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檢察機關有監督偵查活動的職能。但檢察官要監督偵查活動，除了應精通法律這門實踐藝術之外，還應嫻熟地掌握偵查技術。前段時間偶遇西部某市檢察院的副檢察長，其恰好分管偵查監督業務。他給筆者講述了一起自己辦理的立案監督案件。該案雖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命案，但也是死了人的大案，在當地影響頗大。筆者將該院副檢察長的講述內容整理記錄如下。
受 案 過 程
2018年2月的一天，偵查監督處處長向我彙報說“有個案子，自己把自己軋死了，家裡想訛別人錢，非說是後面的車撞的，公安機關不立案，家屬不幹，要求檢察院立案監督，控告申訴檢察處前幾天轉過來的，我們都調查過了，同意公安機關的不立案決定，你籤個字就結了。”
我說死了人的案子要慎重。傷害、侵財類案件，只要人活著，就可以把案情講出來，一般不會有太大的冤枉，除非不敢說。可人死不能說話，就需要我們為他們說話，替他們申冤。雖然偵查監督處處長再三解釋說，既調閱了公安機關的卷宗，又去看了現場，感覺沒問題，我還是沒有簽字，並讓他把卷宗抱到我辦公室。我並不是懷疑這個處長徇私枉法，也不是對他的專業水平不放心。在現代社會中，檢察官要想對偵查活動進行監督，首先自己要懂偵查。偵查和審判在理念和原則上的最大區別就是偵查應當堅持有罪推定，而不是無罪推定。對偵查工作而言，有罪推定是一種思維，一種意識，一種方法。要大膽懷疑，但也要小心求證。無罪推定是從保障人權的角度來說的，是一種權利。更準確地說，它應該是審判原則或斷案思維。無罪推定原則上不能簡單機械地向前延伸到檢察環節、偵查環節。檢察官應該“半信半疑”。從經驗和概率上說，偵查終結移送來的案子，絕大多數是辦對了，行為人是有罪的，但也有極少數是錯了，行為人是無罪的。因此，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應核實。
案 情 簡 介
筆錄主要是這麼記載的：死者王某，男，38歲，系臨省某村農民。曾和張某一起開過七八年出租車，因生意不景氣，張某退出合夥後買了輛大貨車，與同村趙某、錢某、孫某等三人一起到我所在市的一家小煤礦拉煤，然後運回老家再賣。大家各開各的車，各賣各的煤，只是結伴而行。跑了幾趟，張某感覺掙錢，就招呼王某賣了出租車，買了貨車也一起拉煤。死者王某與張某等人同屬於一個鎮，但不是一個村，王某隻和張某熟，其他人連王某的名字都不知道，因為只跑了兩天路。
那個小煤礦沒有現代設備，還在用剷車裝煤。煤礦內部的小路只有兩車道，常常是這邊排隊等裝車，那邊裝滿車往外拉。但出事這天由於有輛裝上煤的車壞了，導致兩邊都排起了隊，車輛動彈不得。王某的車和錢某（20歲的小夥子）的車依次排隊等裝煤，張某、趙某、孫某等三人的車裝了煤蓋好遮布也在排隊，恰好是車頭對車頭，幾個人就湊在一起聊天。突然有人喊“溜車了！”眾人一看是王某的車在溜。錢某年輕反應快，三步兩步跳到王某車上，拉手剎，踩腳剎，把車停了下來。只見王某從車下爬了出來，戴著手套，一手拿鉗子，一手拿扳手，只說了一句話“痛，快救我”，就再也說不出話了。幾人趕緊找煤礦主借了輛小汽車，把王某抬上車，礦主的司機開車把王某送到附近的醫院。隨車去的有錢某和張某的兒子（13歲，輟學在家）。出事的時間大約是下午5點多。上述情況是張某、孫某、趙某、錢某的筆錄中記載的。
據醫院值班醫生周某的筆錄記載：“下午6點多，三個人開車送來一個傷者。為什麼說是6點多呢？因為我們醫院6點下班，這幾個人來時醫生都走了，就我一個人在值班。我接診後，司機和一個十幾歲的小孩就走了，只留下一個二十來歲的小夥子陪著。傷者意識清醒，但不能說話，盆腔和大腿粉碎性骨折。我看傷者情況危急，趕緊給他吸氧和輸液，並打電話召集醫生。陸陸續續來了幾個醫生和護士。陪同的小夥子就開始抱怨我們醫院條件差，醫生來得慢，後來提出轉院，要求給他們準備救護車，想轉到他們老家的某部隊醫院，還說那裡醫療條件好。我只好按小夥子的要求轉院。”
接著是救護車上醫生的筆錄。醫生說：“救護車從醫院開出來十幾公里到達高速路口，路口停著一輛小汽車，車內有一名司機和一名五十多歲的人。那名五十多歲的人掏出一沓子錢，數了八千元遞給陪護傷者的小夥子，讓交住院押金用。並告訴小夥子說，他先去煤礦開上車，隨後就趕回老家匯合。通過他們的談話，知道這人是小夥子的車老闆。小夥子接過錢，我們的救護車就上了高速。跑了四五十公里，我告訴陪護的小夥子，傷者病情非常嚴重，再往前跑還要一百多公里才能到部隊醫院，傷者肯定會死在路上。如果現在返回我們鎮醫院，可能還會搶救過來。小夥子同意，我們返回了鎮醫院，可惜最終沒有搶救成功，人死了。”
再後面是錢某車老闆的筆錄。車老闆說：“我下午接到錢某的電話，說一起拉煤的人出事了，他要把人送醫院，車停在煤礦裡，沒法去開。我們拉煤人的規矩是‘人閒車不能閒’，車閒就賺不了錢。我就說我帶司機去開。後來他又打電話說鎮醫院條件很差，傷者又很嚴重。我就說，那就轉院。後來我們就在高速路口碰了面。我沒敢多給他錢，覺得夠交住院押金就行。後來他又打電話來說，人死了，在鎮醫院。我趕過去，就和他一起報了警。至於人是怎麼死的，我不清楚，我是後來才趕來的。”
公安機關經現場勘查和詢問證人後得出結論：王某死亡是溜車所致，系意外事件，不構成刑事案件，不予立案。但死者家屬不服，提出一系列疑問。第一，家屬提出，那天下午接到錢某用王某手機打來的幾個電話，一會說讓他們去鎮醫院，一會說去部隊醫院，一會又說去鎮醫院，後來就聯繫不上了，之後王某死在了鎮醫院。公安機關對此進行調查後，得出的結論是王某的筆錄符合事實。當時的情況確實是先送鎮醫院搶救，之後轉院，途中又返回鎮醫院。後來聯繫不上是因為錢某正在派出所作筆錄，不能接聽電話。
第二，家屬提出，張某等人都說事發時間是下午5點多，而鎮醫院的值班醫生則說傷者是6點多被送來的，家屬開車實地走了一趟，最多15分鐘路程，他們懷疑傷者是被人為放在半路上故意延誤治療而死亡的。公安機關又進一步調查，值班醫生說：“醫院規定6點下班，但平常5點多很多人就走了，因為醫院小，沒什麼病人。那天傷者被送來時，人也都走光了，很可能是5點多。開始不敢說大家都早退，怕得罪人。但如果說這個時間對案件很關鍵，我覺得應該說實話。”公安機關又調查了礦主司機，司機說無冤無仇的，在路上絕對沒耽誤，確實是直接去的醫院。第三，家屬提出，他們到現場看了，路面沒有大坡、大坑，不可能溜車。公安機關又做了現場勘查，認為沒有大坡、大坑，但煤礦內部的小路確實有幾個小坡、小坑，不能排除溜車的可能性。第四，家屬懷疑是小夥子錢某開車撞的王某，因為他有許多毀滅證據的行為。例如，車頭前部有凹陷痕，事後沒多久就更換了前輪胎等。對此，公安機關也進行了調查：車頭的凹陷痕看不出有撞人的痕跡；沒有在車頭提取到死者的生理樣本，比如血液、毛髮等，也沒有提取到死者衣服的殘留物。雖經死者家屬申請複核、複議，公安機關還是維持了決定：王某死亡屬於意外事件，系自己修車時不慎溜車將自己軋死，不構成刑事案件，不予立案。家屬仍然不服，遂把案件材料遞到檢察機關。案 情 分 析
我並不認同公安機關不予立案的決定。首先，詢（訊）問筆錄中看不出辦案民警有一點懷疑，一點點疑問。就是簡單問問“人是怎麼死的？”別人簡單回答“是自己把自己軋死的。”這對於偵破案件是非常不利的。在偵查中，一定要提高警惕，敢於懷疑，善於懷疑，當然之後還要認真收集證據來證明或證偽這些懷疑。其次，死者時年38歲，並且開過七八年出租車，屬於經驗豐富的司機，辦事應當比較老道，犯低級錯誤的可能性不能說絕對沒有，但可能性不大。再次，雖然張某、錢某等人和死者王某是一個鎮的，但不是一個村的，他們的證言不一定可信，因為他們之間有親疏遠近。活人對死者作證，其證言很可能對死者不利。最後，在張某和錢某兩人的筆錄中都有這樣一句話：“我們聊了7分鐘的天。”在偵查中應非常注重細節，不能放過任何蛛絲馬跡。細節對不上是假的，但細節如果特別吻合，往往更是假的。誰聊天還看著表？而且還不是約數，是準確的7分鐘。我認為只有一種解釋：串供。
也許有人會說我的這些分析只是懷疑或疑問，缺乏實實在在的證據。而且，很多事情也沒查清楚。例如，到底溜沒溜車？能否把那輛車送去做檢測？能否做個偵查實驗，看看溜車時能否從人身上軋過去？其實，司法實踐中很多情節是不可能查清的，理想主義行不通。案件到我手上的時候，已經事發好幾個月了，現場早就沒留下什麼痕跡。把車運到外地檢測更不現實。偵查實驗軋人誰願意試試？破案靠證據沒錯，但有時候還要靠推理。實際上，王某死亡案的成功偵破也得益於邏輯推理：小夥子錢某為何要給王某轉院？他說跳到車上剎車，把王某送醫院，這些都無可厚非。當然不能僅靠這些就說錢某撞死了王某。但是，把傷者送到醫院，作為一個善意救助人的義務也就完成了。他不能給王某轉院，因為他沒有這個權利和義務。錢某當時連王某的名字都說不上來。這種過分熱心是不符合常理的，肯定另有原因。那麼，誰有權利給王某轉院呢？醫生有，親屬有。更準確地說是掏錢的近親屬才會提出來轉院。後來，偵查人員也正是順著我提出的“你為什麼給王某轉院？”這一追問，最終突破了案件。
案 件 處 理
那天晚上，我是邊閱卷邊羅列疑點和問題，實際上也是在尋找偵查方向和思路，一直到半夜。我內心最終形成確信：王某的死是錢某造成的。第二天一上班在請示了檢察長後，就約見了市公安局主管刑偵的副局長，併發出了《不立案理由說明書》。我當時的判斷是，這些人不是職業犯，不是慣犯，都是普遍善良的農民，還都是老鄉。當時不知是出於什麼原因，僵到那兒了，都不承認。但幾個月過去了，他們內心肯定非常受煎熬，吃不香，睡不著，人變得很脆弱，更容易突破。
後來的證據表明，王某確實是被自己的車軋死的，但不是由於溜車，而是錢某私自挪動王某的車軋死了王某。當時王某在車下面修車不假，他們排隊聊天也不假，但聊著聊著突然有人喊“有人加塞！”原來前面出現了空檔，有輛小型車貼邊擠到了前面加塞。小夥子錢某趕快上了自己的車想挪車，卻發現前面王某的車不動。他就跑過去，發現駕駛室沒人，鑰匙卻插著，就拉開門打著火往前挪車，不幸把躺在車底下正在修車的王某軋個正著。別人看到了趕緊喊停車，他也感覺到了，從後視鏡裡也看到王某捂著肚子從車下爬出來。接著送醫院、轉院都是真的。後來，王某死了。錢某就和車老闆商量說，一會警察問就說是王某修車時溜車，把自己軋死了。錢某的父親讓張某等人統一口徑都說是溜車。
我當時還有兩點疑問：一是這些人為什麼要聽錢某父親的話？二是車老闆為什麼要聽受僱司機錢某的話？在得到錢某等人供認軋死王某的消息後，我馬上到看守所對其進行訊問。原來，車老闆是外鄉人，在本地做生意，所以不敢得罪錢某。而錢某、張某等人都是一個村的，還都是親戚，抹不開面子，所以聽從了錢某父親的安排。
這起成功立案監督的案件共涉及6人3個罪名：錢某涉嫌過失致人死亡罪，錢某的父親和車老闆涉嫌包庇罪，張某等三人涉嫌偽證罪，影響很大，辦案過程也較為曲折，需要總結的地方很多。我是認可司法最終裁決主義的。在法院作出有罪判決之前，應推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無罪推定是保障人權、保障司法權威的需要，和偵查中應堅持有罪推定不在一個層面上，二者也並不矛盾。一個是外在的法律權利，一個是內在的邏輯思維。日本學者平野龍一說過：“按刑事訴訟程序，檢察官在偵查中有‘司法警察官’的職能，在起訴裁量時有‘審判官’的職能，蒞庭實施公訴時有‘公益辯護人’的職能，刑罰執行時有‘罪犯矯正師’的職能。”具體到司法實踐，檢察官要想履行好法律監督職責，必須具備三種意識和三種能力，即偵查的意識和能力，辯護的意識和能力，審判的意識和能力。如此，才能“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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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人民檢察》
作者|郭雲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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