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網評論員：昨天（7月19日），中山大學學生會通過官方微信公眾號發佈《中山大學學生會2018—2019學年度幹部選拔公告》，公告中按照三個層級公示了兩百多個學生幹部崗位，而在“秘書機構”和“組成部門”兩層級中，還特別標明瞭職位是“正部長級”還是“副部長級”。公告引發網友大量關注，有網友調侃“中山大學圓你部級領導夢”，更多網友則認為這是對大學精神的一種諷刺。
今天中午，中山大學學生會回應稱：“具體崗位設置的初衷主要是為了明確學生幹部的服務職責，更好地服務各校區廣大同學，並作為進行綜合素質測評時的參照。在公告中，我們錯誤使用了級別的表述，對此深表歉意。”可能中大方面認為確實如此，但遍佈網絡的憤怒、調侃和諷刺之聲，只是因為表述誤用這麼簡單嗎？
高校的行政化、官僚化現狀早已不是新聞，去行政化的呼聲也喊了十多年。不是沒有中央精神，不是沒有政策部署，但實行過程多是雷聲大雨點小、步履維艱。例如，作為去行政化的一小步，高校、醫院去編制化推了好多年，至今依然未有實質進展。看似“釐米推進”都艱難的背後，其實是大環境裹挾之下“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必然結局。
公眾對於高校去行政化推進艱難的司空見慣，與對中大學生會任命幹部官僚化做法的普遍反感，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這種反差，真實而具體地體現了國人對於後代教育的重視程度：一些不合理之事，強加於大人們可以，汙染年輕的孩子們不行。事實上，正是這種全社會對於教育應該保存和追求真善美的默契，支撐著我們在諸多問題中艱難前行，心中始終保持希望的火種。
大學學生會和現代大學一樣是舶來品。無論是西方的學生會，還是“五四”以後中國興起的學生會，都聚焦於服務校園、關注政治、聯繫社會、推動進步。因此，學生會成為許多精英鍛鍊自身領導能力、組織能力和溝通能力的地方，也是培養學生自治能力，養成“國民領袖”或者“合格公民”的重要渠道。從清華大學第一屆學生會來成員來看，其中的骨幹如劉馭萬、羅隆基、聞一多、潘光旦等，都成為知名的社會活動家。建國後從各校學生會里成長鍛煉出來的各界頭面人物，也為數不少。這說明，學生會只要做得好，是可以成為學生自治、校園服務和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的。
但是，當前我國的學生會在“自組織”這一根基上並不牢靠（事實上屬於“他組織”）。外部的大環境變化會影響到學校生態環境的變化，而學校生態的變化又必然影響到學生和學生組織，包括學生會、社團等。當行政權力可以輕輕鬆鬆地通過規章制度等形式滲入到學生會組織當中，其日常運作的行政化傾向也就可想而知。
雖然說，學生群體的處境相對被動，是承擔這一行政化思維產物的末端，把板子打到學生會和學生身上有失公允，但作為當事一方，部分學生在面對輿論批評時主動跳出來否認指責、理直氣壯、狡辯護短，這就非常值得深思了。學生會這一組織及其運作方式給當前高校學生基本價值判斷帶來的長遠影響，恐怕是人們最為擔心之處，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此次事件引起巨大波瀾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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