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煜林

看到这个题目，猛然想起81年前的今天，也是这样一个溽暑时节的夜晚，永定河水一如往昔川流不息，芦沟晓月恰似今日风景静谧。只是在这静谧之中，蕴含着大战来临之前的肃杀气息。

1937年7月7日晚8时许，一声枪响划破夜空。日军华北驻屯军第1师团驻丰台营区的演习部队，以寻找失踪士兵为借口，并怀疑该名士兵遭到中国军队枪杀，随即向驻守卢沟桥畔宛平城的中国军队要人。其无理要求自然遭到我29军军长宋哲元的严辞拒绝，于是日军便炮轰宛平城，“七·七事变”由此爆发。

回顾这个历史事件的爆发经过，事变的起因与6年前的“九·一八”如出一辙，同样是栽赃嫁祸，同样是无中生有，只不过，日军在这起事件中表现得更加有恃无恐。1931年日军在柳条湖“挑事”时，还知道伪造现场，找了3具尸体套上东北军的军服，然后嫁祸于人；到1937年，日军连伪造现场的环节都省略了，胡乱编了个借口就找上门来兴师问罪。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1937年的中国华北乃至全国已经濒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九·一八”以后，日本人蚕食中国的脚步一刻也没有停歇，33年的《塘沽协定》迫使中国军队退出冀东平原；35年6月的《秦土协定》使北京以北门户洞开；35年7月的《何梅协定》又使整个河北变成真空地带。可以说，到“七·七事变”爆发之前，如果没有29军镇守的宛平城，北京俨然就是一座孤城。此时此刻，日军占领京津的图谋早已箭在弦上，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借口而已。

“七·七事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

是29军将士率先打响了全民抗战的第一枪，没有他们在81年前的奋起抵抗，就不会唤起全体同胞面临民族危亡时的彻底觉醒，更不会掀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全民抗战！

谨以此文缅怀29军副军长佟麟阁将军、132师师长赵登禹将军，以及所有在“七·七事变”中为国捐躯的抗日英雄们！

慕什塔戈

日本著名评论员田原总一郎告诫他的国人：“不要忘记，日中战争就是由一发子弹引起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写道：“7日晚开始的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序幕。表面上，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是由日军演习时的‘枪声’引发的，具有偶然性。但是，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的侵华政策相关，并很快导致了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从历史的演变过程看，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又带有必然性。”也就是说，“枪声”是引发卢沟桥事变的“导火索”，但是日军违反1901年《辛丑条约》有关日本在华驻军的规定，从1936年5月起强行在丰台“安营扎寨”，是引发卢沟桥事变的直接动因。因为，1937年7月7日进行军事演习并引发事端的日军，就是驻屯丰台的日军。时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也承认：“将通州驻兵的计划改为在丰台驻兵，终于构成了卢沟桥事件的直接动因。”

历史事件往往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卢沟桥事变也具有日本亟欲扩张在华势力的“必然性”和日本“下剋上”直接引爆冲突的“偶然性”相结合的特征。

日本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是卢沟桥事变的主要策动者。这个曾经在陆军参谋本部庶务科担任过参谋的家伙，曾大言不惭地宣称：“大东亚战争的责任应该由老子承担。是老子在卢沟桥打响第一枪，挑起了这场战争。”他这么说显示出高估自己的狂妄，但并非纯属“胡说八道”。时任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第二课课长的河边虎四郎少将，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自昭和十二年（1937年）4、5月，一些不祥的情报不时传入我的耳内：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的幕僚称，华北出现了一些可能会闹事的征兆。”而“闹事”的，就是牟田口廉也的部队。他的“放纵”，是事变发生的重要原因。

1937年7月7日下午，北平丰台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带领，在卢沟桥以北永定河东岸宛平城附近回龙庙地区进行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日军以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为由，要求进入宛平城搜寻，遭到中方拒绝。实际上，在日军提出进城搜寻半小时前，志村菊次郎已经归队，日军这么做纯属寻衅滋事，而这种寻衅滋事，至少为牟田口廉也默许。7月8日5时30分，日军从沙岗炮击宛平城，中国军队奋起自卫，双方武力冲突全面升级。

根据当时的日本内阁书记官长风间章回忆，7月7日当天夜里他接到消息后，即向首相近卫文麿作了汇报。近卫问：“难道是日本陆军有计划的行动？”近卫连夜召集临时内阁会议，决定“不扩大事态”。7月8日上午，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也召开联席会议，并在傍晚以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的名义，电令日本驻天津部队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不扩大事态，不行使武力。”

但是，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等一帮家伙，却不嫌事儿大，派辻政信和田中隆吉两个参谋前往北平给牟田口廉也等“打气”，并上书要求中央“决断”。那帮家伙扩大战争的主张五花八门，如田中新一称，“不扩大就不扩大，反正不拿下上海不算扩大”。可以认为，在有“下剋上”传统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命令也被“阳奉阴违”。

事变发生后，一些日本扩张主义分子亟欲一举击溃中国，迫使中国签“城下之盟”。原为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后任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的松井石根在日记中写道；“要贯彻日本陆军的传统精神和作战方针，速战速决。”日本参谋本部次长河边虎四郎在回忆录中也就当时的意图写道：“只要派遣大军攻击一下作为恐吓，中国马上会投降，即可防止事态扩大”。 时任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武藤章则提出了“对支一击论”。概括而言，日军对中国的藐视，是使卢沟桥事变成为全面侵华战争起点的重要原因。

图：（自左至右）挑起七七卢沟桥事变的三个罪魁：日本驻津部队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步兵旅团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步兵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

冯玮

1936年，日本华北驻屯军以卑鄙的手段占领丰台，将下一个目标定在了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北平的北、东、南三面已经被日军控制：北面，是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关东军一部；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8个师约4万人；东面，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17000人的伪保安队；南面，日军已强占丰台，逼迫中国军队撤走。这样，卢沟桥就成为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其战略地位更加重要。为了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截断北平与南方各地的来往，进而控制冀察当局，使华北完全脱离中国中央政府，日军不断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7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22时40分，日军声称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立即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严词拒绝。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假意与中国方面交涉。24时左右，冀察当局接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松井称：日军昨在卢沟桥郊外演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并认为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中方以时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枪声非中方所发，予以拒绝。不久，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若中方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同时，冀察当局接到卢沟桥中国守军的报告，说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此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已归队，但隐而不报。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发动炮击，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

第38师师长——张自忠，驻守天津、大沽、沧县、廊坊

第143师师长——刘汝明，驻守张家口、张北，怀来

Trafalgar18051021

今天，2018年7月7日，“七七事变”81周年祭。特撰此答，窗前奋笔，惟是怀念在那场民族解放战争中英勇献身的中国军人，一并寄语我辈中人：有生之年，勿忘国耻，常居安思危，致民族复兴。

清政府的后遗症

回到八十一年前，事实上，第29军驻扎在北平丰台车站的第110旅220团二营，其警备工事与日本守备队军营相踞仅400米，日军士兵经常怀揣三八军刺来车站闹事。从1936年起，近在咫尺的双方摩擦不断，拳打脚踢扭成一团的事情时有发生。当年六月某日，日军诬称一匹军马跑到了29军的防区，要求立即返还否则武力解决，中国军队答复要马没有要打就干，结果双方当真交火，日军在炮兵掩护下攻击二营阵地，第37师师长冯治安紧急调派部队增援，日军方才退去，此事在两军高层谈判下不了了之，但基本就是“七七事变”的预演。那么，日本军人如何能在华北大地耀武扬威呢？这都是晚清政府造的孽。

日军驻扎平津地区的所谓“中国驻屯军”，是由原“清国驻屯军”演变而来的，1900年八国联军逼迫清政府签定了《辛丑条约》，条约中规定各国可以派兵保护使馆和侨民，日本借此组建了这支部队，司令部设于天津海光寺，各分队驻扎在铁路沿线要点。民国建立后，继承了这些屈辱的条款，日军不过换了个名字继续存在，经过多年的经营和秘密增兵，到七七事变爆发前，“中国驻屯军”的野战部队已达一个旅团的规模，约5600余人。尤其是控制北平铁路进出的丰台车站和宛平城，位置极其敏感，而丰台就驻有日军。

张学良的后遗症

上溯至六年前，“九一八事变”是由盘踞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挑起的，由于张学良及东北军的不抵抗，日军仅用三个月时间就控制了比本土大四倍的广袤地区，事变主谋的几个佐级参谋简直成了日本的“民族英雄”，纷纷加官晋爵。到1937年时，石原菀尔中佐已经是参谋总部少将作战部长、土肥原大佐已经是第一师团中将师团长、坂垣大佐已经是第五师团中将师团长。关东军军事冒险的巨大成功和荣誉加身，极大刺激了驻在平津地区的日本“中国驻屯军”的野心，他们也希望通过挑起事变一举夺取华北地区，建立像关东军那样的“殊勋”。

日本帝国主义在1931年尚未做好对华全面战争的准备，然而经过六年对东北地区粮食、煤炭和金属矿藏的疯狂掠夺，日本经济发展迅速，军队规模膨胀，国内的军国主力势力已经占据统治地位，而它所面对的，是一个仍然四分五裂、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号令不出华东五省，没有系统的军事工业和现代化军队，一个虽大却弱的古国，“落后就要挨打”，侵略战争已不可避免，这是历史的必然。

日本人的狂躁症

1936年，中日两国各发生了一件影响政治局势的大事件。当年2月，驻日本东京的第一师团部分官兵发动“二二六兵变”，杀死内阁大臣等要求变革，兵变虽然被镇压下去，但文官政府彻底向军部低头，日本的国家方略已被军队所控制，军人对入侵中国的焦躁感达到峰值；12月12日，远在中国西北的古都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因不满国府对日退让政策，武力扣押蒋介石发动兵谏，史称“西安事变”，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对日抵抗收复东北的呼声也到达顶点，中日两国如同两列对向行驶的火车，升火待发。

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上个世纪中华民族全面抗日战争的开始，它的爆发是必然中的偶然。1933年长城抗战以后，国民党中央军被迫撤离华北，日本关东军已进至长城沿线内外，与华北日军联手，在北面和东面压迫着驻守北平的第29军，西北方向有日军控制的伪蒙军队，实际上北平已是三面环敌，唯一与外界联系的交通要道就是通过卢沟桥铁桥的京汉铁路。1937年夏天的华北，就像洒满煤油的草料场，一颗火星就足以燃烧起来，日本人所需要的就是个机会，如同“九一八”和“一二八”事件那样的借口，这是他们的一贯伎俩。

中国人的不屈服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河边旅团牟田口联队第三大队第8中队，照例在宛平城外进行挑衅性的实弹军事演习，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城内搜查，遭到驻军第37师220团三营的严辞拒绝。凌晨二时，双方派员开始谈判，凌晨三时，天津的日军司令部下达了攻取宛平城的作战命令，凌晨四时二十分，日军第三大队主力开始炮轰宛平城，步兵伴随发起攻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日军未能得手；随即在大雨中集中兵力猛扑城外的卢沟桥铁桥和龙王庙阵地，两个排的中国守军全部牺牲，次日凌晨，第37师219团组织兵力反攻，用大刀砍杀一个中队的日军，夺回永定河铁路桥，战争就这样打响了。

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来说，华北和平津地区的主权，与东北有本质的不同。从张作霖第一次直奉战争败北宣布东三省自治开始，东北实际已脱离中央政府，即便是1928年张学良宣布“易帜”，也只是挂上青天白日徽，从名义上归顺了国民政府，东北军政完全是独立的，国民政府的势力也从未踏出过山海关。但华北可是北伐军真刀真枪打下来的，如果容忍日军侵占，国民政府的执政基础将不复存在。因此对于日寇侵占东北，受限于各方面条件的蒋介石只能在日记里骂骂倭寇，不能采取什么实际行动。

无论后人评价蒋中正的多少错误，不可否认的是，他是个民族主义者。1937年7月8日，当他接到第29军军长宋哲元关于“卢沟桥事变”的急电时，他便意识到中日全面战争恐怕真的来临了，当天，便确定了十二字的应对方针：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

全民族的怒吼声

卢沟桥的炮声通过电波传往东京，日本内阁和军部经过短暂的争论，就做出了增兵华北的决定。关东军两个混成旅团、驻半岛的第20师团奉命出动，国内三个师团进行战争动员。

1937年7月1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
云南的龙云、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刘湘、山西阎锡山、宁夏马鸿逵等通电支持。
延安更通电全国：“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规复失地！”

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到了今日，我们忍无可忍，退无可退了，我们要全国一致起来，与倭寇拼个你死我活！”

---- 纪念“七七事变”八十一周年

度度狼gg

“八年烽火起卢沟，一纸降书落芷江”。今天是七月七日，是卢沟桥事变发生81周年，81年前打响抗战全面爆发的第一枪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1901年清政府与11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其中一条为北京至山海关的铁路由各国出兵保护，日本由此获得了在华北驻军的权力。同年日军成立了“华北驻屯军”，其司令部设在天津。“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有相机发动了“一二八”事变、侵犯长城和华北事变，中国和日本相继签订了《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对于这个协定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争议），规定：中央军退出河北，由西北军29军驻防华北，同时中国军队退到芦台以西、日军撤回长城以北，将中间地带化为非军事区。

1935年之后第29军进驻北平和天津，其中冯治安的第37师驻扎在北平的南苑、西苑、丰台和河北的保定一带；张自忠的第38师驻防在天津、廊坊一带；刘汝明的第143师驻防在张家口一带；赵登禹的第132师驻防在河北河间一带。1937年7月7日的晚上，日军华北驻屯军驻丰台的日军开始在卢沟桥进行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日军声称丢失了一名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这位士兵在演习中肚子不舒服，去解手去了，但很快就回到了部队中。日军竟以寻找失踪士兵为由，要求派兵进宛平城搜查，但是遭到中国军队第29军的拒绝。经过协商之后，决定让日军派调查团前往宛平城。1937年8日凌晨，日军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少佐向宛平城发起了进攻，驻守宛平城的第37师第219团在团长吉星文（吉鸿昌的侄子，解放军58年炮击金门时被火炮击毙的中将司令）的率领下给予日军猛烈的还击，全面抗战就此爆发，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卢沟桥事变”，又称为“七七事变”。

历史军魂

1944年10月，一名名为志村菊次郎的日本士兵在缅甸被中国远征军新编第一军孙立人部打死。1937年7月7日，正是这名普通的二等兵因内急而迷路，迟延返回军营，侵华日军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以搜寻失踪士兵为借口，炮轰宛平城，发动了七·七事变。

（志村菊次郎）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军华北驻屯军一部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日方称，当晚10时40分，在演习地域上空突然传来枪声。带队的清水节郎队长命令演习部队快速集合。

集结后发现刚入伍四个月的二等兵志村菊次郎不见了。时任第一联队联队长的牟田口廉也以此为借口，企图进入宛平城搜查。其实牟田口廉也在到达宛平城之前，已得知志村菊次郎已归队。此时，牟田口廉也隐瞒了志村菊次郎归队的消息，仍然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被中国守军拒绝。

（牟田口廉也）

7月8日凌晨四时，日军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队长一木清直命令所部向宛平城开炮，七·七事变爆发。从此，日本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日本企图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其实蓄谋已久。志村菊次郎的失踪，只是此次事件的导火索。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就不断地向华北增兵。七·七事变爆发之前，驻丰台的华北驻屯军就经常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意图挑起事端。

日军炮轰宛平城，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日本人又假借谈判的时机，调兵遣将，大举增兵华北，至7月25日，日军已集结6万兵力。28日，日军向北平发动总攻。南苑之战中，29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战死。平津相继沦陷。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勿忘国耻，祈盼和平。

岁月是一条河流

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1937.7.7～2018.7.7）八十一周年祭。可谓国殇难忘，警钟长鸣！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七七事变，亦称“芦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向我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开始。

从1937年6月起，日本侵略军在北平（今北京）西南宛平县附近连继举行挑衅性的所谓军事演习，7月7日夜晚，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当地中国军队的拒绝，日军即用炮火轰炸我宛平城和芦沟桥。

当地中国驻军，即国民革命军第二九军三十七师冯治安部吉星文团，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推动下，不顾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命令，奋起抗战；打响了我全民族抗战的第一枪。

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族抗战，得到了全国人民及爱国侨胞的广泛响应和支持。在全国人民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于1937年7月17日在江西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地不分南北东西，人不分男女老幼”...全民起来对日抗战。

八十一年前的今天，是我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起步。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东北后又逐步侵入华北嚣张气焰的延续和日寇侵略者蓄谋已久的亡我之野心。是中华儿女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而进行的伟大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更是四万万爱国军民筑成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让我们毋忘国耻，牢记血泪。珍爱无数抗日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回来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和平。爱我中华，警钟长鸣！自强不息。

国粹繁荣绚丽日

如何发生的，当然是918事变太顺利占了东北刺激的呗。其余军官一看没费多大的劲有这么多好处，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当然我们也要干一票，就发生了77事变。（所以得怪东北军）

当时的牟田口廉也，牟田大佐，中国驻屯军联队长，他是卢沟桥元凶之一。因为一个猪一样的指挥官牟田口廉也——“蝗军即使没有食物也能战斗，日本自古是吃素的民族，在热带丛林里到处是植物的地方怎么没东西吃”，这是他在东南亚的豪言壮语，也是他的名言被记录在案。

卢沟桥事变，触犯了汉人的底线，所以当时开始全面抗战，蒋介石也宣战了。以前关外属于满人的地盘，被割了还没那么大触动，入关进攻北平那就是触了底线了。当时的石原莞尔很生气，训斥他们怎么如此的蠢，应该继续巩固地盘，现在不是时候。结果被当时的日本军官回言道，只许你们干，不许我们动手？石原莞尔这个日本少有的战略大师被噎的哑口无言。

關鍵字: 文化 房车 一如往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