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2100实验室
转自 | 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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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男神”施一公，几乎每年都要回一次老家河南。最近，他在今年回乡时用了一个晚上与河南农业大学师生分享心路历程。
他说，要成为一位优秀的科研人，必须具备3条要素：
一要注意工作时间的付出，刻苦努力做研究；
二要善于思考，具有批判性思维，敢于怀疑权威；
三要有脾气，要有那一份执着和坚持。
作为著名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是中国科学院、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三合一院士”，在世界上第一次解析了“剪接体”结构。但他说，自己当年生物学的成绩非常不好，遗传学和细胞学的实验与课程，在班上都是中下等。甚至在霍普金斯大学读博期间，有一门生物学课程，连考3次，分别是52、32、22分，越来越少。后来，一位清华老师的话点醒了他：“在这个世界的发展中，生命科学一半以上的学术问题来自于对人类的关注。大生命学科在21世纪是最大的学科。”
于是，在博士毕业半年后，他开始强行培养对生命科学的兴趣。施一公表示，现在看来，培养这种兴趣有点晚，但极其浓厚，哪怕废寝忘食，哪怕没日没夜，都乐在其中。科研成为了施一公的乐趣，也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这能让人无忧无虑地思考和解决一些科学问题。
施一公说，现在学生受物质冲击太厉害，自己想通过努力，让学生们觉得做科研很酷，而不是赚钱很酷。
辞去清华副校长，
要办出世界最好的大学
前阵子，施一公辞去了清华大学副校长的职位，只保留教授身份，为的是专职做西湖大学校长。
在此之前，曾有人质疑：“施一公如果真的对西湖大学如此有信心，信誓旦旦过五年就赶上清华，怎么还脚踏两只船，还对清华大学副校长职务恋恋不舍？世界上有哪所一流大学的校长是兼职干的？”而现今，施一公用实际行动隔空回应了这一质疑。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到2019年年底，西湖大学师资规模将超过拥有2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洛克菲勒大学，教师科研水平很可能成为中国之最；5年后，教师科研水平比肩东京大学、清华、北大等知名学府，成为亚洲一流；15年后，在各项指标上和加州理工大学媲美，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好的大学之一。
在一场科学论坛上，施一公说：“中国人因为教育模式比较单一，考试无论是怎么样，我们希望学生既不能太超前，也不能太落后，所以我们的均值非常高，但是方差很小。”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学生水平很高，但中国的科学技术还没有领先于世界，中国的基础研究还没有领先于世界。
所以，他做了一次很酷的取舍：放弃清华大学的副校长身份，投身西湖大学。或许，这正是他尽力提高中国教育“方差”的一次尝试吧！
“我当时一点儿都听不懂，
但感觉科学真酷。”
施一公的父亲施怀琳对他的影响很大，可谓是他平生最崇拜的人。
当年，施怀琳在全公社唯一的高中讲授数学和物理，讲课认真而又生动，学生们很喜欢。1977年恢复高考，他辅导施一公的表姐、表哥、大姐认真复习数理化，给他们讲解方程式、热力学，X、Y、Z……而施一公就在他们身旁。他回忆：“当时一点儿都听不懂，但感觉科学真酷，这种耳濡目染的环境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非常大。”
1990年，施一公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生物物理学及化学博士学位。刚到美国留学时，他也曾想过转行学计算机，学经济管理。“没想到，一进入实验室，就发现科学研究这个殿堂。是如此之神妙，超乎你的想象。”他坚定了做基础研究的决心，“尤其是研究取得突破之后，那种快乐是无与伦比的，是一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喜悦。”
1995年，施一公获得博士学位。“尽管觉得已经板上钉钉会去做学问，但我仍然面试了几个职位。我拿到了一家保险公司中国首席代表的职位。面试我的人说：中国的保险市场刚刚放开，你加盟我们，开拓中国市场，转眼间就能拿到6位数的收入。
我听了，觉得这很好玩，但不够浪漫。我去面试的主要目的就是说服自己，做学问、做科研是最浪漫的事情。”
悲剧中，
悟出“一公”中的大爱
施一公的父母都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大学毕业后分配至河南郑州工作。在他出生的那个年代，“卫东”“文革”这样带有浓厚时代色彩的名字满天飞。施怀琳没有随大流，而是给儿子起名为“一公”，望其长大后“一心为公”。
当时，施一公还是清华大学生物系本科三年级的学生。在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常常夜不能寐，凌晨三四点跑到学校隔壁空旷的圆明园里发泄心中悲愤。
至亲离世，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莫大的悲剧。可是，当年年轻的施一公就懂得不沉溺在怨恨中，而是由此想到传承父亲的毕生志愿，以“一心为公”之心去努力改变同胞、改变社会，避免类似的悲剧。如此胸怀，必不是书斋性学者可比！
为教育建言，
呼唤一流大学
2010年1月26日，施一公受邀到国务院，与科教文卫各界代表就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发表意见建议。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就经济本身而言，没有科技支撑，人的素质的提高，经济就不可能有跨越和可持续的发展。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就是要把经济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施一公本来准备了一篇发言稿，听到温家宝的这些话，他脱稿说了起来：“您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中国大师级人才求贤若渴的心情。但是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就不可能培养世界一流的人才。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应该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
他又指出了当前中国大学发展中存在的一些急功近利的现象。温家宝听后说：“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
施一公还记得，那次他最后说：“总理，请您相信，我们会前仆后继，一定能把中国的大学建成世界一流。”
那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写入了“创建若干一流大学，培养杰出人才”。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句话已经发展成“双一流”：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在天才云集的最高学府，
做“风一样的男神”
施一公说过，自己的活法儿不具可借鉴性。因为，“很多人如果按照我的强度来工作，恐怕估计三天也坚持不下来。”
那是怎么样活法呢？
他平均每天的睡眠不足6小时。为保证充沛的精力，他长期坚持跑步。大学时，他就是学校的竞走队员。在北京时，只要PM2.5在200以下，他就去校园里跑步，最少也要跑5公里。
在清华的时候，施一公被封为“风一样的男神”——说话快，走路快，总是一副风风火火的样子。
这不仅因为他是个急性子，更是为了省时间——他每年要给清华的本科生上满100节课时，同时身兼数个行政职务。由于在科学界颇具声望，还常常出席各种社会活动。在这些事情之外，他还需要完成一名科学家的本职工作：做科研、写论文。
刚回国那几年是最忙的时候，他坚持挤出一半的时间给科研。为此他还“发明”了一个办法：提前两周安排工作，把50％的科研时间“固定”下来；其余的事情，按照与科研、教学的相关性排序。“总之，50％时间做科研的底线不能突破。”
为了把更多时间放在科研和教学上，他外出开会基本不吃饭，开完会就走人；客人来访，到了饭点就叫个20块钱的盒饭，在办公室吃工作餐。后来，随着各项工作步入正轨，用于科研的时间又多了些，“应该能达到60％”。
“做科研很酷，而不是赚钱很酷。”
在多数人做任何事都不无功利目的当下，只有真正热爱做学问、热爱科研的人方能完全感受吧！不过，还是希望更多的孩子，从施一公这样的科学家身上，对科研的“酷”有些许体会，或许将来爱上科学的孩子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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