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為公：中國社會主義與漫長的21世紀》聚焦於社會主義和新的歷史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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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思想對於以黨建理論為核心的列寧主義最重要的繼承和超越，就在於構建出了一套可以被概括為師生辯證法的黨和人民互動的機制，其中既有從群眾中來，又有到群眾中去；既有黨領導人民進行鬥爭和建設，也有黨接受人民的監督，服從人民的意志；既有黨作為人民的老師教育引導群眾，又有黨作為群眾的小學生向群眾學習。黨和人民始終結合在一起，構成師生關係的辯證循環：人民在本質上有別於孤立個人的複數形式，就在於能夠通過先鋒隊組織的教育、領導、組織，將自己本具的覺悟充分激發出來，形成堅強的主體性；而作為先鋒隊的共產黨，其先進性正在於能將人民本具的覺悟充分地展現出來，通過教育人民而教育自己、通過向人民學習而指導人民學習。人民的主體性需要黨的主體性加以激發，而黨的主體性通過激發人民的主體性得以實現，二者是相互成就的。
這種平等與覺悟雙運的黨與人民的辯證關係，在毛澤東的《愚公移山》一文中有著最深切明晰的表述：
我們宣傳大會的路線，就是要使全黨和全國人民建立起一個信心，即革命一定要勝利。首先要使先鋒隊覺悟，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但這還不夠，還必須使全國廣大人民群眾覺悟，甘心情願和我們一起奮鬥，去爭取勝利。要使全國人民有這樣的信心：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不是反動派的。中國古代有個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說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華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門南面有兩座大山擋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決心率領他的兒子們要用鋤頭挖去這兩座大山。有個老頭子名叫智叟的看了發笑，說是你們這樣幹未免太愚蠢了，你們父子數人要挖掉這樣兩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說：我死了以後有我的兒子，兒子死了，又有孫子，子子孫孫是沒有窮盡的。這兩座山雖然很高，卻是不會再增高了，挖一點就會少一點，為什麼挖不平呢？愚公批駁了智叟的錯誤思想，毫不動搖，每天挖山不止。這件事感動了上帝，他就派了兩個神仙下凡，把兩座山揹走了。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麼挖不平呢？”
如果說，列寧主義式政黨是以類似神對凡夫的“聖愛”的態度對待人民，那麼在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那裡，這一關係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作為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就如同從事在智叟式的常人（“理性人”）看來不可能完成任務的“愚公”，而這一任務完成的關鍵，就在於要感動人民大眾所代表的“上帝”，二者一起努力來實現目標。感動“上帝”，意味著以感同身受的方式激發乃至引動神聖而全能的力量；人民大眾就是這個“上帝”，意味著人民本身就是此世間一切神聖全能之力量的源泉；堅持下去感動人民所代表的“上帝”，意味著要以共產黨人的覺悟引發人民的感同身受，激發人民本具的無上覺悟，以此覺悟所轉化成就的神聖全能之力戰勝一切艱難險阻，將革命進行到底。
西方文明的根底即在於古希臘傳統與基督教的結合，而黑格爾意義上的主奴辯證法是對於這種文明核心特徵（或說道體）極深切高明的把握：彼此陌生的雙方相遇後展開生死搏鬥，勝利者成為主人，失敗者成為“奴隸”，二者通過關照對方發現自我。這種通過鬥爭形成的具有支配—壓迫關係的身份認同，構成了主奴關係的核心。這一關係是辯證的，即主奴的身份是在相互鬥爭中形成、通過相互認同確立、因新的鬥爭而發生改變的，這其中也包含著支配的一方主動放棄主人身份這種可能。
俄國共產黨乃至其後的蘇聯共產黨的歷史與實踐，體現的正是主奴辯證法中極高的形式，即接受了革命理想和革命理論的知識精英主動放棄主人身份，領導原先作為“奴隸”的勞動人民走上革命和構造新型社會的新道路。這可以名之為顛倒的主奴辯證法。只是，這種顛倒的主奴關係依然有其相應的痕跡與力用，上下、尊卑、支配—受制、主導—依附等主奴辯證法中衍生的範疇會繼續頑強而深刻地影響新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
中國文明深處則遵循著一種與之根本不同的邏輯：師生辯證法，這即是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在道體意義上的差別。在這種互為師生、教學相長、學習共進的關係中，必然包含對人的本質（乃至作為人之共同體的類本質）的開放理解和超越性追求：不把人當作某種具有恆常不變特質/屬性的抽象體，而始終將人看作具備高度主觀能動性、以自我實踐改造著世界及自身的實踐主體。在這種關係中，平等不離覺悟，覺悟終歸平等，二者互攝互入，相即相融。
顛倒的主奴辯證法之於蘇聯，使其無論在國內還是國際事務中，都呈現出社會主義理想所本具的平等特質與生活—組織—實踐中無處不在的單向度垂直化支配關係的深刻矛盾：就國內而言，一方面是頗為完備的社會互助—保障體系和同志式的平等關係，另一方面則是高度僵化的官僚等級制度和相應的依附關係。在國際事務中，一方面有著出於國際主義理想的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共產黨在籌建組織和初期工作過程中的指導幫助，其對於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和現代工業體系的建構更是提供了極為寶貴的全面支持（涵蓋資金、設備、技術、人員、國際交流等諸多維度）；另一方面，特別是針對處在其直接影響下的東歐國家及各國共產黨組織，則習慣性地以領導者（“老子黨”）自居，直接介入、干預乃至操控這些國家與黨派，各國共產黨之於蘇共，就如同東正教會的各分支之於普世牧首，這其中暴露的主奴辯證法之痕跡，甚至比蘇聯國內情況更為突出而惡劣。
在體現師生辯證法邏輯的中國，就中國共產黨的內部關係和黨群關係而言，如同毛澤東主席提到的那樣，其總原則是“團結、緊張、嚴肅、活潑”。這意味著中國共產黨既是一個有著高度組織性、紀律性的列寧主義式政黨，同時又是一個高度強調人民群眾的主人翁地位、主體性，因而始終處在黨和人民的有機互動、互為師生之不息循環中的超越蘇聯共產黨模式的新型政黨。
這一邏輯同樣貫穿於中國對外關係之中。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即便強大了也不會以充任霸主為目標。這一不稱霸的立場，不是因力量尚未充備而採取的權宜之計，而恰恰是中國道路的本質體現：主奴辯證法意義上的支配—主宰關係絕不是社會主義中國所追求的，體現社會主義與中國文明道體之結合的是師生辯證法，它不但可化為內部黨群關係之實際，而且體現於國際關係中。師生關係的核心即“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師生的存在都不是天生、固化、一成不變的；老師是從學生成長起來的，學生未來也可以成為老師，師生二者始終是在比較平等的意義上進行教學交流的。雖然平等，但師生之間又非無序無規，而是既有階段性的主導—追隨之別，又包含超越這種關係之內在期待的有機統一。在初始階段，作為學生的一方肯定主要聽從富於經驗的老師的教導，當其將所學與自我經驗有效結合並形成自己的獨到見解時，則可以更平等、更自信地與老師交流，同時自己也成為教育者。
這一邏輯如何落實在國際關係中？第一，尊重各國基於其歷史與現實形成的道路選擇應是長期堅持的原則，不搞傳教式的帶有強制性、排他性的理念或價值觀輸出，而是通過榜樣垂範的影響和感召形成天下歸心之勢，所謂“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第二，現在已經有大量的第三世界國家政要來中國學習經驗，未來會有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加入這一向中國學習的隊伍，在此過程中，我們應始終堅持教育與學習相結合的原則，既傳授自己所知，也學習對方的經驗，特別應鼓勵外國友人將在中國所學與其實際相結合，形成新鮮的經驗與我們共享，共同探索更好的發展路徑。禪宗所謂“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老師真誠地期待學生超越自己而進行教授，這才是師生辯證法的真境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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