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音與她的兩個女兒
追尋母親的足跡
飯桌上，醃得清脆爽口的菜心，嚼在嘴裡嘎巴嘎巴的。母親在對座盯著我望了一會兒，突然笑說：“聽你嚼的聲音，真清脆，真好聽!”母親這麼開心，我也忍不住笑了。
母親一向喜歡吃，也喜歡做，更愛做給別人吃。誰都喜歡到她家做客，也喜歡回請她，因為她能評賞出各家菜的優點，能體會主人在廚房的辛苦。她說過一句豪語：“我不在吃上委屈自己！”又說：“吃東西平易近人的人，交朋友也一樣。”
近幾年，母親糖尿病纏身，三餐頓頓得吃藥，每天還要注射胰島素，飲食更要小心控制。吃的樂趣被剝奪，可說是母親晚年的憾事吧！
偶爾血糖降到“接近”標準時，父親就會心疼地說：“晚上咱們帶你媽去外頭吃頓飯吧，你媽最愛吃……”想到這兒，我知道，母親望著我嘎巴嘎巴嚼著菜心，一定打從心底羨贊。
“媽，你也可以吃啊！”我說，“菜心多吃又沒關係！”
“不，不對勁兒。我的牙不好，吃起來不夠‘漂亮’。”
“漂亮”，好一個形容詞兒，我和父親都笑了。生病減少了母親往日的犀利幹練，但是語言仍然那麼生動俏皮。靈活的語言，正是母親作品引人入勝的原因之一。母親天生有一對敏銳的耳朵。小時候，我們常常在榻榻米上，興味盎然地聽她學童年北京街頭的小販吆喝。她的記憶力真好，幾十年前街頭的情景，那聲調、手勢、吆喝的內容，好像一直留在腦海裡。她學著水果小販放下擔子，一手叉腰，一手捂耳朵，仰起頭來，便是一串吆喝，包括產地、味道、價格、名稱都出來了，她說：“那真是意味深長啊！”母親學完了，總不忘分析那些小販吆喝聲中加入的一兩句反映人情世故的話。
1999年的夏天，為了撰寫《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我追尋母親的成長足跡，從南半球的澳洲飛回，踏上了北京——她從五歲起，住了二十五年的地方。
第二天，在祖熾、祖煌二位堂兄的陪同下，由澤寧開車，我們訪問了北京師大附小、當年的春明女中、琉璃廠、晉江會館、夏家老宅、南長街、中山公園、廠甸等地。母親的北京生活都在南城，她的《城南舊事》頓時展現在我的眼前。
永光寺街一號的夏家老宅，是一棟大小有八個院子的平房，但是正院的東面卻有三問坐北朝南的小樓房，母親嫁到夏家後就住在這棟小樓。母親嫁到夏家後就住在這棟小樓的二層。大局改變後，這棟房子被分配給二三十戶人家居住，院子就被動消失，僅剩下才可過人的通道；三間小樓也因年久失修而坍塌無蹤。現在聽說要把這棟住宅拆了改建樓房。
想想當年，與寡母和弟弟相依為命的臺灣姑娘小英子，嫁到有一個公公、兩個婆婆、八個兄弟、三十多口的書香大家庭，會是什麼樣的心情呢？
七十四歲的祖煌煃堂兄記憶猶新，他說：“六嬸（母親）和大家相處得很好，誰對她也說不出一個不字來。她並非逆來順受，卻也不會使人欺負她。她有一套大家庭相處的智慧。等到六叔、六嬸經濟條件好了，就搬出了老宅，他們是夏家兄弟中，第一個搬出老宅的。把六叔、六嬸兩人擱在一塊兒，就是一個字兒——新！”
南長街是他們自組小家庭後住的地方，我就在那兒出生。在《宋媽沒有來》這篇文章裡，母親寫道：“我們在北平的家，小方院當中有一棵大槐樹，夏季正是一個天然的天棚，覆蓋全院。大的孩子在樹蔭下玩沙箱，奶媽（宋媽）抱著咪咪坐在臨街的門檻上‘賣呆兒’。我伏在書桌上，迎著樹影婆娑的碧紗窗前書寫，只聽見疾筆沙沙。寂靜的下午常是在這種環境下度過的。”
五十年後的今天，同樣寂靜的下午，我站在南長街的小方院裡，大槐樹沒了，臨街的門檻還在。我明白了，當年宋媽為什麼老愛抱著我坐在這兒，因為對面就是中山公園的邊門，南、北長街又是一條繁華的街道，人來人往，多熱鬧呀！
1930年，外公最小的弟弟因為抗日，被日本人毒死在大連牢裡。外公自北京去收屍，傷心又生氣，回來不久就吐血，次年一病不起，竟以四十四歲的英年，病逝在北京。算算外公在1922年從臺灣故鄉頭份渡海到北京，在那兒一共住了九年。外公去世時，母親只有十三歲，是家中老大，下面有六個年幼的弟妹，而外婆是個樂天知命、識字不多的舊式婦女。母親在文章中提到：“在別人還需要照管的年齡，我已負起許多父親的責任了。父親去世後，我童年的美夢從此破滅了。”
為了節省開支，外婆一家八口不得不搬離梁家園溫暖的小樓，住進北京南城南柳巷福建、臺灣鄉親專用的晉江會館。在那兒住，不用交房租。那天我和堂兄在衚衕裡穿梭了一陣子，才找到破舊的晉江會館，裡面仍住有幾戶人，但早已不是臺灣老鄉了。
一家八口擠在小小的會館裡，會是個什麼情景呢？後來我在交大宿舍裡問祖煌煃堂兄，他說：“在我的印象裡晉江會館的氣氛很融洽，當時北京的臺灣人社團有它的特殊性，既不屬於北京社團，又不屬於日本人，也不屬於真正的臺灣。住在裡頭的人彼此瞭解，抱得也比較緊，親密團結。我記得林家住的前院有很多花草，屋子裡的燈光老是亮著，家裡有一些說臺灣話的鄉親走動，氣氛很溫暖。”
外婆板橋家鄉的親戚、文壇前輩張我軍的長子，七十四歲的光正表舅在北京寓所回憶當年時說：“愛珍表姑（外婆）個性開朗、活潑、喜歡開玩笑，我們都很喜歡她。當年你外公去世時，北京的臺灣同鄉都很為林家擔憂，但你母親扛起了這個家。後來她的果敢、幹練、包容的性格恐怕就是那時鍛煉出來的。以你母親的聰明才智，是有條件念大學的，但她放棄了普通高中去唸北平新專，為的是一畢業就能出來工作，賺錢養家。”
孤兒寡母留在異鄉，是不是很淒涼呢？不，一點兒也不會。三姨告訴我：“大姐經常在下班時帶些糖炒栗子、坑棗等回來，一家人晚上就圍坐火爐邊，在微弱的燈光下吃著，一點兒也沒有孤兒寡母的悲慼，這都是大姐帶給我們全家的。”母親在一篇文章中也寫道：“抱著一包熱栗子和一些水果，從西單向宣武門走去，想著回到家裡在窗前的方桌上，就著暮色中的一點兒光亮，家人圍坐著剝食這些好吃的東西，心裡盼望著，腳下不由得就加快了。”
母親常說，她最愛看全家人圍聚燈下的畫面，即使那是別人的家庭或是畫報、電影上的鏡頭。
1990年，母親和父親二度來澳洲探望我們。有一天，我帶他們去參觀維多利亞畫廊，那天正是澳洲名畫家佛瑞德·麥卡本(Frederick McCubbin，1885—1917)的畫展。我們一邊參觀，一邊向母親解說。母親在其中一幅《迷途》(Lost)前注視甚久，畫裡是一個小男孩坐在叢林的地上，用手捂著臉哭得很傷心。在澳洲的開拓年代，生活艱苦，父母雙雙打工，孩子乏人照管，很容易迷失在樹林裡。
母親說：“我看了好心疼，真想把他從畫裡牽出來，送他回家！”
她買了一張複製品帶回去。
幾天後，母親從臺北打長途電話來說：“我把那張《迷途》擺在書房裡，每次看著看著眼眶就紅了！”
“媽，那是畫啊！”我笑著說。
“可是你瞧那個年代也真有這種事的啊！”
“對，不止孩子會走失，大人也一樣，不過那是一種自願性的失蹤。”我說，“澳洲自古以來就有一種swagman，這種男人情願風餐露宿，有家不歸，就愛在外流浪。唯一的伴侶就是一隻狗。一旦客死異地，被過路人草草埋葬，墓碑上簡簡單單幾個字：‘他沒有留下姓名’。”
“別說了，我簡直不忍心聽。”母親說，“家是最溫暖的地方，為什麼有人想離開家呢？我可不做這種事兒！我就怕曲終人散，客人走了，看著空蕩蕩的客廳，煙霧在燈下繞著，不知道為什麼我想哭。”
前幾年，母親熱衷學粉蠟筆畫，我一直沒有機會看到她的畫，直到去年過年回臺灣，在母親書房的畫架裡才發現她的一疊畫作，除了少數幾張花鳥外，其他全是“我家門前有小河，後面有山坡”的家園景象。
這是不是就是她常說的，“家是永遠看不厭的。”
黃昏時候，到了琉璃廠。我揹著相機，左手舉著錄音機，右手拿著筆記本，站在那條專賣古董和文房四寶的文化街上，西方遊客如織，一群群青年學子穿過這兒放學回家。“在椿樹上二條，開始了我成為一個北京小姑娘的生活。……清晨起來，母親給我紮緊了狗尾巴一般的小黃辮子，斜揹著黃色布制上面有‘書包’二字的書包，走出家門，穿過橫衚衕。走一段鹿犄角衚衕，到了西琉璃廠……到了廠甸向北拐走一段，就是面對師大的附小了。在晨曦中我感覺快樂、溫暖，但是第一次父親放我自己走去學校，我是多麼害怕。我知道我必須努力地走下去，這是父親給我人生的第一個教育，事事要學習‘自個兒’。”母親在《我的京味兒回憶錄》裡寫道。我彷彿看到那個梳著小黃辮子、閃著好奇的大眼睛、白淨可愛的英子，向我走來……
“以前廠甸到春節總排滿了攤販，後面有座廟，黃鳥叼籤算命的就在那兒。”不知什麼時候祖熾堂兄站在我旁邊說。
“黃鳥叼籤算命！”母親曾說過，她小時候最喜歡在廠甸看算命的指揮小黃鳥叼著命籤給人算命。有一次算命老頭突然指向人群說：“這個小姑娘有個直挺好鼻子，主意大著呢，有男人氣，你們看著，趕明兒能做女校長！”
命運沒讓這個好鼻子的姑娘做校長，卻成了作家林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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