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7日，是全民族抗战81周年纪念日。当年在北平，除了正面战场上的正规军之外，还活跃着很多抗日队伍，北平“抗日杀奸团”就是其中之一。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1940年发生在西单附近辟才胡同的一起枪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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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3月29日上午，三个大学生骑着自行车悄然来到辟才胡同旁的太常寺胡同。当天中午12时多，北平西四牌楼西边辟才胡同29号大宅门前，伪北京工务局局长舒壮怀乘坐专车，由工务局返回公馆。车门刚刚打开，就在舒壮怀下车的一刹那，枪声响起，子弹从舒壮怀的右肩膀射入从后脊背穿出。就听一声嚎叫，舒壮怀倒入车中。
这里提到的三个大学生分别是李振英、刘永康和孟庆石，他们都是北平“抗日杀奸团”（简称“抗团”）的成员，为首的李振英是当时北平“抗团”的代团长，而他们的这次的刺杀目标——舒壮怀，正是当时北平有名的大汉奸。
抗日杀奸 复仇雪耻
1937年7月，北平沦陷。12月，日伪当局成立“北京市工务局”。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北平、天津已经是危机四伏，日本人处心积虑地搞“华北自治”，想吞噬华北。平津地区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纷纷组织救亡团体，“天津青年救亡联合会”（或称“中国青年救亡联合会”，简称“学联”）就是其中的一支救亡团体。
北平、天津沦陷后，1937年冬，“学联”中的李宝琦、李宝仁、郭兆和、沈栋、沈桢、张澜生、阮荣照等，感到日寇的铁蹄已经到了自家的门前，要有所行动，就约好友步丰基、陈晶然、王桂秋等人共同研究对策，决定组建“抗日杀奸团” （简称“抗团”） ，直接打击日伪分子。
“抗团”的团训是：抗日杀奸，复仇雪耻，同心一德，克敌致果。
1938年5月，“抗团”实际负责人沈栋遭到天津英工部局逮捕，李如鹏接替沈栋的工作。在李如鹏提议下，“抗团”由6人组成一个干事会，成为“抗团”的最高决策组织。干事会由曾澈总负责，李如鹏任组织干事，孙大成(字若愚)任行动干事，袁汉俊任总务干事，祝宗樑任技术干事，另外还给关押在英工部局监狱的沈栋保留了一个干事位置。干事会下设五个小队，孙大成、刘友深、赵逢春、周庆漱、祝宗樑分任小队长。每个小队内有四五个小组，每个小组有四五名成员。干事会明确规定：小队间、小组间不准发生横向联系，以确保秘密，避免一处遭受破坏而牵连整个“抗团”。
“抗团”负责人曾澈
“抗团”书生枪手冯运修（祝宗樑提供）
“抗团”技术干事祝宗樑（祝宗樑提供）
“抗团”李如鹏（祝宗樑提供）
书生“刺客” 多出自殷实之家
“抗团”刚建立时，只有十几个人，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到1939年春，“抗团”发展到60多人，成员多是天津耀华中学、南开中学、汇文中学等十几所中学的高中生。暑假后，一批“抗团”成员考入北平的燕京、辅仁等大学，又组建了
北平抗日杀奸团、“抗团”燕京大学小组，并积极发展“抗团”成员。无论天津还是北平的“抗团”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学生，其中不乏出身名门望族，甚至汉奸、高官家庭。如郑统万、郑昆仑兄妹二人是伪满洲国汉奸郑孝胥的孙子、孙女，其父是伪沈阳市市长；孙湘德、孙惠书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孙连仲的儿子、女儿；冯健美是民国元老熊希龄的外孙女；冯运修是伪华北绥靖总署督办兼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外甥；宋显勇是天津东亚公司创办人宋裴卿的儿子；乐倩文是达仁堂的大小姐等等。
北平“抗团” 抗日杀奸
1938年暑假后，天津“抗团”成员黎大展、方圻、宋显贵、范旭考人燕京大学，于是建立了“抗团”燕京小组 ，宋显勇任小组长。1939年春，孙大成、李振英(李汉成)、周庆涑、郑统万等人也先后到北平上学，在育英中学、贝满女中、志成中学发展、组织北平“抗团”。当时“抗团”燕京小组与北平“抗团”小组是两个平行的小组，同属天津“抗团”。
“抗团”在北平先后策划了大大小小多次刺杀活动，其中主要有，刺杀汉奸周作人，但子弹被周的纽扣挡住，受伤并不严重；刺杀川岛芳子，功亏一篑；刺杀汉奸方宗鳌，击中方的面颊；刺杀伪《新民报》编辑主任吴菊痴，吴被当场击毙；刺杀北平伪工务局局长舒壮怀，打瞎其一只眼睛。
伪北京特别市公署警察局内四区侦缉队报告周作人被刺一案的报告信封 （北京市档案馆）
外二区警察局呈送的《新民报》编辑局局长吴菊痴遇刺案件报告公函（北京市档案馆）
辟才胡同 刺杀舒壮怀
北京市工务局成立于1937年12月，由日伪当局成立，1938年1月改称“北京特别市公署工务局”。主要职责为管理全市工务事务，包括房屋、宫苑、公墓及体育场等建筑事项，市民住房、道路、桥梁、沟渠、堤岸及其他公共土木工程，河道船政管理，广告、路灯管理等。
伪北京特别市公署工务局局长舒壮怀，就是一个为日本人进行市政建设服务的汉奸。1940年3月29日上午，北平“抗团” 负责人李振英(李汉城，伪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学系学生)、刘永康、孟庆石三人骑自行车悄然来到辟才胡同旁的太常寺胡同，准备狙击舒壮怀。具体分工是：李振英担任狙击手，开枪刺杀舒壮怀；刘永康、孟庆石负责监视保镖、司机，如有抵抗立即开枪。
当天中午12时多，北平西四牌楼西边辟才胡同29号大宅门前，舒壮怀乘坐专车，由工务局返回公馆。车门刚刚打开，就在舒壮怀下车的一刹那，李振英从前来迎接的仆人施永祥身后转过去，掏出手枪向车内射击。子弹由舒壮怀的右肩膀射入从后脊背穿出。就听一声号叫，舒壮怀倒入车中。
也许刺杀来得太突然，也许司机、保镖被吓傻了，没有任何反应。李振英三人由太常寺胡同向北撤退，消失在北平曲里拐弯的胡同中。
事后，舒壮怀被送往协和医院，仆人施永祥到内二区第五分驻所第十六段报案。接到报案后，伪警察和日本宪兵队的大小头目多人赶到辟才胡同。经过现场勘验，从汽车车篷左边找到铅制子弹头一个。
▲伪警察局当年有关舒壮怀被刺的案卷
“抗团”遭受的破坏和牺牲
“抗团”的抗日锄奸活动虽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在此过程中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许多抗团成员被捕，甚至牺牲。
1940年8月上、中旬，日军在北平，天津同时进行针对“抗团”的大规模搜捕行动，日军华北特高课和北平宪兵队牵头，行动之前，不和北平伪警方联系，避开抗团的情报网，
直接调动伪满警察进入北平，利用已经掌握的线索对抗团成员进行大逮捕。9月24日，被捕的一部分抗团成员被解送到日军华北方面军多田部队军法部（也叫日本军事法庭）在北平炮局胡同的监狱（东院是日本陆军监狱，西院是伪河北省第一监狱外寄人犯临时收容所）。11月24日，日军军法部判决：李振英、刘永康、叶于良无期徒刑，孟庆石有期徒刑10年，周庆涑、王文诚、纪澎仁、曹绍蕙有期徒刑5年，应蝇厚、朱惠玲有期徒刑3年，纪凤彩、王知勉、李澄溪、马普东、张家铮、王肇杭有期徒刑1年。另有郑统万、郑昆仑、乐倩文、魏文昭、魏文彦、蒋淑英、屠真、龚肇机、缪达等人被捕受酷刑审讯后，由家人贿赎获释。年仅18岁的纪澎仁生病无药医治，惨死狱中。李振英被折磨得患上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直到1945年9月3日才出狱。
▲“抗团”老团员叶于良、祝宗樑、孟庆石(左起)在北京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旧址前留影（祝宗樑提供）
▲2011年“抗团”老团员祝宗樑、马桂官、刘康永（左起）合影
抗站胜利 “抗团”解散
▲1945年10月10日，中国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将军在北平故宫太和殿前，举行日本华北驻屯军最高司令官根本博中将投降签字仪式。观礼后，由王文诚、叶于良安排，部分抗团同志与其他观礼人员合影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抗团”停止发展成员。1946年春，孙大成、杨国栋回到重庆，大家一起研究“抗团”的去向，会议最终决定“抗团”解散，条件是：
（1）以后不得有任何人以“抗团”的名义从事活动；
（2）为了解决一些暂时找不到公职的“团员”的生活，在北平暂发18人的工资，在上海暂发6人工资。
至此“抗团”停止活动，“团员”们有的就学、有的工作、有的出国，除孙大成外，没有人参加国民党的特务组织。
古代有四大刺客：专诸刺吴王，要离刺庆忌，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他们都以视死如归的气魄和撼动山河的壮举名留青史。而抗日战争期间“抗团”的学生们，也以他们蕴藏在血脉的血性和侠气，用他们的智慧和勇气，有效打击了日伪政权的嚣张气焰，长了国人士气。
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挺身而出，“我以我血荐轩辕”，这就是血性，这就是骨气，这就是脊梁。“抗团”抗日锄奸的救国牺牲精神值得我们传颂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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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章：
《西单》主编段柄仁 191页 抗日杀奸团辟才胡同大锄奸
《浅析抗日杀奸团“锄奸"活动》 刘岳 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抗日杀奸回忆录》祝宗梁 载孙郁、黄乔生主编《国难声中》，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
《囚歌——纪念关押在北京炮局第一监狱外寄人犯收容所的人们》刘永康 200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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