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蘭，上海大學文學院中文系教授，致力於中西城市文學與文化、中外文學與文化關係、國際旅行寫作、性別與文學等領域的研究。主要著作：《性別· 城市· 異邦——文學主題的跨文化闡釋》《中西都市文學比較研究》《文學中的巴黎與上海》《城市意象：英國文學中的城市》《女性主義批評與文學詮釋》（1999）《外國女性文學教程》（主編）《想象異國—現代中國海外旅行與寫作研究》（合著）《美國印象——1912-1949年中國旅美遊記選編》（編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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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著名作家李輝、著名編輯作家葉開以及資深媒體人丘眉正式發起“返鄉畫像”，呼籲創新“書寫”故鄉。
張新穎、梁鴻、白巖松、梁永安、孫良好、薛晉文、張欣、汪成法、趙普光、譚旭東、趙建國、嚴英秀、劉海明、陳曉蘭、曾英、唐雲、徐兆壽、胡智鋒、辜也平、楊位儉、劉廣遠、呂玉銘、龐秀慧、晉超、張德明、金進、黎筠、武少輝、陳離、葉淑媛等與李輝共同成為《返鄉畫像》首批“返鄉導師”！帶領首批近30所高校學生，共同推動“鄉”裡青年知識分子的報告！
從導師李輝開始，《頭號地標》將陸續推送丘眉與各位導師的對話，以對《返鄉畫像》的作者作出廣泛的書寫指導。
丘眉：您是如何關注到鄉土的題材？
陳曉蘭：大概是90年代末吧，這個學術轉向可以說是中國的現實提出的要求。我走上學術道路的最初十年都是圍繞著性別與文學、西方女性主義理論這些領域做研究工作。90年代初，我從貴州大學碩士畢業後到蘭州大學工作，很快中國開始市場化，生活在地處市中心的蘭大校園，強烈地感覺到這種變化。我住在臨街的宿舍裡，本來很寧靜的一條街似乎一夜之間就搭起了棚屋向社會出租開起了店鋪，晝夜吵鬧，不得安寧。再加上企業改制、下崗女工、高校住房等問題，我越來越覺得，西方的理論、主義，只是書齋裡的事情，是“紙上談兵”，既不能拯救自己，也不能解決社會、生活的現實問題，與中國的現實相去甚遠。我對於自己的學術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產生了深刻的懷疑。我開始從抽象的主義、理論轉向具體文學史和具體的文學文本，並開始關注中國的現實，特別關注知識分子、城市移民、中國的現代性問題。2000年我到復旦大學讀博，很快就去了德國。從西部到上海，再從上海到歐洲，深切地感受“中西”差異，國內東西部發展的不平衡，中國與西方的差異體現在各個方面，從中國最現代的城市到歷史氣息濃郁的歐洲，看到的一切都令人震驚。今天，如果你從上海出國去美國的大都市，基本不會產生所謂的“文化震驚”、“文化休克”的現象。在歐洲所看到的景觀、所感受到的生活，顛覆了我對現代化的想象。很多人認為現代化就應該是像上海、深圳這樣高樓大廈林立、不斷向郊區、鄉村擴張地盤，以高、大為美。歐洲一年間的旅居生活所感受到的完全不同的現代化的圖景，使得我反思中國的現代觀念與這種觀念支配下的實踐。馬克思的故鄉特里爾是德國最古老的城市，富有濃郁的歷史氣息，幾乎感覺不到工業的存在和現代生活的喧囂。而這樣小而美的城鎮遍佈姆澤爾河、萊茵河沿岸。我先後遊歷過歐洲的大小20多個城市，也到過德國的鄉村，這些城市、鄉村都很現代，但同時很好地保留了各自的歷史遺蹟和地方特色，有自己的建築風格和色彩基調，可以看到傳統、歷史、地方性本身就是現代性的組成部分，實際上，每個國家的現代性命定地植根於自己的歷史、傳統，與鄉土無法割裂。自那時，我的研究重心轉向中西城市文化與文學的研究，而且直奔19世紀的英、法，以倫敦、巴黎、上海為焦點，看一看文學怎樣去回應各自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知識分子怎麼介入自己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文學怎樣再現這個改變歷史進程的時代，作家有什麼樣的城鄉經驗、城鄉觀念。譬如左拉，以往國內的研究並沒有從城市的角度思考他的觀念和寫作，實際上，他跟社會的殊異關係、他的批判性、他對底層社會的關注，都與他個人的城市經驗、與他跟這個城市的關係密切相關。實際上，我們熟悉的十九世紀的歐洲作家，如巴爾扎克、雨果、狄更斯、托爾斯泰等等都把城市和鄉村作為焦點思考現代化、思考國家的命運，通過寫作直接參與到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去，以激進的批判形式向世人警示伴隨著現代化出現的弊端和幾代人所付出的代價。
丘眉：中國還來不及批判。
陳曉蘭：中國真正的城市批判是從近代開始的，如晚清小說、20世紀20、30年代的左翼文學、現代派文學對於上海的批判。80 年代以後、90年代以來的城市書寫、鄉土文學表現出對於鄉村的憂慮和對於城市的批判。不論中國作家還是西方作家，儘管關注的重心是現代化、城鎮化，但是關心城市離不開鄉土，你沒辦法脫離了農村去談城市，但是，僅僅以鄉村的眼光、鄉村的價值評判城市、甚至否定城市是不會真正認識城市的。
丘眉：包括他們的生活方式都是一體化，他們是非常的城市化的方式，他們是身在當中。我會通俗地把他們稱為“小資作家”，畢竟還是小資產這樣一種生活方式。
陳曉蘭：一部分人是這樣的，但是，很多作家徹底脫離了他們的階層，他們恰恰是強烈地批判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和中產階級價值觀，雖然他們自己離不開這種生活。左拉也是經歷過移民、貧困又通過寫作進入社會精英的階層，托爾斯泰就更不用說了，偉大的作家都是超越了自己的社會階級甚至民族、國家的利益，站在更高的角度俯看人世，思考普遍的人類命運。如果文學僅僅表達的是小資情調的話，是長久不了的，也只能在小資的圈子裡引起共鳴。
丘眉：東西方整個大的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有重複的地方，但是細節的過程是不一樣的，包括像您說的，這種鄉土介入到中國、或者到上海都是不一樣的。
陳曉蘭：18世紀後期至19世紀的英國經歷的都市化進程，把一個農業國家變成了一個城市國家。譬如像曼徹斯特這樣的工業城鎮，1717年人口只有1萬，1851年時達到40萬，1801年倫敦人口100萬，1901年時為650萬。與英國相比，中國近幾十年間城鎮人口的聚集速度驚人，情況大家都清楚，無須贅言。
丘眉：現在開始提文化復興，太大的角度我覺得也不太有這種可能性。但是因為經濟實力到了一定的階段以後，從他們的需求到城市發展的情況來看，倒是有一點文學介入城市、介入鄉土，在當下掀起一個小小的浪潮，您怎麼看？
陳曉蘭：八、九十年代，王蒙、馮驥才等作家出國，到歐美國家去旅行或參加各種活動，他們已經開始反思現代化問題。他們的海外遊記特別強調文化傳統、民族特色與現代性的關係問題，二者並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關係，歐洲最現代的國家，傳統保留得很好。他們呼籲保存歷史遺蹟、保護地方文化、保護古城、古村。但是，這些聲音太微弱了，沒有被傾聽。九十年代對老城區的改造是繼五十年代之後又一輪的拆舊建新，到現在，有經濟實力的城鎮的舊城區已經改造得差不多了，古郡差不多已變成新城了。如今提倡保護古蹟、保護古城區，地方響應復興文化的號召又開始新建復古建築，知識界、學術界也加入了這個浪潮，各自都以不同的目的以不同的方式參與這場“運動”，相信文學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和作為，書寫地方文化，為民間代言，但是，文學的主題是永遠是人，是一個個活在具體的地方、被地方文化塑造同時也實踐地方文化的活生生的生命個體。文學不僅僅關心風景，更關心生活在風景背後的個人。
文｜丘 眉 出品｜頭號地標
人文指導 | 葉開（中國頂級文學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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