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秉衡
鴉片戰爭以降，一批晚清的官員與讀書人逐漸看到一個千瘡百孔的清帝國步履維艱，他們倡導“經世致用”，他們從自身所受的儒家傳統教育中尋找濟世的方案，所以他們關注於漕運、鹽政等，認為這些問題是濟世的鑰匙。其中晚清名臣李秉衡（1830-1900）算是其中的一位，若按二十四史的寫法，他能被歸入循吏，能算百姓心中的清官。他雖然不是進士出身，由太學生報捐知縣，但在歷任州縣期間，他為官廉正，時稱“北直廉吏第一”。他所關注的，也是厚厚的二十四史中的清官們一貫關注的領域。
李秉衡不僅在生活中一直躬行節儉的原則，在為官時也處處勤儉持政，精簡機構，反對大興土木。在1896年朝廷要修整圓明園等處時，他上折說：“今天下財力竭矣，借款至二三萬萬之多，攤還至數十年之後。此時刻意撙節，如沃焦釜，捧漏卮，憂懼不及，安所得艱難之帑項作不急之工程？譬猶久病之人元氣虛弱，培養之不暇，其可縱嗜慾以耗之也哉！”直言進諫奮不顧己，這一點，有幾成的官員能做到？他不光勤儉持政，還很注意賑災恤民。他歷任知縣、知州、知府、按察使、巡撫等地方官，從許多奏摺、方誌中，我們都可以看到李秉衡賑災救濟的事蹟，他甚至還能注意到戰爭造成的救濟的需要。寧津縣歲貢生於春華在《李公德政碑記》中寫道“民之望公如望歲焉，如望慈父母焉”，他達到了成為百姓心目中的愛民如子的父母官的目標。這與其胸中儒家的“仁”是一致的。成為愛民如子的清官，這一點，在晚清有幾成官員能做到？
李秉衡故居
李秉衡在1894-1897年的山東巡撫任上對漕運與治黃傾注了大量的心力，效果也十分顯著。這是清代山東巡撫因為地緣關係必須關注的兩件牽動國家的大事業，而李秉衡這方面的工作特別突出。他經常前往治黃第一線，幾乎每次都要吃住在工地幾個月，這在歷任山東巡撫中極為罕見。所以在他任職山東期間，黃河無大的水患發生。而繼任的張汝梅在1898年任職期間就發生了特大黃河洪災，恰恰因為張汝梅對治黃沒有足夠的重視，整個夏天沒去堤壩一次。
由於深受儒家傳統思想的影響，李秉衡還特別注重整飭吏治、舉薦人才。他認為“天下之治亂，視乎百姓之安危；百姓之安危，視乎守令之賢否”，所以他對“吏治之舉廢，人品之清濁，無不隨時考察”。在他的努力下，其治下吏治較為清明。這在潛規則橫行的官場裡，有幾成官員能做到？
假使他不生在晚清而是其他任何一個封建王朝，他都是一個沒有爭議的清官，在人治為社會需要的歷史階段中，他絕對能做出無愧天地的事業。可惜時代變了，中國正在經歷一場“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他的某些堅守恰恰成為自身悲劇的種子。
李秉衡故居
李秉衡與義和團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首先，義和團在山東的發展與李秉衡的縱容有關。甲午戰爭爆發後，李秉衡就被起用為山東巡撫。他一直堅持傳統的排外態度，使義和團勢力迅速發展，後來終因鉅野教案中德國的壓力而被罷職。其次，在義和團勢力迅速擴大之後，他在求戰與求和的統治集團內部鬥爭中，毫不猶豫地主張“義民可用”。當時，湖北巡撫于蔭霖兩次建議朝廷起用李秉衡，稱其於直隸、山東做官時，深得兩省民心，為眾人所佩服。于蔭霖認為皇太后、皇上應“電招李秉衡迅速入都，畀以幫辦武衛軍事權，必於大局有補，不勝悚迫”。可見許多人都希望李秉衡出來收拾殘局，因為他的卓著政績，因為他在中法戰爭中的出色表現。於是他作為排外的頑固派中最優秀的一員被委任督師京津，直接與外國軍隊作戰，保衛首都。當他“出京之日，人見其以紅布冪首，短衣紅帶，一如大師兄裝束”，是怎樣的迷信義和團並且信心百倍，難道裝神弄鬼真的能打敗西洋的先進文明？當他見敗局已定，懷著“寧為國而捐軀，勿臨死而縮手”的信念飲金而死時，又是怎樣的悲哀，難道支持義和團真的是能成功救國的救國之方嗎？與義和團並肩對抗八國聯軍失敗後的自殺真的能算是“為國捐軀”嗎？
李秉衡的這種結局，並非造化弄人，卻是緣於自身。他在太多地方顯示著保守頑固的本色。他力阻近代工礦交通事業，極力反對文教方面的西學。他對漕運上心，竟然是為了不用新式的鐵路來取代運河。開礦、鐵路影響風水，“改驛歸郵”能夠節約費用他也表示大大的反對，乃至於還要反對紙幣。他還崇拜“西學中源”說，認為，“夫中國之所以維持於不敝者，以有聖人之教耳。自堯、舜、湯、文以至孔、孟，所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正人心而厚風俗，非此莫由”，“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夷狄，而在奸民，不在貧弱，而在亂臣賊子，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可見他完全不明白現實形勢，也不去觀察，只是從古書中找原因。僅僅節儉就能挽救日落西山的清帝國嗎？難道不走改革辦洋務的現代化之路中國能走向獨立富強？
李秉衡故居室內陳設
在外交上，他在中法戰爭中有極大的功勳，是“奪取鎮南關到諒山大捷的奠基人”，在甲午中日戰爭中也發揮了自己的作用（對於李秉衡在甲午戰爭中的功過，學界尚有爭論）。但是他完全不覺得軍事只是一種手段，在處理各個教案上，在參與中法勘界中，在反對《馬關條約》時，總帶著一種不知來自何處的自大與不分青紅皂白的仇恨。從泰安教案、新泰教案、兗州教案、蘭山教案到鉅野教案，李秉衡本欲通過反教來壓制並驅除山東的洋教勢力，結果一次次地並沒有消滅教會的勢力，反而在鉅野教案中差點釀成德國侵華佔膠澳的口實。鉅野教案後，德方要求“山東巡撫李秉衡革職，永不敘用”。一番討價還價之後，終於刪去了“永不敘用”。本已被擢升為四川總督的李秉衡，正在山東等待交卸，結果連降兩級，日後不準再蒞大員之任。
凡此種種，都向我們展示著李秉衡的性格。一方面，他是個好人。他生活儉樸，衣著樸素，長年不修官宅，住在草房裡；他性格剛正，在冀州任上，“部吏挾案例求金，悍甚。公笞之，百吏逃歸”，逃回的官吏對李秉衡進行了誣告，儘管李鴻章為李秉衡求情，李秉衡還是受到了處罰；他愛民如子，他總是注意賑災，不讓老百姓沒法生存。另一方面，他又那麼保守。他恪守著“天朝上國”的世界觀，他曾說“定中外之大防，勿任用夷變夏之術”，可惜已經防不住了；他用道德評判一切，生活在禮教之中，將“奸民”看作亡國之因，把洋務派看作“奸”，頑固派當然是愛國的，沒有人比他們更愛國，可惜這種“愛”對清帝國沒有絲毫的好處；他總是認為堯舜之治是最美好的政治，提出“法制未可輕變”，“法祖宗之成憲，嚴察辨言亂政之非”，“不必侈言變法”，這種路子早已被歷史所證明不可行。
當李秉衡1900年兵敗通州飲金自盡時，不知他是否意識到自己的夢與路實際只是泡沫，一點也不可行？是否意識到義和團的“神兵神將”絕對打不過洋人呢？或許沒有，或許只是感嘆“天亡我也，非戰之罪也”。李秉衡最大的悲哀就在於中法戰爭中取得了不小的勝利，所以他總是覺得，自己所使用的方案是能戰勝西方的，許多頑固派官員也認為李秉衡既然取得過勝利，所以用他的方法是能戰勝西方的。可惜，最後的慘敗與最高領導人慈禧太后的匆忙逃竄證明他們的想法錯了，李秉衡的自殺和頑固派們被慘烈打壓證明他們的想法錯了，《辛丑條約》讓每位中國人賠一兩的4．5億兩賠款證明他們的想法錯了。
庚子之亂之後，頑固派們被殺及處置的較多，從此一蹶不振，李秉衡就是其中一位。在他死後，朝廷優詔賜卹，諡號“忠節”，但是不久之後，就在列強的重壓下，將其撤職，並追奪其卹典。“忠節”，其實很恰當，他忠於大清，且為了守節自殺。但最後被奪走的，其實不光是諡號，許多人在這麼一場鬧劇之後也逐漸對大清帝國喪失了信心，因為“忠節”的李秉衡的諡號都被奪走了。可是，這種“忠節”，真的不是當時的清帝國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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