生以赐姓”(《左传》隐公八年)，《论衡诘术篇》解释说；“因其所生赐之姓也。若夏吞薏苡而生，则姓苡氏；商吞燕子而生，则姓为子氏；周履大人迹，则姬氏。”王充是东汉人，当时已“姓”、“氏”不分，所谓苡氏、子氏、姬氏，按先秦原义，都应改称“姓”，不得称氏。“苡”，《史记》作姒。“燕子”，即燕卵。姬，因巨迹之巨而姓姬。古姬字一般属之韵，有时读鱼韵。例如《列子黄帝篇》“姬，将告汝”，张湛注：“姬，音居。”《庄子达生篇》姬作居。《山海经大荒西经》“吴女巨之尸”，袁珂按：“女巨，《藏经》本作姬。”居与巨古皆鱼韵。姬姓，可能本作女巨姓，姓巨迹也。《后汉书-西南夷传》：“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辶豚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脚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夏因禹母吞苡而姓姒，商因玄鸟遗卵(“子”)而姓子，周因姜女原践巨迹而姓姬(女巨)，夜郎因竹生男儿而姓竹。以上四姓都因图腾而来。已有不少学者指出，姜姓以羊为图腾。抓住各族的姓，就容易找到他们的图腾。伏羲风姓，说明他属东部以鸟类为图腾的民族。良渚神像头戴羽冠，脚露鸟爪。羽冠象征鸟首，鸟是良渚文化的图腾。伏羲的“风姓”与良渚神像的“羽冠”、鸟爪正好对应。
第二，古书记载及各地画像，伏羲皆“蛇身”，或“龙身”，中国自古龙蛇混称，蛇身也即龙身。此外再无别的说法。汉代时候，山东灵光殿壁画有伏羲、女娲交尾图，东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良渚神像“龙身”，也与伏羲对应。
第三，伏羲出生于太湖，本是太湖雷神。《山海经海内东经》：“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则雷，在吴西”。《淮南子地形训》：“雷泽有神，龙身人头，鼓其腹而熙(戏)”。雷泽“在吴西”，即太湖。《山海经》郭璞注引《河图》曰：“大迹在雷泽，华胥履之而生伏羲”。《易系辞传》疏引《帝王世纪》曰：“有大人迹出于雷泽，华胥履之而生包牺”。华胥，古氏族名。《列子黄帝篇》有华胥氏之国。华胥即姑苏。姑字上古音为见母鱼韵；华字上古音为匣母鱼韵。见匣旁纽，同属牙声。既同韵，又旁纽，自可通假。胥与苏也属鱼韵，也可通假。《越绝书》与《吴越春秋》常称姑苏为“姑胥”。故以声韵言，华胥完全可以读作姑苏，此其一；其次，雷泽在“吴西”，华胥氏离“吴”不得太远。《海内东经》是战国时所作，当时吴指姑苏。《列子黄帝篇》说华胥氏之国在“台州之北”。台州在浙东，姑苏在台州之北，方位正合。故以地理方位求之，华胥也可释为“姑苏”。总之，华胥与伏羲，母子二人皆为太湖附近人氏。太湖一带，正是良渚文化遗址最密集地区之一。
第四，伏羲的名字有古越语特点。语言是惰性最大的文化因素，后人可以篡改某些历史情节，却很难篡改语言化石的历史信息。中国上古传说时代人物，其人名特点可分为二类：一、各书称呼统一，用字固定，字义明显，名字即可以反映他的职位、业绩、功罪是非者，如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轩辕氏、黄帝、缧祖、炎帝、蚩尤等。这些名字，甚至这些人，大多为后世杜撰；二、各书称呼不统一，所用之字不固定，字义费解，有的字仅为某人专用，后世不通行，如俊、鲧、共工、尧、舜、禹、少昊、太昊、颛顼、灌兜(丹鸟口殳)等，这些人物大多是真实的，如果这些人名有时两个字，有时一个字，两个字的第一字属鱼韵或其邻韵，则很可能是古越语人名。查古代文献，人名写法最多歧者，莫过于伏羲。伏羲的写法多达数十种，归纳之，第一字有雹、包、庖、炮、泡、邹、句、伏、虑、宓、密等；第二字有牺、羲、虚、戏、虑亏、虑亏等。还有舍弃第一字，只取第二字，再加一个形容词“皇”，如伏生《尚书大传略说》称“戏皇”，《路史》注引《孝经句命决》称“皇羲”，司马彪《续汉书律历志下》称“皇牺”，《文选》扬雄《剧秦美新》称“羲皇”。它们的取舍标准完全一致，皆舍第一字，取第二字，可知伏羲这人名主词是第二字，第一字可以省略，仅“发声”而已。这是古越语人名特点之一。“伏羲”在文献里，第一字变化较多，第二字变化较少。戏古作虑，虑亏是繁构，增添声符“亏”。虑亏是虑亏之误。牺由羲附会而来，所谓“教人取牺牲以供庖厨”(《书序》孔疏)。张楫《字诂》说：“羲古字，戏今字”。可知第二字是基本固定的，不是纯粹的记音符号，取此字可能有特定的含义。“伏羲”人名的第一字，由于仅是“发声”之词，是纯粹的记音符号，无义，故变化特大。但变来变去皆源于上古音的幽部。幽、侯、鱼，古可旁转，是古越语发声词之常见韵部。《路史》说，包羲又作“句羲”，亦曰：“有句氏”(《后纪一》)。现有甲、金文未见包字。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墓出土的秦简，包字与甲骨文句字(前八四八)形近，汗简包字与句字也形近。由于包与句自古形近，不能排除包羲原为句(音gu勾)羲的可能性，如果是句羲，那更是十足典型的古越语人名了。
第五，伏羲的主要功绩是造八卦。《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尚书序》说：“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书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据笔者研究，良渚文化玉琮可能是阴阳思想之萌芽，八卦之滥觞。
第六、伏羲、女娲交尾图盛传古今，他们是中国生殖文化的代表。据笔者研究，良渚文化玉琮三个不可或缺、唯琮独具的器形特征，是生殖文化的“无字嘏辞”。伏羲、女娲交尾图则是良渚文化玉琮器形涵义的注释图。
第七，《山海经大荒南经》“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又“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郝懿行云“《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帝喾次妃女取訾氏女曰常仪’。《大荒西经》又有帝俊妻常羲，疑与常仪及此经羲和通为一人耳。”《大荒西经》“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帝俊妻的名字有四种写法：娥皇、羲和、常仪、常羲。娥、羲、和、仪，四字古皆歌部。其中，娥、羲、仪是同源字，皆源于戈字，更可通假。例如：《诗蓼莪》之莪，鲁峻碑引作羲。《礼记檀弓》“虫羲结于四隅”，《释文》曰“虫羲又作蛾”。《大荒西经》“常羲”，《吕览勿躬》作“尚仪”。上文说过，伏羲的主词是羲，伏(包、虑)字可省，加一个形容词称“羲皇”。同样，常羲(常仪、羲和)的主词也是羲(仪、娥)，“常”与“和”都可省，加一个形容词称“娥(羲)皇”。常羲的名字与伏羲一样，都有古越语特点，常羲很可能是伏羲氏之国的女子，嫁给商族的帝俊。查现有文献资料，唯“羲”能生日月。查现有考古资料，唯良渚文化的始祖神能生日月。“羲和之国”在“东南海之外”。《山海经》尤其是《大荒经》所说的“东南海之外”，应理解为东南沿海一带。这里是良渚文化的主要分布区。羲和是伏羲之女，羲和之国也即伏羲之国。然则良渚文化的始祖神当即伏羲。良渚文化早于商文化，伏羲氏之女嫁给帝俊后，把良渚文化女子生日月的神话带到商文化中去。良渚文化后来在江南消失，商文化是其重要承接者。“殷墟玉器除继承二里头文化的玉器传统之外，更多的继承了良渚文化的玉器品种，尤以纹饰中的兽面纹、云雷纹引人注目”。良渚文化的“饕餮纹”还成为商代青铜器的主要纹饰。这两个东方文化相似性本来就较多，通婚联姻可能更加强了它们的关系。
第八，古书说伏羲“方牙”，说到“方牙”，就扯到八卦占卜。如《路史》卷十《后纪一》说“伏羲氏方牙，一曰苍牙。”注云：“易通卦验云，伏羲方牙，精作易，无书以画事，谓以画卦事为治也……”。对“方牙”，历来不得其解。窃疑原指晚期玉琮的方齿。东汉班固等编撰的《白虎通义文质篇》说：“圆中牙身方外曰琮”。吴大澄《古玉图考》有良渚文化方柱体多节玉琮。吴说：“余所藏古琮，外有刻缘，棱棱如锯齿”。琮是伏羲灵牌，玉琮方牙，容易被说成伏羲方牙。
以上八条，当可证明伏羲是太湖流域的祖宗神，也即良渚文化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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