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后汉的皇帝刘知远想要通过释放犯人来祈福，便让他的爱臣苏逢吉操手此事，当时他下的命令是这样的：“静狱。”苏逢吉接到命令后，马不停蹄地赶往监狱，不管狱中之人的罪行轻重与否，一律处死，监狱为之一空，而后回命道：“狱静矣”。
在我们的固有印象中，封建时期的文官应该是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倒也不是说他们比普罗大众文明，只是作为文官，自然是受含蓄内敛的儒家文化教育过的。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就曾说过：“我只与喜好思考且不莽撞的人合作”，所以，文官或许不是一个道德修养高的人，但起码他们做事不直接，不喜欢明火执仗地干坏事，于是便会给不明真相的人带来“温文尔雅”的印象。显然，后汉的重臣，身为丞相的苏逢吉不是一个寻常的文官，他滥杀犯人，想过杀光犯人的亲属，还因为两栋住宅的归属诬陷同僚，还因为兄弟不合他的意愿而杀了兄弟，总之，行事极为残忍，毫不委婉。
其实，苏逢吉也算是一个能干的臣子了——在无日不见血，无日不攻伐的五代十国，找一个驰骋沙场的大将轻而易举，但想寻得个通晓政事、擅长文事的文官却是难事。当时中原方遭契丹侵略，国家新立，百废俱兴，苏逢吉凭借其在处理政务上的天赋，不光备受不通文墨的后汉太祖刘知远的器重，连同僚对他的能力表示心悦诚服。
如果，他仅仅是发挥他的天赋，将国事处理得井井有条，替国君筹谋划策，为百姓排忧解难，即便是在一个乱世，他能像前秦的宰相王猛那样获得一个绝好的名声也未可知——和苏逢吉一般，王猛也是为异族君主服务，但由于其能使北方安定，让百姓能够免于无谓的战事，所以后世称其为“功劳盖过诸葛武侯”。《礼记》中有这么一句话：“知道停止然后能安定，知道安定而后会思考，会思考才能成功。”想必苏逢吉也是读过的，可惜他浑然不知其中的意味——他残忍，好杀，贪恋权位到达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而这一切，也把他推向了地狱。
公元948年，后汉太祖驾崩，使苏逢吉、郭威、史弘肇、王章等五人成为顾命大臣辅佐幼帝，这时，苏逢吉的权势可谓到达了文臣的巅峰，可惜他尤不知足，挑拨皇帝与其他顾命大臣的关系，希望以此大权独揽。后来，他成功地除掉了史弘肇等人，支走了郭威。然而，正当他志得意满之时，首都早已不堪忍受他的残忍的国民在内散布谣言，言其权威盖过天子，而后被排除在外的郭威趁势而起，挟兵攻入首都汴梁，大势已去的苏逢吉只得自杀，结束了罪孽的一生。
一个文官却如此不遗余力地行坏事，实在令人震惊，不过，在那个五代十国乱世，什么奇事不会发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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