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百姓安，则国家稳。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新时期必须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那么，如何为乡土中国创造安定有序局面？如何最大限度激发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如何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让乡村治理水平再上一个台阶？听听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们怎么说。
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增强乡村治理凝聚力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乡村社会治理。早在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调研时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指出基层组织建设和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目标就是促进“人与人的和谐”。
“这是执政使命的重要内容，为乡村治理指明了方向。”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陈越良在前不久召开的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研讨会上这样表示。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基层党组织是基层治理的领导者，关系到基层治理的成败，其中农村社区的领导集体是“村委会”。
在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韩鹏云看来，农村基层党组织一方面是党执政能力的具体呈现，另一方面又是农村基层的领导核心。正是由于它的“接点”作用和“最后一公里”位置，各级党组织、相关政策研究部门及其学术界都要对其进行深入研判。
乡村治理如何解决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表示：“我跑了很多地方后发现，我国的制度包括乡村治理体系，其最大优势在于没有完全定型。”既然各地区实践差异很大，那么如何总结经验，形成一个比较完备的乡村治理体系？对此，吕德文表示，我国现有的乡村治理体系有弹性，地方实践也非常有智慧。归根到底，最大的智慧是党组织在发挥着关键作用。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作为乡村振兴标杆县的德清县，发挥各级党组织领导核心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乡村治理打造了新的“红色引擎”。德清县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县以党建引领为核心，通过育好一支基层干部“领头雁”，撒好一把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黄金米”，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纳米”的“党群情”，建立起以村党组织为核心、村民自治组织为基础、村级社会组织为补充、村民广泛参与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多位被采访的专家认为，总结各地治理有效的乡村善治体系经验，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党建引领。这些地方积极探索加强农村基层党建的新思路、新做法，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带领党员群众拧成一股绳，凝聚了乡村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
“用一把钥匙开所有的锁是做不到的”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一环。而当前农村存在着基层党建薄弱、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亟待强化等突出现象。
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富人治村”和“老好人治村”现象凸显。前者集中于东部工业化发达资源密集型的村庄，后者集中于农业型地区、资源匮乏的村庄。二者目前虽然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对村庄的长效治理和基层党组织建设带来的隐患却不容忽视。韩鹏云直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必然要求。然而，在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农业劳动力老化，农村留守老人现象日益严重。农村留守老年人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和盲点问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党办主任牟新渝表示。
此外，当宗族这种传统社会组织在大部分地区均已消退时，我们要不要重建这种社会组织？牟新渝表示，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要同时考虑到党组织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
“中国农村的复杂性决定了难以找到一个统一的模式实现所有乡村的有效治理，用一把钥匙开所有的锁是做不到的。中央文件精神要真正落实，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化、技术化手段来使之落地。”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研究部副教授张林江表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对乡村基层治理现状的科学认识。南京审计大学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教授孙杨指出，当前国内外关于基层治理的研究多侧重理论辨析和案例解剖，因此构建一个覆盖全国、基于大样本抽样调查数据和大数据技术的乡村基层治理指数，有助于全方位、多维度展示我国村级社会治理现状，为今后乡村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研究和政策建议提供坚实基础。
创新机制，激活善治内生力，大力推进农村社会治理
乡村振兴，社会建设须先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
在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协同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吴理财看来，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不仅需要国家制度、政策和资源的供给，更需要乡村社会自身的主动承接和积极配合。为此，必须把社会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首要内容和头等大事来抓。
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社会的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领导作用。在韩鹏云看来，农村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发挥受多种因素影响，核心因素在于基层党组织主要带头人的性质，其行为特征及治理逻辑将对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行为和能力形成关键性影响。
韩鹏云进一步介绍，全国很多地区的协商民主治理创新实践都是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开展的，比如湖北秭归的“幸福村落”、四川成都的村民议事会、江西赣州的村庄建设理事会等，这些创新提升了“能人治村”的效能和合法性。“应当在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主导作用的前提下，积极引导宗族发展。”在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干部李迅驰看来，宗族在夯实乡村基层治理过程中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也是自治、德治的力量之源。李迅驰建议，将宗族作为社会组织进行管理，对其加大支持与引导，让宗族力量在村委会的带领下更广泛地参与乡村建设，能够成为村委会基层自治的有力辅助。
乡村振兴战略是全方位、全局性的乡村发展方案，实施好这一战略，须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上深入着力。对此，浙江省民政厅副厅长江宇介绍，浙江省各级民政部门近年来不断深化乡村治理创新实验，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按照“三有”（有场所、有内容、有人管）的目标要求，努力完善农村社区服务设施，把“三社联动”引入农村社区，助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浙江省湖州市各级党委政府在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大力搭建“三治融合”、治理有效的善治乡村，紧紧抓住村民自身，引导多元主体有序参与自治，奋力践行好“两山”理念样板地。而发源于德清等地的自治、法治、德治等基层治理模式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打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亮丽品牌。德清县通过创新乡村治理机制，调动村庄内生动力，营造了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不断推动乡村治理和服务创新更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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