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振羽（1900-1980），湖南邵陽縣人，無產階級革命家、著名歷史學家。曾受黨委派，參與國共“南京談判”；在邵陽縣創辦“南方抗大”——塘田戰時講學院；任劉少奇政治秘書、學習秘書；中共遼東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大連大學校長、黨委書記，東北人民大學（今吉林大學）校長、黨委書記；中央黨校教授；中央軍委顧問，中央民委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戎馬倥傯，筆耕不輟，卷帙浩繁。出版有《簡明中國通史》《中國社會史》《中國經濟史》《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民族簡史》《中國外交問題》《中國歷史講稿》《呂振羽全集》等。
歷史多一點》
走近父親 邁向崇高
——紀念父親呂振羽
↑作者（後左）與父母親合影。
文丨呂堅
2017年1月30日，是我的父親呂振羽誕辰117年紀念日。2016年底，由湖南省政協文史學習委員會編著的總計55萬字的《長留雅韻足三湘——呂振羽紀念文集》出版了。在此之前，《呂振羽全集》也於2014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集共計10卷600萬字，有專著、講稿、史論、政論、日記、詩詞等。這是當代史學史上的一個大工程。
兩套書我都參與了整理編輯，這也使我對父親的人生歷程、個人品格和學術貢獻有了更加全面的認識。
父親在理想信念上矢志不移，在學術上勤奮探索，勇於開拓創新。
1921年，他以優異成績考入湖南甲種工業專門學校電機系，之後，又赴日本明治學院學習經濟。1928年7月，他來到北平，從事編輯、著書、大學授課。1935年11月，正值日寇入侵、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他受中共北方局委派，辭去教授職務，赴南京與國民黨方面進行停止內戰、國共兩黨合作抗日談判。1936年3月，父親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於次年赴武岡創辦塘田戰時講學院。
1941年3月，皖南事變發生後，他受周恩來指示，辭去復旦大學教授職務，從重慶經廣西、香港、上海秘密進入蘇北鹽城，親歷了新四軍反日寇掃蕩，在阜寧華中局黨校草棚教堂為新四軍師團級學員講課，在油燈下編寫講義。
1942年2月，接毛澤東電召，隨劉少奇經山東、河北、山西，歷時10個月，跋山涉水，穿越103道敵寇封鎖線，終於來到陝北延安。1945年10月，日本投降後，他主動向黨要求，奔赴東北，深入基層，開展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城市工作，直至新中國建立。
從父親的經歷不難看出，每到民族危亡、中國革命的關鍵節點，他總能做到堅持理想，挺身而出，不惜捨去個人利益。父親的摯友侯外廬在回憶錄中說：“皖變之後而願往新四軍者，誰能不敬佩他的大勇……我覺得，振羽身上有一種特別的氣質超乎學界朋友之上。那就是一種英雄氣概。”
1928年父親來到北平後，開始了繁忙的著述與教學生涯，直至1937年“七七事變”後離開北平。期間，他主編過刊物，辦過進步社團，任過大學教授，出版了兩部史學專著《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和《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
這是他學術上的一段黃金時期。我不止一次聽母親說過，那時父親經常去北平圖書館查閱古籍，帶上幾個燒餅吃，一呆就是一天。
在生活中，父親廉潔自持，家風淳樸。
父親出身邵陽農家，自幼務農。1933年他擔任中國大學教授以後，儘管收入不低，除家用外，大部分收入用來買書。他的學生榮孟源教授回憶說：“先生生活儉樸，吸菸和一般大學生差不多，不過是老刀牌和小粉包而已……上課經常是步行。”但遇到有些學生生活困難，他常予以資助。
父親以教授身份投身革命，一直受到黨組織的高度信任和關心。1943年3月，他擔任劉少奇的政治秘書(後改任學習秘書);1948年9月，任中共安東省委常委，分管城市、宣傳工作;1949年10月，任大連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1950年10月，任東北人民政府文教委員會副主任，後又兼東北人民大學校長。
作為黨的高級幹部，父親對自己一直是嚴於律己。到長春任校長後，學校安排了一處樓房。他一看沒住，說這房太大，可以住三位教授，只住了一處小樓。1955年他因病離職來京休養，高教部曾安排他住北大司徒雷登舊居(現臨湖軒)，被他謝拒。科學院也安排了他的住房。但他不願增加國家負擔，結果用自己稿費買了一處四合院居住。1955年父親率團赴德開會，後留蘇聯治病(發現腦瘤)。當聽說母親考慮寒冷要託人帶衣服，他一再寫信阻止，說“黨內像我們這樣的幹部多得很，能有機會到蘇聯治病，就是黨的極大關懷和照顧，千萬不要去託人這託人那。”
父母親一貫生活節儉，對子女也是如此，兩個姐姐上大學，每月只給幾元生活費。但對國家需要、同志間有困難，他會盡力去幫。1951年6月，為支援抗美援朝，他一下捐出歷年稿費近4000萬元(注：為舊幣)。1952年他去上海開會，組織上發了300元補助。他讓母親分給鄉親用。1960年後他到中央黨校任教，黨校配了專車、專家住房、公務員，聽說公務員愛人沒工作，每月給他二三十元幫助。
父親收入較高，來京時每月工資380多元，後減為350多元，學部委員津貼100元，加上母親150多元，合計有600元左右，還有一些文稿收入。但家庭每月開支控制在100元，很少添置衣服，也從不下飯館，遇友人來，至多去外邊買兩個菜。其餘收入主要用於買書，資助老家親友。他常對我說：“我出身湖南農村，能有現在的生活水平很不錯了。”
父親酷愛藏書，他曾對我說：“我買書主要是為了工作與研究的需要。我如果不在了，就留給媽媽用。她不在了，就把它們交給國家。”經過多年節衣縮食，父母親收藏的圖書蔚為可觀，總計25000餘冊，其中元、明、清古籍善本、抄本、碑帖不少。如元刻本《大宗地玄本論》、文瀾閣《四庫全書·甫裡集》等。不少書都留下他批點、圈閱的字跡。
父親不喜交遊，除了外出開會、教學，總是在家看書、寫作。他60歲後的計劃是撰寫《近現代中國政治思想史》《近現代中國通史》，後因受迫害而未能實現。
父親是1980年7月因心臟病突發去世的。1986年母親遵照父親遺願，將所有藏書、四合院(19間住房)無償捐獻給吉林大學。1991年，她又把珍藏的明代宋旭《藤黃吉利圖》、張瑞圖書法計12件文物捐獻給故宮博物院。父親、母親都是平凡的共產黨員，但他們身上體現了真心愛國的社會價值觀。
光陰荏苒，父親去世已36年了，但他給世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在我心中，父親就是一座崇高的豐碑。
（本文原載2017年2月13日《湖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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