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執行人在消失3年後偶遇債主，為求脫身在翻窗過程中墜樓身亡。死者家屬認為，債權人討債限制了死者的人身自由並導致其墜亡，遂訴至法院索賠。 近日，經重慶市渝北區人民法院、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二審，兩級法院均認定債權人的討債行為屬於合理限度內的私力救濟，不構成侵權，無需賠償。近年來，尤其在民間借貸領域，不誠信現象大量存在。許多案件經訴訟進入執行程序後，被執行人抗拒執行或惡意規避執行，導致法院出現“執行難”或造成“執行不能”現象。 面對一系列問題，債權人應如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私力救濟與侵權甚至犯罪的邊界又在哪裡？
● 債務人為求脫身翻窗墜亡
曹傑（化名）是一起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被執行人。2013年，因借款逾期不還，債權人陳某將曹傑及其前妻訴至重慶市渝北區人民法院，法院判令被告方共同償還陳某借款本金47萬元及利息。但判決生效後，曹傑及前妻沒有按時還款。
2014年10月，在法院強制執行過程中，借款雙方達成和解協議，約定了分期還款的方案。但協議達成後，曹傑及其前妻卻依舊沒有如約履行。
不僅如此，二人還就此不見了蹤影，陳某的借款也就一直沒能要回。
3年後的2017年9月某天晚上，陳某和朋友周某、李某等人在KTV唱歌時，陳某無意間在前臺發現“消失”已久的曹傑正在結賬，於是趕緊上前要求還款。
曹傑聲稱“我不欠你錢”並想要離開。陳某一邊拉住曹傑的胳膊一邊給丈夫吳某打電話，朋友周某則撥打了110報警。
不久，吳某帶著案件材料趕到了KTV，雙方再度陷入僵持。
僵持中，陳某給執行法官打了電話，但沒有接通。
後來，雙方一致同意到附近的派出所協商處理。
民警瞭解情況後，告知經濟糾紛應當通過司法途徑解決，雙方便商定等到天亮後，一起到渝北區法院作進一步處理。
隨後，陳某、周某相繼離開，只剩下吳某、李某二人與曹傑留在派出所。在等待天亮的過程中，曹傑先後兩次到派出所隔壁醫院二樓的衛生間上廁所。
為防止曹傑“金蟬脫殼”，吳某、李某一直緊緊跟隨，並在衛生間外的走廊裡守候。
清晨5點，曹傑給現任妻子發短信，說了天亮要去法院的事情，並讓妻子趕緊將銀行卡里的錢取出。
隨後，曹傑第三次去醫院上廁所，吳某、李某依舊在走廊等候。
曹傑為求脫身，嘗試通過衛生間窗戶脫離“險境”，卻在翻窗過程中不慎墜樓。
久久不見曹傑出來，吳某二人進入衛生間，卻發現空無一人。幾經尋找，最終在衛生間窗外樓下的馬路上發現了一動不動的曹傑。
兩人趕緊通知民警聯繫了醫護人員，但曹傑最終經搶救無效死亡。
庭審中，曹傑的家屬主張，吳某、李某等人的行為系非法追債，變相限制了曹傑的人身自由，給他造成了精神壓力和痛苦，致使其在擺脫限制的過程中從樓上墜落，應當承擔責任。
渝北區法院審理後認為，吳某、李某的討債行為屬於合理限度的私力救濟，不存在侵害行為，不應承擔侵權責任，一審判決駁回了曹傑家屬的全部訴訟請求。曹傑家屬不服，提起上訴。重慶市一中院審理後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該案承辦法官、渝北區法院民一庭審判員劉長軍介紹，本案中，曹傑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決後，毫無主動償還債務的意願和行為，遇到債權人陳某時甚至矢口否認。
而事發當晚，法院和公安機關均無法即時解決債務糾紛，如果陳某此時不拉住曹傑，債權的實現很可能將再次陷入無盡等待。
根據監控視頻和在場人員的陳述來看，陳某、吳某、李某等人拉住曹傑胳膊要求還款以及全程跟隨守候等行為，目的是為了確保天亮後共同到法院解決債務問題，並不是為了獲取非法利益。
他們的行為屬於私力救濟，且沒有超過合理的限度，雙方也沒有發生肢體衝突，曹傑全程都可以自由活動和收發手機短信，債權人一方均不存在侵權行為。
此外，事發地的派出所和醫院均有人員值班，如果曹傑認為自己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或身體、精神受到傷害或威脅，完全可以第一時間尋求保護和幫助。
而曹傑在未受到人身安全威脅的情況下，明知危險仍試圖借上廁所之機翻窗離開現場，不慎墜樓致死，其過錯明顯，應自行承擔責任。
劉長軍介紹，公民的合法權益可以通過公力救濟和私力救濟兩種途徑實現，而私力救濟主要包括正當防衛、緊急避險和自助行為三種。其中，自助行為是指權利人為保證自己合法權益的實現，在情勢緊迫而又不能及時請求國家機關予以救助（即公力救濟）的情況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對他人的財產或人身自由施加合理限度的扣押、拘束或其他相應措施，而為法律或社會公德所認可的行為。
本案的誘因本是一起普通的民間借貸糾紛，經過法院的判決、執行，債務人曹傑卻仍然逃避還款責任，甚至玩起了“躲貓貓”。
時隔幾年後雙方偶然相遇，為防止債務人再次隱匿以保障債權實現，債權人在扭住他的同時電話求助，以及後續過程中的時刻關注、跟隨守候，所有行為的目的都是為了讓多年難覓蹤影的曹傑履行法定還款義務。
需要指出的是，曹傑發短信叫妻子將銀行卡里的錢取出、以及最終從衛生間翻窗逃離的事實，恰恰證明了這些“扭拽、跟隨、守候”的措施確有必要。
曹傑作為一名成年人，對被人跟隨和從二樓翻窗，哪種行為的損害後果可能更嚴重，應該有足夠的認知比較和理性判斷。
縱觀全程，債權人一方採取正當方式保護自身合法權益，沒有超出法定的合理限度，既無故意、也無過失。
因此，討債行為與曹傑的死亡結果不存在因果關係，不構成侵權，不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 公力救濟應是債權人首選
在“老賴”橫行、勝訴權益難以實現的情況下，通過上門催討、死纏硬磨、跟蹤盯梢、損壞名譽等方式討要債務，甚至委託“討債公司”僱請社會閒雜人員，採取威脅、恐嚇、哄騙、騷擾、敲詐勒索甚至拘禁綁架等危害人身安全的暴力手段追討債務，成為許多人自認為“不得已”的選擇。
劉長軍介紹，現實生活中許多人為了追債，自行或僱人跟蹤、騷擾、威脅債務人，甚至藉助社會黑惡勢力進行暴力追討。
這些討債方式十分容易演變為民事侵權行為，使用不當反而會激化矛盾，情節嚴重的，甚至可能構成違法犯罪。
例如，在渝北法院審理的一起刑事案件中，債權人但某邀約朋友與自己同去討債，在雙方衝突中毆打了債務人的朋友，將其手機沒收、捆住雙手，開車強行帶到重慶南山一處礦坑非法扣禁近7個小時，試圖以此威脅債務人還款。
但某後來擔心“事情鬧大”，陪同受害人吃飯洗浴後放其離開，但“覆水難收”，參與討債的幾人最終都被法院以非法拘禁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
那麼應當如何合法的追討債務？
北京大成（重慶）律師事務所聶煒昌律師認為，在公力救濟和私力救濟之間，普通市民更應選擇公力救濟，萬不得已，才考慮私力救濟。
首先來說，由於法律本身的專業性，社會普通民眾對法律的認識程度普遍不高，在採用私力救濟追討債務時，很難區分合法與非法、罪與非罪的界限。在實踐中，因為私力救濟限制債務人的人身自由，結果涉嫌非法拘禁罪的案例也不在少數。
聶煒昌表示，此外，在社會大眾心中還有一種樸素的正義觀，即“欠債還錢，殺人償命”。
但是在實現“還債”和“償命”目的的過程中，如何既能保證欠債人的基本權利，又能實現社會正義，就體現出法治社會的分野。
“因此，相比較之下，通過公力救濟達到讓債務人還債的目的，應該是法治社會民眾的首選。
事實上，通過法院判決確定債權，債權人申請強制執行，債務人若不履行裁判文書確定的義務，法院可以將債務人拉入失信黑名單，凍結債務人的銀行賬號，限制債務人乘坐飛機、高鐵，禁止住星級酒店、禁止高消費等。”聶煒昌說。
聶煒昌告訴記者，除了以上限制以外，我國刑法第313條還規定了“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即對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罰金。也就是說，債權人發現債務人有能力還款卻不還款，可以向公安機關報案。
記者瞭解到，今年4月13日，重慶高院發佈《關於加強和改進拒不執行判決、裁定刑事自訴案件辦理工作的意見》也明確規定，如果有證據證明公安機關不受理或超過30日不予答覆，且有證據證明債務人“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情節嚴重的”，還可以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訴，通過刑事手段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重慶工商大學法學院教師公傑認為，如果對私力救濟認可範圍過寬，將會影響社會秩序的可控性、穩定性和可預測性。
考慮到現實生活中人們往往難以把握行為尺度，各國立法對私力救濟都持謹慎態度，我國立法則未對自助行為進行明確規定。
司法實踐中，對私力救濟的認定也十分嚴格，只有在來不及援用公力救濟，而合法權益又有被侵害的現實緊迫危險時，債權人才可以對債務人的人身自由或財產進行一定程度的限制。
“無論何種形式的救濟，都屬於事後補救行為。建議大家未雨綢繆，於債權債務確立之時，充分評估其潛在風險及自身承受能力，並通過詳細擬定合同條款、設定擔保或抵押等方式，做好做足防範止損措施。至於主張債權，則務必依規合法，切不可打著‘維權’旗號採用非法手段，以免有理變無理，維權變侵權。”劉長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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