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那些上了年纪的老成都人，爱把旧社会中的“烟毒”、“赌博”、“袍哥”、“娼妓”、“特务”之类的坏事情，称之为“五毒”。五毒给当时的成都究竟带来了怎样的伤害？{成都故事}将在接下来的几期里，向广大的读者们一一道来。
本期，我们就先来讲一讲烟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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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毒之中，首屈一指的要算烟毒，它为害最烈，染上烟毒的人，从吸鸦片起，逐步升级，吃“梭梭”、“吗啡”、“红丸”、“白面”、“海洛因”……，轻则倾家短寿，重则亡国灭种。
烟毒的老名称叫“罂粟”，又叫“米囊花”，最后照译音通称为“鸦片”，这种植物，原产于埃及，公元前四世纪，是由阿拉伯人经过东南亚辗转传入中国，到了明代成化年间，才知道从罂栗果实中，割出白色浆液，干燥成块，用来做镇痛药，清代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大开，葡萄牙人从澳门把鸦片作为合法的药材输入中国，这时沿海就开始有人学习吸食，只需两三次，便能上瘾，数年之间，便辗转流传，到了各省。
四川由于地处西陲，交通不便，风气闭塞，在嘉庆以前，还没有人作为吸食之用（四川通志和各县县志都没有任何有关鸦片的记载），到了道光初年，鸦片由云南流入四川，从那时起，我们成都社会上便开始出现了，以后越来越多，到了嘉庆年间，英国大量向中国输出，一次达四千五百多箱，美国、法国、俄国看见有利可图，便勾结国内奸商，也开始售卖鸦片，每年掠走中国的白银高达四千多万两。
终于到了1840年，英帝国主义在美法两政府的支持下，发动侵华的“鸦片战争”，结果清廷战败，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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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咸丰时朝的君臣文武百官，再也不敢提禁烟二字，有些人主张：不如干脆自己栽种，自己生产，价格低廉，瘾民都吃国产鸦片，外国烟土没销路，自然也就杜绝了。也有人主张，吃烟的都不是什么好人，朝廷可以加重征税，寓禁于罚，增加收入，一举两得，多好啊。还有人认为烟价一贵，有钱人不愿吃，没钱人吃不起，不禁止自己都会自绝的。基于以上的种种主张，咸丰九年，清廷正式下诏公布准许民间吸食、买卖，并和英、美、法等九国公使，在上海订了相关条约，征“进出口货物税”，外来的鸦片，改称“洋药”，国产的改称“土药”。
烟禁大开以后，长江沿岸，田畴中罂粟花开，色彩绚丽，不禁令人回想到李太白的“烟花三月下扬州”，真是巧合。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烟毒不断向西扩展，我们成都平原，也是罂花遍地，华阳、温江区、崇庆、郫县、新都区、双流县、大邑县、彭县、金堂县……到处红红白白，成了罂花世界！同时瘾民人数，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由于四川地处亚热带，日照和雨水充足，种鸦片不占水田，地势条件，极为有利，按当时农作物价值比较，比种小麦利润高出百分之九十，比其他作物高出更多，因此农家都争相竞种。
那时清廷民穷财尽，一切都靠鸦片税来作开支，光绪二十三年，又增加鸦片印花税，每百斤征银六十两，四川年产鸦片二万担，只此一次，即应征收七百二十万两，超过全省一切地丁杂税，到了光绪三十三年，袁世凯又奏请将鸦片税率增至每百斤征银一百两，国家财政枯竭，人民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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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老成都回忆道：从1918年到1935年的十七个年头，都是四川军阀割据时期，前前后后，打了大小四百多次巷战。各个防区主要财源，就靠鸦片收入，在种、运、售、吸的过程中，各种烟税名目之多，世所罕见，有记载的如“烟亩税”、“烟苗金”、“烟苗罚金”、“营业税”、“起运税”、“过境税”、“印花税”、“牌照税”、“红灯捐”、“瘾民月捐”以及数不清的附加税，各防区各自为政，花样百出，举一个很奇特的税名，有一些防区内，农民认为负担过重，便拒不种烟，仍种粮食，结果竟被责令缴纳“懒捐”，懒捐的税率，比粮税高三倍至五倍，还有一些县份规定更妙：凡是种过鸦片的土地，如改种粮食，一年便要上七年的粮税。
防区时代，四川鸦片的年产量是一百二十到一百四十万担（即6-7万吨），据当时可靠部门的资料显示，除中国外，全世界其他各国鸦片年产量总和为一千七百七十吨，中国只是四川一省的产量，就比全世界总和还大几十倍！
有了巨额的产量，瘾民人数也相应的猛增，当时成都有句顺口溜：“只要三人同路行，必有一个是瘾民”，“十户住家人，六家有烟灯”。以往，社会上最多的都是饮食店和茶馆，但有一段时间，成都的烟馆比饮食店和茶馆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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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成都的烟馆分三个类型：
第一类属“豪华型”，专供达官贵人，豪门大贾的需要，著名的有春熙北段的“卡尔登”，锦华馆内的“聊园”，中山公园（现文化宫）附近的“过雨轩”等七八家。其内部房间都是最新设备，富丽堂皇，中西餐之外，还不断供应京苏糕点，有年轻女郎为顾客裹烟，也搞“舒筋捶臂”等按摩服务，歌声笑语，整天不断。
第二类烟馆，档次转低，供中等顾客吸食，一人一榻，有专人伺候吸食鸦片，室内歌女玩童，往来不断，卖小吃的如醪糟鸡蛋、冰糖莲子、怪味鸡块等应有尽有。
第三类烟馆，通称为“售店”，有些在门口挂有“售店”二字的麻布门帘子，有些挂上写明“售店”的白纸灯笼。屋内无窗户，只有两排木板的通铺，通铺上背靠背的距离，摆上烟灯，瘾者都是些下等游民，地痞流氓，偷摸扒窃，一个个瘦骨嶙峋、佝偻驼背，简直是一幅人间地狱图。
除了以上三个类型之外，还有一种游动式的“兜兜烟馆”，提兜人引你到城边地角能够侧卧的地方睡下，便取出已经弄好的烟泡子对灯吸食，照粒数给价，比售店中又要便宜一半。
以上所谈各种类型的烟馆，只容纳瘾民中不便在家里设灯的一小部份人，极大部份都是在家时摆设烟灯，十家人中，就有三四家人经常设置。军政首脑，会商要务，达官贵人，送往迎来，富商巨贾定货成交，恶霸歪人编方打条，无一不是在家里烟灯旁边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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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蒋介石直接指挥四川政权，宣布从这年起，开始执行“六年禁烟计划”，推行鸦片国营专卖，“官督商销”，中央征收税款，地方政府负责禁烟，相互矛盾，相互牵制，把全川一百三十七个县市中的涪陵、宣汉等十个县定为“缓禁县”，其余为禁种县，缓禁县每年减少两个县，五年内减完，做到全川完全禁种。
在全川范围内，进行烟馆和烟民登记，政府发给烟民执照，烟民凭执照到烟馆买烟泡子、烟膏，即在烟馆吸食，执照上注明姓名、每日吸量、按年减少，六年戒绝。这样一来，从此打破了防区时代的封闭状态，在官督商销的政策下，都成了合法化，只要向政府设置的禁烟机构购进，缴纳印花税，就能得到政府的保障和支持，并可任意贩至他地销售。
官督商销政策开始实施后，军阀们的私家银行纷纷站出来，正式插手经营鸦片贩运业务，最为突出的是当时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财政厅长刘航琛等人，指使了当时一个号称为鸦片大王的曾俊臣出头专营鸦片，组建了一个“鑫记商号”，在四川四十九个县设“分庄”，云南、贵州、湖北设分号，一年盈利三百多万元。后来扩大改组为“庆康土行”，把川西坝子的鸦片大量外销。曾俊臣成了亿万富翁，1935至1940年间，还在成都立了一个“特业公会”，把鸦片提为正式行业。
1939年，吸烟人数大量继续增加。就在这个时间，成都市市长杨全宇向上级呈报：成都市禁烟政策业已完成，“已无瘾民”，在群情哗然舆论谴责下，四川省政府不得不对杨全宇的虚报成绩宣布“记大过一次”的处分。民政厅长胡次威目睹当时禁政的混乱局面，他良心未泯，深感内疚，在省行政会议上，作沉痛的讲话，会后对各县县长，写了一封私函，函中有一段非常真实而动人的话：
“……本省一百三十七县市，非必处处有匪，然可断定几于无处无烟，且烟祸之烈，远在匪患之上，彼百万烟民，永堕黑籍无论矣，即以该项消费而论，全省总计需烟土一千五百万两。以目前市价计算，约值二万万四千万元，长此以往，纵以吾川之大，不但有如林之忠公所云：数十年后，无可用之兵，无可筹之饷，且将坐令民穷财尽，国亡种灭而后已，抚往思来，能无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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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0年至1949年的十年中，成都搞贩运烟毒的路线越来越宽，大部份是从西康运来，先集中在雅安，陆续运到成都，要保证烟运畅通，还由驻新津的一个团的军队和双流县一个营，专门负责护运，到了成都后，便运出一部份到上海卖高价。
烟毒运成都后，极大部份都存放在上翔街刘元琼公馆内，1939年一天日机轰炸成都，上翔街中了一个炸弹，把刘公馆烟库炸垮了，烟土四处横飞，几间房屋都变了颜色，附近大批地痞流氓和贪利的贫民，纷纷前往残垣破壁去用刀子刮烟土，人数越来越多，刘元琼听见后，不动声色，也不去制止，到了黄昏时候，他派出军队，把着路口，一—收缴，结果地痞们苦了一天，毫无所得，弄得哭笑皆非。
除了这条运路外，地方恶霸和封建码头的“总舵把子”（袍哥中的当家），手上都掌握得有三山五岳的活跃份子，为他们奔走贩运毒品，主要来源，是西康和云南，一年四季，川流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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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蒋政权已经走到崩溃的边沿，一声炮响，人民从死亡线上复苏转来。人民政府开展群众性的禁烟运动，对种、运、售、吸的人，采取了多种不同的措施，轻重缓急，宽严并用，认真负责，使烟毒的制造和贩运，随着一系列大运动而日趋萎缩。
由于普遍展开群众性的禁烟宣传教育，大多数的瘾民，都主动向政府登记，交出存烟存毒和烟具，自我戒绝，有些无力购戒烟药而进戒烟所的，得到政府免费发药。对于戒烟决心不大的，政府发动群众，召开瘾民和家属座谈会，互相倾谈烟毒危害的严重性，订立戒烟公约。
到了1954年，成都市十几万瘾民，大体上都脱离苦海，重新作人，如果和他们谈起以往的情况，都说：回忆起来，真如一场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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