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幼儀的四哥張嘉璈任浙江都督的秘書時，有一項公務是視察當地的學校。1913年，他視察杭州府中學堂時，發現一大堆作文中，有一篇文章文質俱佳、出類拔萃，作者是徐志摩。得知徐志摩是一位富裕人家的獨生子，他當晚就修書一封，替自己的妹妹求親。徐父立即回信答允，這樁婚事就這麼定了下來。
張幼儀生於詩書世家，但七歲時遭遇變故，家裡的經濟狀況一度急轉直下。有一群男孩的學業足夠父母操心，作為女孩的她，在最需要接受教育的年齡，自然地被忽視了，只跟著私塾先生讀了點《小學》《孝經》之類，粗通文墨。1912年，渴望去新式學堂唸書的張幼儀，看到江蘇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的招生廣告，費用非常低廉，才求得父母准許並考入此校學習。三年後，她因結婚而退學。
張幼儀十五歲，徐志摩十八歲，一對新人確實太年輕。他倆婚前相互只看過照片，他跟她原本陌生，她的容貌氣質又極端不合心意。她既有初為人婦的緊張，又有受丈夫冷遇的不快活，更不具備改善處境、調節氣氛的彈性或技巧，是個沉默枯燥的小媳婦。
後來，據徐家傭人轉述，徐志摩當初第一眼看到張幼儀的照片，只撇嘴嫌棄道：“鄉下土包子。”任何女人聽了丈夫的惡評，心裡都會梗著一個比“土包子”硬得多的包塊吧。
▌1920年冬，張幼儀徵得公婆同意去歐洲與徐志摩團聚。她明顯看出，在岸上張望著接船的所有人裡，他是唯一不情不願的那位。她並不遲鈍，對徐志摩自始至終的嫌棄、厭煩心知肚明——他是那麼憂鬱和焦躁於跟她廝守的命運；他每天回家，看到她還待在那兒，都無比失望。
哥哥們都說徐志摩才氣縱橫，前途無量。他從小就有神童之譽。張幼儀的資質，當然遜色於他。何況，張幼儀出嫁後便囿於家庭，雖然也曾努力讀書，但與一路升學、留學，在北平、美國、英國沐浴新風、新知的丈夫相比，在學問上的落差和觀念、趣味上的分歧不可以道里計。而徐志摩越是覺得她索然乏味，她也就愈發顯得呆板無趣。張幼儀痛恨這種局面，卻又無計可施。她知道自己陳舊、貧乏，她願意改變、追趕，她不愚笨也不頑固。但他對她唯有不耐煩，從不正眼瞧她。這段姻緣，可謂“先天不足後天失調”。
張幼儀並未纏腳，但在徐志摩眼裡，思想守舊、性情拘謹又沒什麼學識的她，跟小腳女人並無二致。而小腳與西裝，當然是不搭調的。徐志摩按捺不住，非得跟她離婚，這便是重要理由。
徐志摩逃逸後，張幼儀不再只憑過去的價值觀行事，要擁有自我，做“未來新式女子中的一員”。她也自我激勵，作為一個沒有纏腳的女人，一定要有張家人能夠擺脫恥辱、重整旗鼓的志氣，自立自強。
▌離婚後，張幼儀獨自在德國呆了三年，學習幼兒教育。她將自己的一生分成德國前、德國後兩個階段，“去德國以前，我凡事都怕；去德國以後，我一無所懼”。她對張邦梅說，感謝徐志摩，如果不是離婚，她可能永遠沒法找到自我，沒法成長，也不可能變成另外一個人。
張幼儀回國後，在東吳大學教了一學期德文，後來出任上海女子商業儲蓄銀行副總裁，同時擔任雲裳製衣公司（此公司為張幼儀的八弟與幾個朋友包括徐志摩合辦的）總經理。副總裁之類職位，起初固然得益於哥哥的人脈與幫扶，而張幼儀的獨立要強，也幫助她成為幹練而有擔當的職業女性。她不乏自豪地跟張邦梅憶起，自己甚至在世道顛簸時，投資股票和染料、棉花、黃金等，還賺了大錢。
張幼儀一直氣餒於自己沒能像徐志摩迷戀的林徽因、陸小曼那樣，念一流學校，接受良好教育。雖然她倆只比她小三四歲。她任職銀行時，請了一位教師，每天下班後來辦公室給她上課一小時，講授國學經典。
（少見的幾張徐林合影之一，中立者是印度大詩人泰戈爾）
▌因為林徽因是徐志摩離婚的導火索，所以張幼儀很難對她有絲毫好感。尤其是，徐志摩飛機失事遇難，是為了趕赴北平為她的建築講座捧場。張幼儀覺得，徐志摩深愛的那兩個女人，其實待他並不夠好。1947年，臥病多年的林徽因託人捎話給張幼儀，說想與赴北京參加一場婚禮的她見一面。雖然心中犯嘀咕，張幼儀還是帶著兒子、孫子去赴約。後來她揣測，林徽因儘管嫁給了梁思成，卻也是愛徐志摩的，所以多年後仍想看看他的孩子。當然，張幼儀覺得林徽因對徐志摩的愛也有限，否則“為什麼她在他離婚以後，還任由他晃來晃去？那是愛嗎？”
同樣，陸小曼如果足夠愛徐志摩，為何會讓他婚後的日子，那麼凌亂不堪？張幼儀心情複雜、沉痛至極地感慨，無論徐志摩的思想多麼西化或多進步，他終究是中國人，“他所追求的西式愛情最後並沒有救他一命”；到了晚年，張幼儀瞭解到他後期的生活情形——為了維持陸小曼的龐大開銷，忙亂得焦頭爛額——仍然非常難過。徐志摩那時候的確拮据，經常向朋友告貸，也找過張幼儀借錢。她掏錢給徐志摩時會說：“這是你爹的錢。”她不想讓他為此發窘，足夠體貼。離婚後，徐志摩的父母在經濟上對張幼儀與孫子也確實非常盡責盡心。
▌在張幼儀看來，“愛意味著善盡責任，履行義務”。所以，離婚後的她繼續善待公婆。當婆婆過世後，她還回到徐志摩的硤石老家，妥帖、圓滿地料理了婆婆的喪事。徐志摩去世後，徐父暮年的十三年都由張幼儀照顧；1944年徐父去世後，儘管陸小曼早已跟翁瑞午同居有了依靠，據張幼儀說，她仍會每月繼續存三百元到陸小曼的戶頭。直到四五年後，翁瑞午來跟她說，他的財力足以供養自己和陸小曼，她才不再繼續寄錢。張幼儀認為，她是伴隨傳統價值觀長大的，無論環境或她自己變得比從前多麼西化，還是要守禮。兒子的爺爺、奶奶和繼母，她有責任幫著照應。
當年簽下離婚協議時，張幼儀曾心有不忿地對徐志摩說：“你去給自己找個更好的太太吧。”
什麼是好太太呢？若以傳統的“賢妻良母”標準，張幼儀無疑相當合格。問題是，徐志摩對她無動於衷。要一個人動心或者不動心，真是沒有辦法的事。好比林徽因、陸小曼，各有各的才調和風情，追求起來卻也各有各的障礙、險阻，但他甘願那麼神魂顛倒、奮不顧身。有時候，一言之投契，一舉之熨帖，一瞥之心動，都可能滋生愛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張幼儀的所作所為，多麼紮實，多麼恆久，但是對於輕靈、飄浮、浪漫的詩人來說，又顯得多麼笨拙、無謂，真是千斤都撥不動四兩。
▌有一次，胡適請了徐志摩夫婦和張幼儀等人去他家做客，張幼儀注意到陸小曼的確美豔。關鍵是，她講話時有一股子能迷住所有男人的魔力。張幼儀聽徐志摩跟陸小曼相互甜膩地“摩”“摩摩”“曼”“眉”地叫個不停，看到他待她那麼親暱、耐心、尊重，想到他當年對自己的不屑一顧、敷衍了事，不勝感慨。
自從與陸小曼結婚後，徐志摩反倒與張幼儀相處不錯，來往密切。他回到上海時，經常到“雲裳製衣”去看她，或去定製衣褲。他們的相處輕鬆起來。張幼儀畢竟是他們唯一兒子阿歡的母親（幼子彼得夭折於德國）、他父母的媳婦。更重要的是，他們成了朋友，而徐志摩對朋友，向來是友善而活潑的。
假如沒有離婚，她或許還是那個又侷促又乏味又礙眼又絆腳的原配。曾經膽怯心虛的張幼儀，必須經歷婚姻破裂，從陣痛中蛻變，在歐洲留學，拭去“小腳女人”的滿面塵灰，才可能身著職業裝篤定地坐在辦公桌前。
張邦梅問張幼儀愛不愛徐志摩，她說自己也很迷惑——“因為每個人總是告訴我，我為徐志摩做了這麼多事，我一定是愛他的……如果照顧徐志摩和他的家人可以稱為‘愛’的話，那我大概愛他吧。在他一生當中遇到的幾個女人裡面，說不定我最愛他。”
無論如何，當“五四”新潮驅逐千年舊浪，個體生命不同程度地領略並承受著時代劇變帶來的歡欣或惶惑、新生或衰颯。曾經不知所措的舊式媳婦張幼儀，也不幸被激流狂濤打懵、擊倒。幸運的是，她有力量將一顆殘碎的心縫合、修復，重塑自我。除了家族支撐、個性堅韌，她也受益於新風尚的滋養和婦女解放的時代機遇。（文章轉載自網絡，如侵權聯繫及時刪除）
王鶴 成都人，畢業於四川大學中文系，供職於成都媒體。著有《愛與傷奔湧不息》《晚明風月》《偶爾遇見的傳奇：民國才女寫真》。曾與王澤華合著《民國時期的老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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