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初年，名满天下的诗人李白来到了长安城。有一个叫贺知章的官员在唐玄宗面前说，长安新来了一个大诗人，名叫李白，是个天才，无论作诗或写文章，都十分出色。唐玄宗也早就听说过李白的名声，就吩咐贺知章通知李白进宫。
李白进宫朝见那天，唐玄宗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于前，亲手调羹”。当皇帝问到一些当世事务时，李白凭借自己过人的学识及长期对社会的观察，胸有成竹，对答如流。
唐玄宗大为赞赏，随即令李白供奉翰林，草拟文告，陪侍皇帝左右。从这以后，每有宴请或郊游，唐玄宗必命李白侍从，利用他敏捷的诗才，赋诗纪实。虽非记功，也将其文字流传后世，以盛况向后人夸示。
一天，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去花园赏花，杨贵妃非常高兴，想找人作诗助兴。 这时，唐玄宗想到了李白，认为他是最适合的人选。可是李白生性高傲，对当时官场上的腐朽风气十分看不惯，更不想摧眉折腰侍权贵。当听到唐玄宗让他进宫为杨贵妃作诗的消息后，李白并没有理会皇帝的命令，而 是上街喝酒去了。
太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一个小酒馆的门口找到了李白。此时的李白已经喝得酩酊大醉，根本不明白太监们说的是什么。太监们找来了一盆水泼在他的头上，依然没有任何效果，于是就把他抬到了皇宫里。见了唐玄宗，李白才稍微清醒了一点，他挣扎地从地上站起来行了一个礼，而唐玄宗也没有责怪他，只是催促他快点写诗。
这时候，太监慌慌忙忙地把笔墨纸砚备好，让李白坐下。李白睁开迷离的醉眼，含含糊糊地说:“我现在已经醉得不行了，希望陛下允许我不拘礼节，才能把诗写好。”唐玄宗说:“不用拘于小节，你只管写就是。”
李白将茶杯里的水倒在手心，往脸上一抹，好让自己清醒清醒，然后拿起毛笔，摆了个架势刚要落笔，突然又想起什么来，伸出一条腿对站在一边的高力士说:“劳驾公公帮我脱去靴子。”
“简直是岂有此理!”高力士平时仗着皇帝的宠爱，在朝臣面前作威作福，现在一个小小的翰林学士居然命令他脱靴，简直气昏了。但是皇帝和贵妃此时正在旁边等着李白写诗，如果让皇帝扫兴,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于是他强忍怒气，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说:“唉，真是喝醉了酒，拿他没办法。”说着,就跪着给李白脱了靴子。
李白这才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写下了《清平乐词》赞美杨贵妃和牡丹花，诗句优美清新，唐玄宗和杨贵妃高兴极了。
别看高力士虽然只是个太监，但在当时可是个鼻孔朝天了不得的人物。李白借着醉意让他为自己服务，这招看似高明，实则有些冒险，高力士岂是一个随便让人耍的呆子!
一次，高力士听到杨贵妃吟诵李白的《清平乐词》，便故意装作吃惊的样子说:“我原以为贵妃无端受了李白的侮辱，一定对其恨之入骨，没想到竞如此喜欢这首诗!”杨贵妃不解地问道:“李学士的大作有何不妥?”高力士冷笑道:“诗中有‘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两句，正是以飞燕比拟娘娘，可见其存心不良。”杨贵妃听后，当即变了脸色。原来汉朝宫廷里的赵飞燕，乃歌女出身，后来虽然立为皇后，但作风不正，还是被贬为了庶人。加之唐代妇女以丰满为美，杨贵妃更是一个胖美人，而汉代妇女自赵飞燕始，以纤瘦为美，汉成帝生怕大风将赵飞燕吹走。还专为她建了一座七宝避风台。杨贵妃受高力士挑拨，认为李白作诗嘲讽自己体形偏胖，不由得忌恨起李白来。
从这以后，唐玄宗几次想提拔李白，都被杨贵妃阻止了。
高力士为李白脱靴这件事被记载在野史里。野史是相对于正史来说的一种史书，指中国古代那些私家编撰的史书，是一种个人修史行为，与官修的正史不同，是对正史的补充和存异。但为何会出现正史和野史两种史学现象，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在古代中国，正史和野史的界限比较明显，常常以正史为正统，认为正史更可靠，更具有权威性。这在世界史上，还是比较独特的一种史学现象。之所以会出现正史和野史两种修史方式，与中国古代的政权统治特性有关。在封建集权制的权力背景下,政权的统治者往往会凭借专制权力，干预史书的编纂，控制本朝史书的著录，要求史书的编纂工作必须纳入统治者的管理范围，要修所谓的正史，以防出现对权力构成威胁和不利的历史内容出现。这种情况下，很多野史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野史常常是民间人士秘密所著，不像正史那样要经过官方多层审定、雕饰、润色和增删,而是一种原始的史料,更具有原始性和真实性。
野史中所写的人物和事件，大多是真人真事，不像(史记》《汉书)等记传史书那样，以帝王传记为纲领，由宫廷史官记录。野史的记录对象比较庞杂，任何身份和地位的人都可以成为被记录的对象。这一特点大大提高了野史的价值，使野史成为不可替代的一种史学资源，其对正史的补充和存异，更有利于揭示历史的真相。
閱讀更多 野聞趣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