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在我们这样一个8亿多农村人口的国家，乡村治理不仅是乡村的自我治理、自我发展问题，更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问题。
一、乡村治，百姓安。
“三农问题”的根本就是乡村基层政权散了、乱了，核心是一群不了解乡村的人来治理乡村。毛泽东伟大之处就是以人民为荣，以农民为基，以农民为尊。
城市治理是以法制为主，德治与自治为辅；乡村治理是以自治为主，法制与德治为辅。
“自治、法制、德治”的背后是推动与继承农耕文明的小农经济，保护长达3000多年的乡村自治，稳定小农经济中产生结构，保护土壤与生态，呵护乡村道德与法制的自治关系，最终推动以村支两委为核心的乡村自治。
30多年前，中国没有有机论证，没有绿色论证标准，中国几亿人吃的全是有机与绿色的。今天什么标准都有，有机标准与论证学者专家群体庞大，论证严格，检验严格，结果今天中国人谈食色变，为什么？
传统中国，法律一定需要道义，民主一定离不开自治（自律），农民的法律来自道义，农民的市场一直有乡约民约，这种乡规民约不是一年百年，而是几千年，几千年中国乡村一直是自治与法律兼容。
城市法律为先，乡村自治为先，违背了这个规律，乡村永远看不到希望。我们第一次以“自治”放在“法制”之前，这才是解决“三农问题”之根本，“自治”是方向，方向对了“三农”自然自愈。
乡村自治，乡村治理的基础。
乡村是我国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的特点决定了乡村治理必须以自治为基础。乡村自治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乡村治理的主要方式与关键手段。
第一，这是由乡村主体所决定的。乡村治理主体不仅由政府来完成，还应由社会组织、志愿性团体特别是乡村村民都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来。要切实解决好农民权益保护、农村空心化、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发展滞后、村民自治实践不够完善、乡村治理主体的参与度不高、“城归族”作用充分发挥等问题就必须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
第二，乡村自治要发挥乡贤作用。乡贤是乡村人群中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交往等方面较为突出的一部分人，他们多以退休教师、退休干部、经济富裕人士、宗教界人士及族姓威望之人组成，是乡村群体中精英人士的代表，在乡村发展中起到领头羊、带头人、中介与桥梁的作用。
第三，乡村自治要与国家乡村制度高度耦合。乡村自治不是自由散漫，任意而为，无拘无束，而是要在遵守规则与秩序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乡村治理各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开创乡村治理的新局面。
乡村法治，乡村治理的保障。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
第一，乡村法治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石。在社会治理大背景下，加快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改善乡村法治环境，确保乡村和谐稳定、长治久安、永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乡村法治化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前提。乡村治理由于长期受传统管理方式的桎梏和影响，具有治理目标繁杂、治理任务复杂、治理形势迫切的特点，使得治理法治化的实现更为艰巨。况且，法治化与乡村人情社会的现状相冲突，极易出现新的治理难题。
第三，乡村法治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乡村，“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乡村治理法治化则是全面小康的核心指标。
第四，乡村法治化有利于解决乡村治理存在的不足与弊端。基层民主建设滞后等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法治渠道与手段。一方面，可以使农民利益受损或是受侵害之时不能通过协商渠道解决之时，可以诉诸于法律渠道，以维护其自身的合法利益。另一方面，对农民可能造成的侵犯能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有利于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乡村德治，乡村治理的升华。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单纯依靠法治，构建乡村治理的整体性、稳定性、确定性，困难重重。今日之中国，乡村治理决不能忽视德治。德治在乡村治理体系中起到升华的作用。
乡村治理不但要依赖于乡村自治这个基础，依赖于法治这个保障，还要将德治作为升华。不但要使德治成为政府工作的好帮手，村民利益的代言人，更要使之成为和谐乡村的润滑剂。
其一，注重个人品德、家庭美德、乡村公德的培养。德性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有着一个长期的过程，并受到环境的影响。不但要加强对个体的教育与培养，更要注重不良道德行为的惩治。
其二，注重道德人物的塑造与宣扬。“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对道德人物不但要进行正面的宣传与报道，在不损害其本人的前提下树立道德标尺，还应给予必要的适当的物质奖励。
其三，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坚持以规促德，以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人们提升道德修养与境界。
乡村治理体系格局的形成必须始终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按照既定的治理目标进行，结合我国不同地区不同乡村的具体实际，调动乡村资源，带动乡村地区群众共同朝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乡村而努力。
唯如此，才能真正使自治、法治、德治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各有所长，各尽其能，既相辅相成，相互衔接又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乡村善治格局。
二、源起
2013年，桐乡的法治、德治、自治建设在全国首开先河。桐乡率先推出“法治为要、德治为基、自治为本”的“三治”建设，旨在建立“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法治建设体系，“以评立德、以文养德、以规促德”的德治建设体系，“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自治建设体系，从而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如今，“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28个字已被十九大报告中。
三、新农创乡邻小镇内涵
新农创乡邻小镇，是在现有特色小镇的规划或在共享农庄建设基础上，整合原有产业内容，引进新的产业作为补充，通过新的规划设计，建设多个以融洽的乡邻关系、新型的乡村治理、创新的传统文化为灵魂的乡村生态乐园。
乡村“三治”体现了一种邻里守望、民众自决、社会自治的愿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苏竣说，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是社会基层治理的一次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集成创新，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民群众，实现了政府服务、公民自治、道德共建的有机互动，也实现了法律与村规民约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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