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朝廷在京師開設妓院，並派專人管理。劉辰在《國初事蹟》中記載：“太祖立富樂院於乾道橋……專令禮房吏王迪管領。並沿襲兩宋的酒樓制度，於富樂院之外，又建有十六樓：南市、北市、醉仙、鶴鳴、輕煙、翠柳、淡粉、梅妍、鼓腹、謳歌、來賓、集賢、重譯、樂民、石城、清江，專以處俏酒歌妓者。”
“官妓的迅速擴大很快就誘導出整個社會的狎妓冶游風氣。實際上，明初統治者採取了開放妓院、鼓勵冶遊的政治態度。”雖然明朝有“禁止文武官吏及舍人，只容商賈出入院內”的規定，如《椒園雜記》亦載“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狎妓宿娼有禁，至罷職不斂。”
但對官員招妓俏酒卻沒有禁止，官營妓院等級森嚴無法進入，“文武官吏”便出入等級較低的富樂院，由此，狎妓宿娼的風氣就愈發盛行了。沈德符在《敝帚齋餘談》中記載：
“今上辛巴壬午間，聊城傅金沙光宅以文采風流，為政守潔廉，與吳士王百穀厚善，時過其齋中小飲。王因匿名蠍於曲室，酒酣出以薦枕，遂以為恆。王因是居間請託，橐為充牣。”
由此可見明代官吏的狎妓風氣已蔚然成風。明朝政府有關娼妓業的設置，對整個社會狎妓的風氣產生了深遠影響，政治的腐化敗壞，影響到社會的其他階層。
上位者大多耽於聲色的享樂，荒淫無度，其他官吏更是留戀妓家，導致明代政治的混亂，文人們逐漸喪失對現實政治的熱忱，或是受淫逸風氣的影響，或是面臨政治的迫害而選擇避禍縱情。
最終，明朝的文人選擇了聲色歡愉作為自己縱慾的方式，他們既是狎妓風氣的浸染者，也是狎妓風氣的推波助瀾者，明代中葉以後，娼妓業更為興盛了。
政府禁止官吏狎妓的規定雖未落到實處，但畢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官營妓院的發展，而民間的青樓妓館不僅沒有受到衝擊，反而方興未艾。
隨著工商業的發展，交通便利處出現了許多商業都市，上到富商巨賈，下到小生產者以及販夫走卒各色人等，他們財力有餘，成為了嫖妓狎娼的主力。
同時，原來等級森嚴只承應達官顯貴的教坊也向社會全面開放，朝廷從中抽取稅費，於此出現了官營妓館與民間妓館合流的趨勢。
此外，明朝為了加強對教坊樂籍的管理，對娼妓的服飾有明文規定：“教坊司樂藝，青字頂巾，系紅綠裕恕。樂妓，明角冠，皂措子，不許與民妻……教坊司婦人，不許戴冠，穿措子。樂人衣服，止用明綠、桃紅、玉色、水、茶褐色。徘色長樂工，俱皂頭巾，雜色絛。”
由此可知，明代法律明文限制娼妓的服飾不能與一般婦女的相同，劉辰在其《國初事蹟》中也有類似記載：“太祖立富樂院於乾道橋，男子令戴綠頭巾，不許街道中走，止於道邊左右行。或令作匠穿甲腰繫紅搭膊，足穿帶毛豬皮靴，妓婦戴皂冠，身穿皂楷子，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
從政府對於娼妓服飾的限制便可看出娼妓群體身份的卑微，各個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限制，連服飾都不能隨意自由的搭配。
但到了明代中葉以後，奢靡之風蔓延，逾越禮制的現象越來越普遍，隨著嫖客對娼妓審美要求的提升，娼妓愈發重視梳妝打扮，其所用服飾也開始僭用，並影響到市井民眾。
此後，娼妓在服飾方面的選擇越來越傾向於奢華，不再以樸素、淡雅為主，反而追求鮮華綺麗，巧樣新裁，這種轉變也影響到明代中後期的社會風氣，她們以微賤的身份，贏得了世俗的豔羨與模仿，領導著都市其他女性服裝的潮流，朝野上下，競相追逐奇裝異服。
明代中期以後，全國的娼妓事業以南京為盛，除此之外，各地的鶯花亦為繁盛，如揚州“瘦馬”、大同的“婆娘”，均為舉世豔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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