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圖與文中人物無關
王金洲
我在長廣煤礦報社參加工作不久，一位老人寫稿送進我的辦公室。
他的腦袋大又圓，脖子要費勁找，才能斷定他也是有脖子的。個矮，肚子大，像十月懷胎的孕婦。我拚命忍住才沒笑出聲。他離去後，我看了稿子，對老人肅然起敬。
老人叫張永苞，當時已離休。他何時參加革命，我至今也未弄清楚。只知三大戰役後解放軍揮師南下，接管國民黨政府的長興煤礦，他已是軍方工作人員之一。他和長興煤礦總經理吳京有交情，後來我去北京學習，他寫一信叫我捎給吳京。我跟吳京本無緣，只因張永苞託我捎信，我和全國政協常委吳京成了好朋友。
論資歷，長廣沒幾個能與張永苞比肩。長廣煤礦番號都無時，他已是浙江煤礦籌備處負責人，當時的辦公地點還在杭州市梅花碑。他離休了、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卻沒有去城市定居。當時的領導退下來、同時又是離休待遇的，根據本人意願，單位出錢購房。這些領導有去上海、杭州、寧波、湖州等地定居。張永苞一直待在公司所在地牛頭山，住著兩間陰溼的磚瓦平房。我曾經問過他，為何不去城裡居住？他說去城裡生活不方便。我心想真傻，城裡生活怎麼會不放便？至少享受單位購房待遇是一大實惠。
八十年代末，我和他相遇湖州汽車站。他一臉風塵，回了趟山東老家，返回坐車去上海，再從上海坐車到湖州。他已經坐幾十小時的車，還要坐車返回長廣。那時坐長途公交，座位都靠搶。他已經七十歲，顯然不會去搶。我年輕但又搶不過人家。車上除了我，誰也不知道他是老革命。那時也沒有給老人讓座的習慣。我覺得很慚愧，替一車人慚愧。
這時，我對他說了一句話。
我說∶“我在湖州做了個手術。”
事後我反覆地回味自己這句話。得出結論∶我是想告訴他，儘管他是老革命，我沒有給他搶到坐位，也是有原因的。
我為這句話悔青腸子。
張永苞伸出一隻有力的手，不容分說地搶走我肩上的包，背在他自己肩上。他未問我做什麼手術，卻執意要替我揹包。我年方不到三十，怎敢讓老革命替我揹包？但我要不回包，手伸過去一次次被他搪開，他的神情告訴我∶你動過手術需要照顧。
我臉紅心跳，羞得不敢面對他。很想向他坦白，我只做割痔瘡的小手術，不配你老革命為我揹包。
他一路站著，揹著我的包，近三小時下車才把包還我。
事後我跟同事說起，同事大驚失色∶“張永苞是老革命。他為你揹包，你是什麼級別？”我說∶“我屁個級別也沒有。”暗想罪過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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