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有监督侦查活动的职能。但检察官要监督侦查活动，除了应精通法律这门实践艺术之外，还应娴熟地掌握侦查技术。前段时间偶遇西部某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其恰好分管侦查监督业务。他给笔者讲述了一起自己办理的立案监督案件。该案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命案，但也是死了人的大案，在当地影响颇大。笔者将该院副检察长的讲述内容整理记录如下。
受 案 过 程
2018年2月的一天，侦查监督处处长向我汇报说“有个案子，自己把自己轧死了，家里想讹别人钱，非说是后面的车撞的，公安机关不立案，家属不干，要求检察院立案监督，控告申诉检察处前几天转过来的，我们都调查过了，同意公安机关的不立案决定，你签个字就结了。”
我说死了人的案子要慎重。伤害、侵财类案件，只要人活着，就可以把案情讲出来，一般不会有太大的冤枉，除非不敢说。可人死不能说话，就需要我们为他们说话，替他们申冤。虽然侦查监督处处长再三解释说，既调阅了公安机关的卷宗，又去看了现场，感觉没问题，我还是没有签字，并让他把卷宗抱到我办公室。我并不是怀疑这个处长徇私枉法，也不是对他的专业水平不放心。在现代社会中，检察官要想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首先自己要懂侦查。侦查和审判在理念和原则上的最大区别就是侦查应当坚持有罪推定，而不是无罪推定。对侦查工作而言，有罪推定是一种思维，一种意识，一种方法。要大胆怀疑，但也要小心求证。无罪推定是从保障人权的角度来说的，是一种权利。更准确地说，它应该是审判原则或断案思维。无罪推定原则上不能简单机械地向前延伸到检察环节、侦查环节。检察官应该“半信半疑”。从经验和概率上说，侦查终结移送来的案子，绝大多数是办对了，行为人是有罪的，但也有极少数是错了，行为人是无罪的。因此，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应核实。
案 情 简 介
笔录主要是这么记载的：死者王某，男，38岁，系临省某村农民。曾和张某一起开过七八年出租车，因生意不景气，张某退出合伙后买了辆大货车，与同村赵某、钱某、孙某等三人一起到我所在市的一家小煤矿拉煤，然后运回老家再卖。大家各开各的车，各卖各的煤，只是结伴而行。跑了几趟，张某感觉挣钱，就招呼王某卖了出租车，买了货车也一起拉煤。死者王某与张某等人同属于一个镇，但不是一个村，王某只和张某熟，其他人连王某的名字都不知道，因为只跑了两天路。
那个小煤矿没有现代设备，还在用铲车装煤。煤矿内部的小路只有两车道，常常是这边排队等装车，那边装满车往外拉。但出事这天由于有辆装上煤的车坏了，导致两边都排起了队，车辆动弹不得。王某的车和钱某（20岁的小伙子）的车依次排队等装煤，张某、赵某、孙某等三人的车装了煤盖好遮布也在排队，恰好是车头对车头，几个人就凑在一起聊天。突然有人喊“溜车了！”众人一看是王某的车在溜。钱某年轻反应快，三步两步跳到王某车上，拉手刹，踩脚刹，把车停了下来。只见王某从车下爬了出来，戴着手套，一手拿钳子，一手拿扳手，只说了一句话“痛，快救我”，就再也说不出话了。几人赶紧找煤矿主借了辆小汽车，把王某抬上车，矿主的司机开车把王某送到附近的医院。随车去的有钱某和张某的儿子（13岁，辍学在家）。出事的时间大约是下午5点多。上述情况是张某、孙某、赵某、钱某的笔录中记载的。
据医院值班医生周某的笔录记载：“下午6点多，三个人开车送来一个伤者。为什么说是6点多呢？因为我们医院6点下班，这几个人来时医生都走了，就我一个人在值班。我接诊后，司机和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就走了，只留下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陪着。伤者意识清醒，但不能说话，盆腔和大腿粉碎性骨折。我看伤者情况危急，赶紧给他吸氧和输液，并打电话召集医生。陆陆续续来了几个医生和护士。陪同的小伙子就开始抱怨我们医院条件差，医生来得慢，后来提出转院，要求给他们准备救护车，想转到他们老家的某部队医院，还说那里医疗条件好。我只好按小伙子的要求转院。”
接着是救护车上医生的笔录。医生说：“救护车从医院开出来十几公里到达高速路口，路口停着一辆小汽车，车内有一名司机和一名五十多岁的人。那名五十多岁的人掏出一沓子钱，数了八千元递给陪护伤者的小伙子，让交住院押金用。并告诉小伙子说，他先去煤矿开上车，随后就赶回老家汇合。通过他们的谈话，知道这人是小伙子的车老板。小伙子接过钱，我们的救护车就上了高速。跑了四五十公里，我告诉陪护的小伙子，伤者病情非常严重，再往前跑还要一百多公里才能到部队医院，伤者肯定会死在路上。如果现在返回我们镇医院，可能还会抢救过来。小伙子同意，我们返回了镇医院，可惜最终没有抢救成功，人死了。”
再后面是钱某车老板的笔录。车老板说：“我下午接到钱某的电话，说一起拉煤的人出事了，他要把人送医院，车停在煤矿里，没法去开。我们拉煤人的规矩是‘人闲车不能闲’，车闲就赚不了钱。我就说我带司机去开。后来他又打电话说镇医院条件很差，伤者又很严重。我就说，那就转院。后来我们就在高速路口碰了面。我没敢多给他钱，觉得够交住院押金就行。后来他又打电话来说，人死了，在镇医院。我赶过去，就和他一起报了警。至于人是怎么死的，我不清楚，我是后来才赶来的。”
公安机关经现场勘查和询问证人后得出结论：王某死亡是溜车所致，系意外事件，不构成刑事案件，不予立案。但死者家属不服，提出一系列疑问。第一，家属提出，那天下午接到钱某用王某手机打来的几个电话，一会说让他们去镇医院，一会说去部队医院，一会又说去镇医院，后来就联系不上了，之后王某死在了镇医院。公安机关对此进行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王某的笔录符合事实。当时的情况确实是先送镇医院抢救，之后转院，途中又返回镇医院。后来联系不上是因为钱某正在派出所作笔录，不能接听电话。
第二，家属提出，张某等人都说事发时间是下午5点多，而镇医院的值班医生则说伤者是6点多被送来的，家属开车实地走了一趟，最多15分钟路程，他们怀疑伤者是被人为放在半路上故意延误治疗而死亡的。公安机关又进一步调查，值班医生说：“医院规定6点下班，但平常5点多很多人就走了，因为医院小，没什么病人。那天伤者被送来时，人也都走光了，很可能是5点多。开始不敢说大家都早退，怕得罪人。但如果说这个时间对案件很关键，我觉得应该说实话。”公安机关又调查了矿主司机，司机说无冤无仇的，在路上绝对没耽误，确实是直接去的医院。第三，家属提出，他们到现场看了，路面没有大坡、大坑，不可能溜车。公安机关又做了现场勘查，认为没有大坡、大坑，但煤矿内部的小路确实有几个小坡、小坑，不能排除溜车的可能性。第四，家属怀疑是小伙子钱某开车撞的王某，因为他有许多毁灭证据的行为。例如，车头前部有凹陷痕，事后没多久就更换了前轮胎等。对此，公安机关也进行了调查：车头的凹陷痕看不出有撞人的痕迹；没有在车头提取到死者的生理样本，比如血液、毛发等，也没有提取到死者衣服的残留物。虽经死者家属申请复核、复议，公安机关还是维持了决定：王某死亡属于意外事件，系自己修车时不慎溜车将自己轧死，不构成刑事案件，不予立案。家属仍然不服，遂把案件材料递到检察机关。案 情 分 析
我并不认同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决定。首先，询（讯）问笔录中看不出办案民警有一点怀疑，一点点疑问。就是简单问问“人是怎么死的？”别人简单回答“是自己把自己轧死的。”这对于侦破案件是非常不利的。在侦查中，一定要提高警惕，敢于怀疑，善于怀疑，当然之后还要认真收集证据来证明或证伪这些怀疑。其次，死者时年38岁，并且开过七八年出租车，属于经验丰富的司机，办事应当比较老道，犯低级错误的可能性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可能性不大。再次，虽然张某、钱某等人和死者王某是一个镇的，但不是一个村的，他们的证言不一定可信，因为他们之间有亲疏远近。活人对死者作证，其证言很可能对死者不利。最后，在张某和钱某两人的笔录中都有这样一句话：“我们聊了7分钟的天。”在侦查中应非常注重细节，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细节对不上是假的，但细节如果特别吻合，往往更是假的。谁聊天还看着表？而且还不是约数，是准确的7分钟。我认为只有一种解释：串供。
也许有人会说我的这些分析只是怀疑或疑问，缺乏实实在在的证据。而且，很多事情也没查清楚。例如，到底溜没溜车？能否把那辆车送去做检测？能否做个侦查实验，看看溜车时能否从人身上轧过去？其实，司法实践中很多情节是不可能查清的，理想主义行不通。案件到我手上的时候，已经事发好几个月了，现场早就没留下什么痕迹。把车运到外地检测更不现实。侦查实验轧人谁愿意试试？破案靠证据没错，但有时候还要靠推理。实际上，王某死亡案的成功侦破也得益于逻辑推理：小伙子钱某为何要给王某转院？他说跳到车上刹车，把王某送医院，这些都无可厚非。当然不能仅靠这些就说钱某撞死了王某。但是，把伤者送到医院，作为一个善意救助人的义务也就完成了。他不能给王某转院，因为他没有这个权利和义务。钱某当时连王某的名字都说不上来。这种过分热心是不符合常理的，肯定另有原因。那么，谁有权利给王某转院呢？医生有，亲属有。更准确地说是掏钱的近亲属才会提出来转院。后来，侦查人员也正是顺着我提出的“你为什么给王某转院？”这一追问，最终突破了案件。
案 件 处 理
那天晚上，我是边阅卷边罗列疑点和问题，实际上也是在寻找侦查方向和思路，一直到半夜。我内心最终形成确信：王某的死是钱某造成的。第二天一上班在请示了检察长后，就约见了市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并发出了《不立案理由说明书》。我当时的判断是，这些人不是职业犯，不是惯犯，都是普遍善良的农民，还都是老乡。当时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僵到那儿了，都不承认。但几个月过去了，他们内心肯定非常受煎熬，吃不香，睡不着，人变得很脆弱，更容易突破。
后来的证据表明，王某确实是被自己的车轧死的，但不是由于溜车，而是钱某私自挪动王某的车轧死了王某。当时王某在车下面修车不假，他们排队聊天也不假，但聊着聊着突然有人喊“有人加塞！”原来前面出现了空档，有辆小型车贴边挤到了前面加塞。小伙子钱某赶快上了自己的车想挪车，却发现前面王某的车不动。他就跑过去，发现驾驶室没人，钥匙却插着，就拉开门打着火往前挪车，不幸把躺在车底下正在修车的王某轧个正着。别人看到了赶紧喊停车，他也感觉到了，从后视镜里也看到王某捂着肚子从车下爬出来。接着送医院、转院都是真的。后来，王某死了。钱某就和车老板商量说，一会警察问就说是王某修车时溜车，把自己轧死了。钱某的父亲让张某等人统一口径都说是溜车。
我当时还有两点疑问：一是这些人为什么要听钱某父亲的话？二是车老板为什么要听受雇司机钱某的话？在得到钱某等人供认轧死王某的消息后，我马上到看守所对其进行讯问。原来，车老板是外乡人，在本地做生意，所以不敢得罪钱某。而钱某、张某等人都是一个村的，还都是亲戚，抹不开面子，所以听从了钱某父亲的安排。
这起成功立案监督的案件共涉及6人3个罪名：钱某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钱某的父亲和车老板涉嫌包庇罪，张某等三人涉嫌伪证罪，影响很大，办案过程也较为曲折，需要总结的地方很多。我是认可司法最终裁决主义的。在法院作出有罪判决之前，应推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无罪推定是保障人权、保障司法权威的需要，和侦查中应坚持有罪推定不在一个层面上，二者也并不矛盾。一个是外在的法律权利，一个是内在的逻辑思维。日本学者平野龙一说过：“按刑事诉讼程序，检察官在侦查中有‘司法警察官’的职能，在起诉裁量时有‘审判官’的职能，莅庭实施公诉时有‘公益辩护人’的职能，刑罚执行时有‘罪犯矫正师’的职能。”具体到司法实践，检察官要想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责，必须具备三种意识和三种能力，即侦查的意识和能力，辩护的意识和能力，审判的意识和能力。如此，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end
来源|《人民检察》
作者|郭云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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