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是承載歷史和凝聚認同感的“容器”，是散落在大地上的身份證。不管是出於商業目的也好，還是因為“不好聽”也好，隨意更改，動用權力的推土機粗暴地強拆地名，顯然是歷史文化缺乏起碼的“溫情與敬意”。
冰川思想庫特約研究員 |李躍
日前，四川省九寨溝縣舉行了更改縣名20週年成就展。公開資料顯示，九寨溝縣原名南坪縣，古稱羊峒，殷商以前至秦均屬氐羌。1998年，該縣更名為“九寨溝縣”。
南坪縣更名為九寨溝縣，與雲南中甸縣更名為香格里拉縣、湖南大庸市更名為張家界市、四川灌縣撤縣設市更名為都江堰市等一起，被認為是“更名促進當地旅遊及城市發展”的成功例證。
▲雲南中甸縣更名為香格里拉縣（圖/圖蟲創意）
不知道這樣的案例會不會刺激一些地方的改名衝動，反正我個人對這裡面的“成功”持保留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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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作為旅遊景點的九寨溝、張家界等早已名動天下，即使不將它們升級為城市名，也並不影響其旅遊地位。由於這類城市名與其標誌性旅遊景區名重疊，已經是水中有泥、泥中有水的關係，所謂改名效應很難進行嚴謹的科學推斷。
但改名成本是實實在在的。除了由此帶來的看得見的顯性成本——按照計算，一個150萬左右人口的城市更名後，僅辦理二代身份證就需要花費兩三千萬元。此外大到路牌、招牌小到公章、信箋等統統需要更改，成本高昂——更重要的是還有那些沉沒了的歷史文化成本、記憶成本，從長遠看可能更為“昂貴”。
作為湖南人，我很容易想起那些散落在三湘四水的、如今已經消失了的地名。比如，世人皆知張家界，但張家界的前身大庸市，可能已經漸次退出人們的記憶了。事實上，大庸與古庸國有頗深淵源，現張家界市境內還有不少含“庸”字的地名，如大庸溪、大庸灘、大庸坪、大庸口、庸水等。
▲張家界的前身大庸市，與古庸國有頗深淵源（圖/圖蟲創意）
歷史記載，庸國在夏時，或最遲在商時就已經成了較為統一、相對穩定、中間無間斷的國家。著名的屈原是秭歸人，其先祖就是庸國的一位國君伯庸。公元前611年，楚與秦、巴三國聯軍大舉破庸，庸都方城四面楚歌，庸君被殺，三個王子兩死一逃，遂為三國所滅。
庸國滅亡後，庸人就開始了悲壯的遷徙，沿著武陵山脈過峽江，進入到清江、酉水、澧水流域，而這些區域正是原大庸國的故土，也就是現今張家界市及周邊地區。大庸自此被開發成為避楚秦之亂而遺世的武陵勝境。
可以說，“大庸”這個城市地名裡，就保存了許多關於古庸國的文化信息，通過這個地名，人們很容易走上那條通往古庸國的歷史小道。但是，隨著“大庸”被從地圖上抹去，隨著它從公共視野裡消失，古庸國也將日益被時間的荒草所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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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由得想起了不久前的一則新聞。安徽宣城主城區四條道路擬以文房四寶命名，分別為宣筆大道、墨香大道、宣紙大道、宣硯大道。按照公示中的說法，這一次對城市道路命名（更名）是“為進一步弘揚中華傳統文化，擴大‘中國文房四寶之城’知名度”。
但在當地人看來，這恰恰是一種莫大的諷刺——明清時代的宣城縣老城有五處城門，分別是泰和門、薰化門、寶城門、拱極門、陽德門，被納入更名範圍的薰化路、寶城路正是由此而來。而今，古城門早已不存，如果承載城門記憶的道路名稱也被粗暴刪除，叫人如何弘揚“傳統文化”？
▲安徽省宣城市涇縣桃花潭風景區（圖/圖蟲創意）
我似乎聽到，文化斷裂的聲音與商業邏輯橫掃一切的聲音混雜在一起，湧入耳際。宣筆大道、墨香大道、宣紙大道、宣硯大道這樣的名字，看起來很有氣勢、琅琅上口，但總擺脫不了生搬硬套之嫌。
正如有網友揶揄說，按照當地官方的思路，是否可以將該市改成筆墨市或紙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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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地方改地名，則純粹是某種心理暗示或聯想在作祟。
前些年，有人呼籲湖北簡稱由“鄂”改“楚”，理由是“鄂”字兩個口代表著吵架，一個耳朵意味著偏聽偏信，虧則是虧欠，再說，在古代“鄂”通“噩”，現代“鄂”與“惡”諧音，實在不好聽。
但且不說這麼一改，同屬楚地的湖南人答不答應，因為“不好聽”就要改簡稱，很多省份都會坐不住。四川坐不住，“蜀”和“鼠” “輸”同音；海南坐不住，“瓊”通“窮”；安徽坐不住，“皖”“晚”“完”，豈不讓人慌得一比？
前些年，江蘇宿遷有個地方叫駱馬湖，一家旅遊公司悄悄將其改為“馬上湖”，理由是“駱馬”通“落馬”，不吉利。如果是這樣，我覺得有必要給改名者提前打支預防針，可千萬別輕易來深圳，我擔心，什麼布吉（不吉），上沙（上殺），下沙（下殺），沙頭（殺頭）、南頭（難頭）之類的地名，會不會嚇破他的小膽？
▲江蘇省宿遷市，人們在駱馬湖冰面上玩耍（圖/圖蟲創意）
還有些人提議改地名，恐怕跟嚴重的道德潔癖有關。
前些年，北京市幾名人大代表曾聯名提出“美化北京地名”的建議，理由是，奶子房、騷子營這樣的地名有礙觀瞻，影響市民心情。如果說“奶子房、騷子營”看上去不雅，在我的家鄉湖南，有兩個相距不遠的縣名分別叫“雙峰”與“洞口”，是不是更容易令人產生不雅的聯想了？
再試舉一例。倘若你在街頭向美女問路，問她“三圍在哪裡”，如果這事發生在外地，人家可能會把你當成流氓；如果發生在深圳尤其是寶安區，人家可能會一本正經地為你指路——深圳確實有一個叫“三圍”的地方，位於寶安區西鄉街道固戍社區，那裡還有一個三圍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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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承載歷史和凝聚認同感的“容器”，是散落在大地上的身份證。不管是出於商業目的也好，還是因為“不好聽”也好，隨意更改，動用權力的推土機粗暴地強拆地名，顯然是歷史文化缺乏起碼的“溫情與敬意”。
比起九寨溝、張家界等所謂“成功”案例來說，那些欲將地名往“回”改的案例，更應該成為我們的一副清醒劑——安徽合肥欲再改回廬州；兩年前，有人撰文建議安徽黃山市恢復為古地名徽州，引發關注與討論；隨後，知名作家池莉也呼籲湖北仙桃市早日恢復為沔陽……
真是“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值得提醒的是，這麼折騰來折騰去的成本是看得見的，而收益卻模糊不清。
進一步說，與其盯著這樣的傳統地名，不如在城市的新興地名規劃上下功夫。很多地名都是隨著城市地盤的擴大而衍生的，城市本來可以利用這樣的機會展現獨特的氣質，但可惜，不少城市地名要麼珠光寶氣、俗不可耐，要麼重複雷同——想一想我們到底有多少條“五一路”、“勞動路”、“建設路”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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