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胜利前夕，发生在东北黑土地上的权力之争，无疑是最吸引国际关注的焦点。对外，美苏日三国的博弈纷争波谲云诡；对内，国共两党在东北的斗争形势日趋激烈。各方势力搅动风云，东北究竟何去何从？
苏联对日宣战
1945年8月8日，莫斯科时间18时，苏军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下达了向中国东北日军进攻的命令。攻击进行4小时后，当日22时，塔斯社奉命向世界发布消息。
莫斯科与中国及日本时差均为6小时，苏联8月8日，也就是中国及日本8月9日。这一震惊世界的军事行动，各国领袖反应各不相同：
- 进军命令下达时不巧赶上了暴风雨，斯大林笑着说了一句：“暴风雨是给日本武士下的。”便叼着烟斗看电影去了；
- 上午便得到苏联通知出兵消息的杜鲁门总统，忍不住内心高兴，午后就此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 东京皇宫内的裕仁天皇正在幻想着一向中立的苏联尽快答应出面向同盟国调停讲和，以延缓或中止美军的凌厉攻势；
- 蒋介石则在绞尽脑汁思虑如何让斯大林降低出兵条件，尽快赶在苏联出兵东北前把条约签下来；
- 毛泽东对苏联即将参战一无所知，常驻延安的苏军情报组对苏联与国民政府的谈判未漏半丝口风。
三天前的8月6日，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投在了日本陆军总部所在城市广岛，帝国大本营的反应仅仅是，“派了以物理学家吉尾西岛博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去广岛研究原子弹爆炸的后果”。显然，原子弹并未撼动日本战争机器的核心部件，却促使了苏联加速进军中国东北的进程。
根据原先的预令，苏军确定于8月11日发起攻击。8月7日斯大林向华西列夫斯基发出训令：外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一方面军务必于8月9日展开行动，因为杜鲁门那句“我们在日本投掷原子弹，迫使俄国重新考虑它在远东地位”的话早已传入斯大林耳中。
战争的残酷法则是，停战前士兵的战靴踏在哪里，哪里便是双方势力范围的分界线。苏军要赶在日本宣布投降前占领东北。
尽管当时美国一些人对投掷原子弹提出异议，但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证实：“总统一刻也不想拖延第二颗原子弹投掷。”在苏军踏进东北的同时，8月9日，名为“胖子”的原子弹投向了日本。
8月10日凌晨，日本裕仁天皇终于发出了乞降照会，照会电文是通过中立国瑞典政府转送美、英、中、苏四国的，并未向日本国内公布，日军仍在抵抗。苏军的凌厉攻势仍在继续。即使日军放弃抵抗，苏军也要占领整个东北，亲手实现对日军的缴械。
8月10日，对中国人说来是个沸腾的日子。狂欢的声浪中有两个人却与众不同，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毛泽东。
重庆的酷暑加上狂欢的热浪使得蒋介石越发焦躁难耐。这一年的6月，美国政府告知他《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并要求他抓紧与苏联就出兵问题展开谈判。苏联出兵是早晚的事，时间表攥在斯大林的手中。
日本投降后，东北统治权力出现真空，能与自己争夺的力量唯有共产党。华北的大部由共产党控制着，而且八路军就在长城附近和离东北咫尺之邻的山东、河北。他要抢在苏军进入东北前，同苏联谈妥一个协议，让斯大林把东北交到自己而不是共产党的手里。
无奈的是从6月末开始，至今谈了两个多月，斯大林价码始终居高不下，尤其即将签订那个条约中赤裸裸的出卖领土条款，使其握笔的手颤抖不已。如今，斯大林竟然在条款未签订的情况下，单方面突然出兵。蒋介石感到斯大林最后通牒的强硬与霸道，后脊梁一阵阵发凉。
延安窑洞中的毛泽东彻夜无眠。苏联对日本宣战，毛泽东一时感到意外。此前，斯大林对美、对蒋的所有交易都对同信马列的盟友中国共产党保密，有时甚至是刻意掩盖。陕北山沟里的毛泽东靠着听广播、看报纸预测到苏联战胜德国后一定会打击日本，但未曾料到如此之快。
此刻，毛泽东可谓一喜一忧。喜的是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于当天上午便起草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里面以兴奋的语气宣布：“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
毛泽东的忧虑正如他后来于1947年12月28日在中央十二月会议上讲的那样：日本投降对我们是个喜事，也是个负担，因为来了蒋介石。从中国革命的宏观角度看，仅仅打败了日本，美国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仍极庞大，也是“革命尚未成功”。而且日本一倒，内战危机空前严重，严峻的形势已经摆在面前。
无数历史证明，领袖所以异于常人，不仅在于常人所不具有的深邃洞察力和预见力，还在于处理与扭转历史进程的巨大胆识魄力与正确战略策略。面对苏联出兵所带来的巨大形势变化，蒋介石与毛泽东将以何种不同的胆魄，分别采取什么战略策略呢？
英雄所见略同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布投降诏书；17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下令放弃抵抗；18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在通化大栗沟宣布“退位”；19日，苏军受降使团的飞机与500多名空降兵降落长春；21日，苏军坦克开进长春街头。缴械后的日军自山田乙三大将以下共52万关东军，在苏军撤离东北后被押往苏联西伯利亚。
日军刺刀下的满洲国随着日军的缴械瞬间便轰然坍塌了，从城市到乡村，东北的政治权力立马出现了若干空洞与间隙，这层层叠叠的权力真空由谁来填补与占领？谁会捷足先登呢？
苏军进攻势如破竹，8月19日，苏军便占领了平壤。23日，苏军先头部队进到了北纬38度线便止步不前了。美苏两国双方有约在先。这是在苏联出兵那一天的临时约定。
8月9日，苏军几个师从中国东北边境转道向朝鲜急速推进，美国人立即出现了担忧。当初，波茨坦会议并没明确美苏两军在占领朝鲜时的分界线，那么苏联红军战士的战靴就可以踏在任意的地方，而距离朝鲜最近的美军还远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冲绳，无论如何也抢不过苏军。
当晚，五角大楼紧急召开会议。总统杜鲁门要求，应当在朝鲜整个地区的作战范围“画一条线”。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要求随行参谋叫迪安•腊斯克的年轻上校：“要在30分钟之内搞出来”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占领界线。30分钟是有限的，沉思片刻，迪安拿起一支红色的铅笔干脆利索地在朝鲜地图上画出了一条直线。这条线和49年前日俄分割这个国家的那条线完全一致：北纬38度线。
让美国人意外的是，斯大林痛快答应了这条界线。事后美国人后悔了：要知道斯大林这么痛快，不如把线往北移动一下，划在39度线上，那样中国的军港旅顺就在美国的势力范围里了。
9月9日，美军从仁川港登陆，撤往南朝鲜的日军第十七方面军立即向美军缴械。停在三八线上的苏军等来了最高司令官名叫麦克阿瑟的美国军队。从此，朝鲜分裂为南北两部分。
白山黑水之间辽阔的中国东北大地，百年来一直处于多事之端。百多年来的东北屈辱发展史在验证“红颜”薄命道理的同时，也确凿无疑地印证了一个说法：“得东北者得天下”，或者说“欲得天下者，必先得东北”。
人们常说，英雄所见略同。在东北的问题上，毛泽东与蒋介石不仅见识相同，连说法也惊人的一致。
毛泽东说：
“
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
蒋介石说：
“
国民党命运在东北。盖东北之矿产、铁路、物产均甲冠全国，如东北为共产党所有，则华北亦不保。
”
毛泽东对他的同事解释说，“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的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只要取了东北，根据地便与苏联、蒙古、朝鲜相接，出现一个“背靠沙发”的局面，从而脱离被国民党四面包围的险境。为此，毛泽东强调，“要准备20到30个旅，15万到20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东北去。”
蒋介石则以“生命线”回应毛泽东的“存亡”之说：“东北是一个比西欧大国还要大的地方，那里重工业占全中国一半以上，是我们民族复兴的生命线，得失影响国际视听和全国的人心。”讲究颜面与国际视听，特别是美国人的看法是蒋介石的一个突出特征。
毛泽东与蒋介石都看到和计划着以东北强大的物质基础为支撑，最终战胜对手的意愿是确凿无疑的。他们共同始料不及的是，东北一旦为一方占有，便会迅速发生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夺得东北的一方挥师入关，仅仅一年就将失去东北的一方彻底打倒了。
日本投降，美与蒋站在了一块儿，这对中国共产党绝对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同宗同脉的苏联共产党的立场就显得尤为重要。
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共中央派遣中社部李士英带着电台去绥蒙边境，与苏联秘密联络，期望取得苏方支持，抢先接管东北。苏方冷淡，没有态度。毛泽东听了李士英汇报后感叹：“他们不相信我们中国共产党会取得胜利，最后解放全中国，这是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力量啊！”
就在蒋介石对毛泽东发出第二封邀请电的同一天，苏共中央8月20日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毛泽东去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并说中共不能打内战，否则民族会遭到灾难，国家有毁灭的危险。正逢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毛泽东感到了一丝冷意。
8月26日，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于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内容公布，规定苏军从日本人手里解放的东三省只能交给国民政府，并且苏联政府给予中国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完全供给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消息传来，毛泽东及他的战友们，尤其是在风风火火闯关东的干部战士们陷入了深深的失望，如同被兜头泼了一盆凉水。
日本投降后，中国大地上政治实力为“三国四方”。显然，强大的美国、苏联与比较强大的蒋介石国民政府坐在了一起，共同面对比较弱小的中国共产党。
尽管蒋介石用人格担保毛泽东的安全，毛泽东会去重庆吗？
斯大林已经用法律约定东三省由国民政府接管，朱德总司令第二道命令中那四支队伍是否继续向东北进发？
苏军会让他们踏过山海关吗？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现今一些人难以理解当年闯关东、争东北之艰难，或认为东北争夺战只是国共两家，实际上是共产党在同国民党及支持蒋的美国和倾向蒋的苏联在争夺；因为斯大林已将东北交给了蒋介石，换取垂涎已久的外蒙古。
或认为争夺战只是军人在战场上的抢夺，实际上是毛泽东、蒋介石、杜鲁门、斯大林几个巨人战略思维的角逐与拼搏。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弱小共产党勇敢地争夺满洲，不仅直接挑战了美英苏等强国的《雅尔塔条约》，同时也是在挑战世界巨头杜鲁门、斯大林的个人权威。
当时，延安也有领导干部向毛泽东建议，苏联虽然没有支持我们，却也没有表示阻拦我们，大家都信仰马列，作为共产党不至于对我们开枪。
毛泽东一直默不作声。他太了解斯大林了。对中国背信弃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说明，为了苏联的利益，斯大林能够将任何他国的利益踏在脚下。
同时，在对待国共两党关系的态度上，斯大林不仅一直将苏联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态之上，而且一直以来看好国民党，瞧不起共产党。
斯大林多次表示，蒋介石是唯一有力量统一中国的人。在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之前，斯大林把亲笔签名的自己的相片寄给了蒋介石。
毛泽东不能保证斯大林为了苏联的利益，把屁股坐到国民党一边，对共产党做出不测之举。
历史进程表明，伟人所以伟大并非所有的判断与决策都事事正确，而是能随时吸纳他人的正确判断，修正自己的思维，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在进军东北、争夺满洲的问题上，刘少奇发挥了重大作用，历史应该浓重记上一笔。
毛泽东赴重庆以后，8月29日，代理主席职务的刘少奇主持中央再次研究东北形势，并于当天向晋察冀、山东分局发出指示：
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和义勇军等名义。只要（苏联）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地进入东三省……山东干部与部队，如能由海道进入东三省活动，则越快越好。
与后来坐着美式吉普卡车、美国军舰与飞机抢进东北的国民党军不同的是，闯关东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几乎没有汽车，甚至连马车也不多，全靠双腿一步一步量着走向东北。
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所领导的这个小块根据地全部人马为1.3万官兵及5个地委书记和2500余名地方干部，分三路向热河、辽宁和吉林挺进。这是接到中央电报后第一支向东北开进的共产党武装。
一支孤军，从冀东一路流血流汗、饥餐渴饮闯进沈阳。正是他们率先挺进关东，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存亡攸关而重大的战略侦察。
1945年9月14日上午，宁静的延安上空突然出现了一架军用飞机。这是事先没有信息和通告的不速之机，哨兵们都握紧了枪，瞪起了警惕而疑惑不解的眼睛——因为这是一架美制道格拉斯却涂着苏军红五星的飞机。
事后，诸多史料在记载这段历史时，几乎都有这个场景的一页：飞机中不速之客带来了影响历史走向的重大消息。
飞机舱门打开了，苏军驻满洲最高司令官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全权代表贝鲁罗索夫上校向朱德总司令递交了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四点声明。
正式通报之外，贝鲁罗索夫还说了两句话：一句对上述声明解释性质的话是，进入沈阳的中共部队公开打出八路军的旗号，会在国际上造成影响，给苏联带来外交上的麻烦。另一句是：“我的上级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不论对总司令个人还是对八路军，均抱有深厚之同情。”
这是同盟军之间表达友情的话语。反应敏捷的朱德马上表示，可不用共产党八路军名义进入东北，并说明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时期开辟的冀热辽根据地包括辽宁西部，理应将这一地区交给中国共产党。
贝鲁罗索夫马上表示同意将山海关及锦州一线交给八路军，还希望中共中央派负责同志去东北与苏军统帅部协调。身为校级军官这样表态，明显是有苏联最高层的授权。
当天下午，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听取汇报同时向重庆的毛泽东汇报情况。晚上，延安的杨家岭、重庆的红岩村13号，千里之外的两地灯光同时彻夜通明。
在杨家岭窑洞中的政治局会议形成两项决议：一是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马上随苏军飞机去沈阳；二是从华中、华北派遣100个团的干部去东北。
对这个“千载一时之机”，刘少奇格外珍惜。9月15日向党内发出通知时，对部队进入东北的方式作了更具体详细规定：“进入满洲边境时，绝不可被红军及英、美、国民党人发现”；“在东北绝不能采用八路军的番号，也不能用共产党的公开名义和红军接洽并取得其帮助” ……
9月17日至19日，延安与重庆的电讯波号猛然多了起来。三天之内，中共中央做出了一系列安排：“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与东北出动。”“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江北。”
9月19日，刘少奇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毛泽东当日即复电赞同，要求新四军在江南的部队北撤，“越快越好，此间已当作一个让步条件，向对方提出。”
根据新的方针，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率领机关及山东5个主力师、18个基干团进入东北。陈毅率领新四军军部及部分部队接替山东。其下属黄克诚新四军3师主力4个旅、3个特务团共35000余人，在师长黄克诚、副师长刘震、洪学智、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带领下，从苏北淮阴踏上征程。
在10万大军闯向关东之际，重庆谈判中的毛泽东提出向国民党让出南方八个解放区以争取国内和平，并通过协定公之于世。蒋介石得意了，历来只知道与政府争地盘的共产党最终还不得不屈服地让出八块地盘吗？
10月17日，毛泽东回到延安在干部会上做报告说：
长江以南各个解放区，不让也得让，争也争不到，何必不慷慨一点让出来呢？算总账没有蚀本，没有吃亏。这个地方失了，那个地方得，失了一寸，得了一尺，还赚九寸。
历史进程多次演绎了这样一个事实，领袖的战略眼界高低，一定是决定胜败的核心因素，策略的高度灵活性则是打败僵化教条对手的关键。
蒋介石陶醉于收入囊中八块解放区时，根本想不到或自傲地不去想毛泽东在“明修栈道”。当共产党10万大军“暗度陈仓”纷纷挺进东北的时候，国民党在东北还没有一兵一卒。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的牌子只能挂在离东北数千里之外的重庆，行营主任只能在重庆一个叫上清寺的地方办公。
李发锁，笔名凡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动迁》、《官司》等多部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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