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是承载历史和凝聚认同感的“容器”，是散落在大地上的身份证。不管是出于商业目的也好，还是因为“不好听”也好，随意更改，动用权力的推土机粗暴地强拆地名，显然是历史文化缺乏起码的“温情与敬意”。
冰川思想库特约研究员 |李跃
日前，四川省九寨沟县举行了更改县名20周年成就展。公开资料显示，九寨沟县原名南坪县，古称羊峒，殷商以前至秦均属氐羌。1998年，该县更名为“九寨沟县”。
南坪县更名为九寨沟县，与云南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湖南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四川灌县撤县设市更名为都江堰市等一起，被认为是“更名促进当地旅游及城市发展”的成功例证。
▲云南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图/图虫创意）
不知道这样的案例会不会刺激一些地方的改名冲动，反正我个人对这里面的“成功”持保留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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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作为旅游景点的九寨沟、张家界等早已名动天下，即使不将它们升级为城市名，也并不影响其旅游地位。由于这类城市名与其标志性旅游景区名重叠，已经是水中有泥、泥中有水的关系，所谓改名效应很难进行严谨的科学推断。
但改名成本是实实在在的。除了由此带来的看得见的显性成本——按照计算，一个150万左右人口的城市更名后，仅办理二代身份证就需要花费两三千万元。此外大到路牌、招牌小到公章、信笺等统统需要更改，成本高昂——更重要的是还有那些沉没了的历史文化成本、记忆成本，从长远看可能更为“昂贵”。
作为湖南人，我很容易想起那些散落在三湘四水的、如今已经消失了的地名。比如，世人皆知张家界，但张家界的前身大庸市，可能已经渐次退出人们的记忆了。事实上，大庸与古庸国有颇深渊源，现张家界市境内还有不少含“庸”字的地名，如大庸溪、大庸滩、大庸坪、大庸口、庸水等。
▲张家界的前身大庸市，与古庸国有颇深渊源（图/图虫创意）
历史记载，庸国在夏时，或最迟在商时就已经成了较为统一、相对稳定、中间无间断的国家。著名的屈原是秭归人，其先祖就是庸国的一位国君伯庸。公元前611年，楚与秦、巴三国联军大举破庸，庸都方城四面楚歌，庸君被杀，三个王子两死一逃，遂为三国所灭。
庸国灭亡后，庸人就开始了悲壮的迁徙，沿着武陵山脉过峡江，进入到清江、酉水、澧水流域，而这些区域正是原大庸国的故土，也就是现今张家界市及周边地区。大庸自此被开发成为避楚秦之乱而遗世的武陵胜境。
可以说，“大庸”这个城市地名里，就保存了许多关于古庸国的文化信息，通过这个地名，人们很容易走上那条通往古庸国的历史小道。但是，随着“大庸”被从地图上抹去，随着它从公共视野里消失，古庸国也将日益被时间的荒草所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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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由得想起了不久前的一则新闻。安徽宣城主城区四条道路拟以文房四宝命名，分别为宣笔大道、墨香大道、宣纸大道、宣砚大道。按照公示中的说法，这一次对城市道路命名（更名）是“为进一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扩大‘中国文房四宝之城’知名度”。
但在当地人看来，这恰恰是一种莫大的讽刺——明清时代的宣城县老城有五处城门，分别是泰和门、薰化门、宝城门、拱极门、阳德门，被纳入更名范围的薰化路、宝城路正是由此而来。而今，古城门早已不存，如果承载城门记忆的道路名称也被粗暴删除，叫人如何弘扬“传统文化”？
▲安徽省宣城市泾县桃花潭风景区（图/图虫创意）
我似乎听到，文化断裂的声音与商业逻辑横扫一切的声音混杂在一起，涌入耳际。宣笔大道、墨香大道、宣纸大道、宣砚大道这样的名字，看起来很有气势、琅琅上口，但总摆脱不了生搬硬套之嫌。
正如有网友揶揄说，按照当地官方的思路，是否可以将该市改成笔墨市或纸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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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地方改地名，则纯粹是某种心理暗示或联想在作祟。
前些年，有人呼吁湖北简称由“鄂”改“楚”，理由是“鄂”字两个口代表着吵架，一个耳朵意味着偏听偏信，亏则是亏欠，再说，在古代“鄂”通“噩”，现代“鄂”与“恶”谐音，实在不好听。
但且不说这么一改，同属楚地的湖南人答不答应，因为“不好听”就要改简称，很多省份都会坐不住。四川坐不住，“蜀”和“鼠” “输”同音；海南坐不住，“琼”通“穷”；安徽坐不住，“皖”“晚”“完”，岂不让人慌得一比？
前些年，江苏宿迁有个地方叫骆马湖，一家旅游公司悄悄将其改为“马上湖”，理由是“骆马”通“落马”，不吉利。如果是这样，我觉得有必要给改名者提前打支预防针，可千万别轻易来深圳，我担心，什么布吉（不吉），上沙（上杀），下沙（下杀），沙头（杀头）、南头（难头）之类的地名，会不会吓破他的小胆？
▲江苏省宿迁市，人们在骆马湖冰面上玩耍（图/图虫创意）
还有些人提议改地名，恐怕跟严重的道德洁癖有关。
前些年，北京市几名人大代表曾联名提出“美化北京地名”的建议，理由是，奶子房、骚子营这样的地名有碍观瞻，影响市民心情。如果说“奶子房、骚子营”看上去不雅，在我的家乡湖南，有两个相距不远的县名分别叫“双峰”与“洞口”，是不是更容易令人产生不雅的联想了？
再试举一例。倘若你在街头向美女问路，问她“三围在哪里”，如果这事发生在外地，人家可能会把你当成流氓；如果发生在深圳尤其是宝安区，人家可能会一本正经地为你指路——深圳确实有一个叫“三围”的地方，位于宝安区西乡街道固戍社区，那里还有一个三围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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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承载历史和凝聚认同感的“容器”，是散落在大地上的身份证。不管是出于商业目的也好，还是因为“不好听”也好，随意更改，动用权力的推土机粗暴地强拆地名，显然是历史文化缺乏起码的“温情与敬意”。
比起九寨沟、张家界等所谓“成功”案例来说，那些欲将地名往“回”改的案例，更应该成为我们的一副清醒剂——安徽合肥欲再改回庐州；两年前，有人撰文建议安徽黄山市恢复为古地名徽州，引发关注与讨论；随后，知名作家池莉也呼吁湖北仙桃市早日恢复为沔阳……
真是“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值得提醒的是，这么折腾来折腾去的成本是看得见的，而收益却模糊不清。
进一步说，与其盯着这样的传统地名，不如在城市的新兴地名规划上下功夫。很多地名都是随着城市地盘的扩大而衍生的，城市本来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展现独特的气质，但可惜，不少城市地名要么珠光宝气、俗不可耐，要么重复雷同——想一想我们到底有多少条“五一路”、“劳动路”、“建设路”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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