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少年被「奪命垃圾山」吞沒 農村垃圾治理難題待解

雲南鎮雄兩少年被垃圾吞沒,貧困地區農村垃圾治理難題待解

7月13日上午,雲南省昭通市鎮雄縣花山鄉花山村燃起送葬的爆竹和煙花。

逝者是周家的兄弟倆,哥哥12歲,小學五年級;弟弟10歲,小學三年級。三天前,兩人到垃圾場旁的山坡上放牛時失蹤;兩天後,遺體被從垮塌的垃圾裡找到,已無生命體徵。

吞沒兄弟倆的垃圾場位於村東山坳,天然形成的坑裡堆著整個鄉鎮10年左右的垃圾,因體量巨大,村民稱之為“垃圾山”。

在村民印象中,“垃圾山”無人看管、沒有護欄,裡面的垃圾未經任何處理。而在雨水浸泡及自身重力下,“垃圾山”此前曾發生過規模不一的十餘次垮塌,都未被視為隱患。

直到悲劇從天而降。

两少年被“夺命垃圾山”吞没 农村垃圾治理难题待解

兩兄弟被垃圾山吞沒後,村民和家人施救現場。網絡截圖

“兒子找不到了”

從昭通市鎮雄縣出發,沿著302省道走上80多公里,就到了花山村。

路是盤山路。車子來來回回地繞,繞過連綿的梯田和玉米地,馬路另一側的山谷越來越深。農戶的白房子散落在地勢平坦的地方。

資料顯示,鎮雄是國家級貧困縣,也是雲南人口和農業人口最多的縣;花山村是它200多個下轄村之一,和許多村落別無二致:海拔高,位置偏遠,交通不便,進村的水泥路是幾年前才修好的,耕地不多,沒有大型工廠,青壯年以外出務工為主。

在周家,父親周高成在四川的建築工地打工,母親吳學敏在家務農、照顧小孩。四個孩子兩男兩女,兩個女兒讀初中,兩個兒子讀小學。

最小的兒子出生前,吳學敏也在外打工,從浙江到江西,三個孩子帶在身邊。2009年小兒子出生後,吳學敏回到故鄉,“在我們農村,兩個兒子就享到福了嘛。”

7月10日晚,太陽從雲貴高原的山野裡滑走。吳學敏把一盤炒土豆、一碟花豆、一碗酸湯擺上桌,等兩個放牛的兒子回家吃飯。

六點多,自家的兩頭牛跟著別人家的牛群一起回了村,但兒子遲遲未歸。

吳學敏有些急,開始給兒子的同學和朋友家打電話,“打是打了,但是我知道我的孩兒從來不會到哪家去。”她又到村裡村外走了一遭,還是沒找到。

七點左右,她給在四川打工的丈夫周高成打電話,告知“兒子找不到了”。周高成報了警,隨後搭上趕往老家的車;吳學敏則叫上同村的親戚鄰居,四下尋找。

有關兩個孩子的訊息零零散散傳到吳學敏耳朵裡,孩子的姑奶奶說,下午三點多,她發現孩子放牛附近的垃圾山發生過垮塌;同村的村民說,當天曾看到過兩個小孩在垃圾山附近玩。

兩個消息撞在一起,人們開始將焦點鎖定垃圾山。

两少年被“夺命垃圾山”吞没 农村垃圾治理难题待解

事發後,垃圾場旁立起了警示牌,上面寫著:此處危險,禁止入內。記者 王雙興

防火、防雷,沒防住垮塌的垃圾山

挖掘從11日清早開始。

周家親戚和村民一開始用鋤頭和鐵鍁在垃圾堆進行挖掘。

塑料袋、舊衣服棉被和煤炭殘渣裹在一起,“根本拽不出來”;盛夏季節,一鐵鍁下去,垃圾的腐臭味直接撲在臉上,招來嗡嗡的蒼蠅。每個挖掘者都戴著兩層以上口罩,隔上十幾分鍾換一批人。

此後,政府從建築工地臨時借調過來的挖掘機器到場。

在挖掘現場的村民見證,“12號中午11點多,挖到了弟弟,又一個小時左右,挖到了哥哥。”

現場醫療組確認,兩名兒童已無生命體徵。

在村民們眼裡,這注定是一場悲劇。因為在當時,對兩個小孩子來說,大堆垃圾從天而降,即便具備自救能力,也根本沒有機會;就算呼救,但垃圾場距離村子一兩公里,也不會被人聽到;垃圾場附近有一處變電站,但變電站裡就算有人值班,能聽到的也只是機器的轟鳴……

“誰能想得到呢。”人們嘆氣。

7月13日,鄉政府以“給他們一些關心,讓他們建立對生活的信心”的名義,為周家提供補助31.8萬。同一天,兩位少年下葬。

事後,回憶起兩個年輕生命,親戚朋友無一例外地給出“乖巧”“懂事”“聽話”等詞,他們主動做家務,不和同齡人打架,也曾經在老師眼裡“不注重個人衛生,有些調皮搗蛋”。

回憶起事情的經過,家人總覺得有無數種可能讓兩個孩子躲過這場災難——

兄弟倆就讀的小學,7月8日開始放暑假。家長有繁重的農活要做,放牛通常是農村小孩子的假期任務。“還不如不放假呢,就不會出事了。”孩子的堂哥說。

在“365天中有200天會下雨”的鎮雄,7月的雨更是說下就下,事發前,暴雨連續下了幾天;事發後,又接連下了兩場雨。唯獨10號那天,天晴,還出了太陽。“要是下雨就好了,他們就不去(放牛)了。”孩子的表舅說。

以往,同村的兩個小孩喜歡到周家找兄弟倆玩,然後四個人一起去放牛,那天他們卻遲遲沒去,倆兄弟沒繼續等,趕著牛出發了。“要是一起去,出事還有個喊‘救命’的。”孩子的母親說。

但偏偏每一種假設都沒有發生。

也有村民開始反思對孩子安全教育上的缺失。

一位村幹部介紹,花山村的海拔大約2000米左右,山多,耕地少,農作物主要生產苞谷、洋芋和苦蕎。“苦蕎幾塊錢一斤,洋芋八角,苞谷五角,收個幾千斤,一年到頭根本賺不到多少錢。”

所以,青壯年勞動力大多選擇外出打工。男性外出打工,女性留下照顧小孩;夫妻外出打工,老人照顧小孩;或是託付給親戚照看。有村民調侃:“我們這裡過節只過六一、三八、九九——兒童節、婦女節、老人節。”

在村民們眼裡,在房頂上蒙著眼睛捉迷藏,用苞谷稈搭成小房子,坐在裡面點火玩,這些幾乎是當地每個小男孩共同的經歷。父母無法隨時在身旁看管,自身又缺乏自我保護的意識和能力。

這樣的情況一度讓作為老師的趙敏覺得頭疼:“農村留守兒童多,家長們要麼沒有精力管小孩子,要麼安全意識薄弱。你老是說孩子們不要在公路上騎自行車了,但是家長還是會買給他;我們在班會課上說了放學回家不要去採野果、野生菌,去了家長也不管;開家長會了在黑板上多講幾句,他們覺得自己的時間太寶貴了……

被教育過防火、防雷、防溺水的兩個男孩,最終沒防住垮塌的垃圾山。

两少年被“夺命垃圾山”吞没 农村垃圾治理难题待解

花山鄉的垃圾車。每天都要把鎮上收集的垃圾清運進垃圾場。記者 王雙興

垃圾山

村民口中的垃圾山,位於花山村東側兩公里處的山坳,垃圾在天然形成的坑中堆成山形,從上俯視,垃圾山和普通操場面積相當。有人估計,“得有四五十米高。”

花山村是花山鄉的政府所在地,有村幹部和村民證實,這座位於花山村的垃圾場除了容納本村的垃圾,也將花山鎮上的垃圾收入其中。

一位村幹部介紹,花山鄉下轄六個村,共有3萬人口,其中鎮上人口有1萬。在鎮上,商鋪和住宅分佈在一段2公里左右的主街兩側。

花白頭髮的老蔣是花山鄉的垃圾車司機,從2010年2月以來,他每天早上八點到十點開始工作,將垃圾車的音樂打開,沿著主街緩緩而行,居民們聽到音樂聲,便帶著垃圾出門,丟進綠色車斗裡。

鎮上的垃圾大概在兩三個小時後斂收完畢,老蔣把車開到垃圾場,傾倒下去,中午12點前完成一天的工作。

事發當天,老蔣在上午11點多倒完垃圾,他回憶,那時的垃圾山沒什麼異樣。直到晚上八九點,鄉政府的工作人員打電話叫他過去看,他向在場的村民證實:“垮了。”

老蔣說,“時間長了,有淤泥,還被水泡著,和上面的垃圾一起垮下來了。”

在村民的記憶裡,這個垃圾山“有些年頭了”。有人說五六年,有人說至少九年,也有人說十五六年。老蔣最肯定:“快11年了。”

村民們都說,這期間,垃圾場無人看管、沒有護欄,裡面的垃圾未經任何處理。

“五年前有標誌牌的,寫著‘垃圾場,禁止入內’,時間長了就沒有了,又沒人經管,標誌牌就丟掉了。”老蔣說。

花山村一位村幹部說,“我們還算不錯的,是有地方倒垃圾,好多地方都沒有地方倒。有的村都是就地掩埋,我們是垃圾處理比較好的,有集中堆放點。”

事發後,鎮雄縣委宣傳部外宣部主任熊濤說:“我們縣是國家級貧困縣,很多基礎設施都比較落後,很多問題都暫時沒辦法解決……我們縣裡面都沒有處置垃圾的能力。”

花山村村幹部介紹,垃圾山所在的土地,是村集體的,兩側山坡上的草豐厚肥美,是村民們放牛放羊的地方。有時候小孩子放牧無聊,便會到垃圾堆裡翻找玩具。

有村民曾看到過,有小孩在裡面撿到四五十公分長的膠質玩具馬,還有的撿到過小低音炮,“修了修還能用”。成年人偶爾也會去,“在裡面撿瓶瓶罐罐賣廢品,聽說還有人撿到過錢。”

出事前,沒有人把它當成安全隱患。

很多村民都知道,7月10日的垮塌並非是垃圾山多年來的第一次垮塌,就在一個月前便有過一次。

“一開始有點斜。”老蔣用手比了一個75度左右的斜坡,“農曆的五月初三(6月16日)晚上垮掉一次,下雨,垮下去上千方(立方米)”——老蔣所駕駛的垃圾車,一車的容量大概有七八方。

多位村民證實,那一次的垮塌後,原本有坡度的垃圾山變成了直上直下的形狀,垮掉的垃圾向天坑更深處攤開,剩下的部分變成了斷崖,“上面有一個窪(凹陷進去的地方)”。

7月10日,在連續幾天的暴雨衝擊後,垃圾山再次發生垮塌,上面的垃圾傾瀉而下,和一個月前的垮塌相比,這一次的規模不大,“200方左右”,但恰巧,將兩個孩子掩埋其中。

两少年被“夺命垃圾山”吞没 农村垃圾治理难题待解

最近幾天,花山鄉的垃圾場旁正在修建圍牆。記者 王雙興

倒著倒著,就形成了一個山

垃圾山,對昭通而言並不陌生。

一個月前的6月13日,昭通在中央第六環境保護督察組“回頭看”期間被通報批評,生態環境部發布消息稱:“雲南省昭通市至今尚未建成規範化垃圾處理設施,這在全國地級市極為少見。由於長期缺乏規範的垃圾填埋場,全市垃圾汙染問題突出,群眾反映強烈。”

清華大學固體廢物控制與資源化教研所教授劉建國介紹,類似的“垃圾山”現象在我國的農村地區比較常見。“它其實沒有什麼規劃,可能有礦坑啊、採石場啊,稍微偏僻的地方,剛開始這個地方開始堆了,慢慢的大家就把垃圾倒在這裡,倒著倒著,就形成了一個山。”

他總結,農村垃圾得不到及時處理,“會釋放出水汙染物、大氣汙染物。有的東西腐爛、降解,產生一些廢水滲入到地下,汙染地下水和土壤;臭氣散發到空氣當中,就是空氣汙染物。有的地方垃圾堆放到一段時間,點一把火露天焚燒,這對空氣的危害更大;而且垃圾中還有一些有毒有害物質,比如廢棄的農藥,這些東西的汙染也更嚴重。”

但恰恰,花山村的垃圾山在東邊的山谷裡,與村落相隔一兩公里和一個小山包,距離和幾十米深的天然坑阻擋了垃圾腐臭的傳播;垃圾山附近的山坡是花山村的集體草場,沒有農田,垃圾不影響農業生產;當地的喀斯特地貌無法儲存降水,村民通常飲用山泉水,所以被垃圾汙染的地下水也並不影響生活。

它幾乎避開了全部作為環境問題而引發關注的點,但在被忽視十餘年後,作為安全問題一下爆發。

事實上,此類垃圾山威脅公共安全的事件並非孤例,據媒體報道,2007年9月,石獅市石獅南環路湖濱與靈秀鎮交界處,一座垃圾山突然塌方,住在山下臨時搭蓋房的一家三口遇難;2011年5月,太原市東坪村一垃圾消納場發生垃圾滑落,造成當地兩名拾荒者死亡;2012年9月,蘭州市寺兒溝垃圾填埋場發生垃圾倒塌,一外地拾荒男子被掩埋;2015年12月,深圳光明新區堆放渣土和建築垃圾的受納場垮塌,造成73人死亡、4人下落不明……

劉建國說,農村的垃圾處理方式主要可以分成兩種類型,在經濟發展水平較好、交通比較便利、村莊人口聚集度較高的地方,例如長三角和華北地區,主要通過城鄉一體化的方式處理,村收集、鄉鎮運輸、區縣處理;而在經濟和交通相對落後、人口密度較低的地區,主要通過較為原始的方式處理,例如露天堆放、用土掩埋等,“基本上屬於沒有管理的一種狀態。”

他認為,“城鄉二元結構在農村垃圾治理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可以講是兩重天。城市把它作為一種基本的民生公益保障事業來做,政府財政出資,形成專業化的隊伍,建設設備,在發展中國家應該是一枝獨秀;但農村就非常的薄弱,沒有資金,沒有隊伍,沒有設施,三無的情況下,當然會導致垃圾成山。”

最近幾天,花山鄉的垃圾場旁正在修建圍牆,新設的藍色警示牌立在一側,寫著:此處危險,禁止入內。鎮雄縣政府新聞辦工作人員對《新京報》記者表示:“等我們的垃圾發電廠建成以後,我們就會把這些垃圾全部進行清理。”

關於垃圾山由哪個部門管理,發電廠建在哪裡,如今建設到什麼程度、日後的垃圾如何處理等問題,鎮雄縣官方並未回覆。鎮雄縣外宣部主任熊濤表示,不對此事相關的話題再做回應,“除了聊工作,其他都可以聊。”

記者查詢,7月4日搜狐網財經頻道曾發文稱,7月2日,雲南鎮雄縣委書記翟玉龍主持召開縣委常委會議,專題研究鎮雄縣生活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相關工作。會議強調,生活垃圾焚燒發電項目是鎮雄縣城鎮化發展中解決生活垃圾處理難題的現實需要,是提升城鄉人居環境、加快生態文明建設步伐的迫切需求。要儘快科學合理制定招標方案,讓真正有實力、真幹實幹的投資商投資建設,確保項目能真正落地。

7月15日,周家兄弟下葬的第三天,也是花山鄉的集市。小商販在馬路兩旁支起紅色帳篷,售賣水果、日用百貨。吳學敏從山坡上的家中下來,把兩個兒子的壽衣錢,結算給鎮上的布店老闆。

下午一點多,垃圾車司機老蔣戴著他的紅帽子上車。

兩個多小時後,一條街的垃圾收入車中。他照例把車開到垃圾山旁,按下按鈕,七八方垃圾傾瀉而下。(記者 王雙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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