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代的中原人而言，古楼兰是充满神秘感的，更是令无数人为之神往的地方。直到19世纪末，以斯文赫定、斯坦因、橘瑞超为首的各国探险队相继在楼兰发现并盗走了大量文物之后，这一僵局才被彻底打破，楼兰古城的神秘面纱也随之被揭开。
一时间国际国内的诸多学者以楼兰的历史、地理、文化为核心，展开了全面而又深入的研究。其中，楼兰残纸文书的发现更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一方面为研究西域史、魏晋前凉断代史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一手资料；另一方面，此时期正值书写载体由简牍向纸质过渡，楷、行、草三体日趋成熟，这预示着书法艺术由此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西晋 陆机《平复帖》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魏晋时期，名家辈出，奈何以“二王”为代表的魏晋名家真迹，流传至今的惟陆机《平复帖》和王珣《伯远帖》两件而已。所幸的是，楼兰干旱的气候与地理环境帮助我们保存了大量的与魏晋同时代的纸质文书，虽然他们大多出自于无名氏之手，但对于魏晋书法史、书体及笔法演进进程的研究而言，无异于一笔巨大的宝藏。
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以来，汉武帝为了守卫西北边陲，不仅征调上万吏士戍边，还将公主解忧嫁到乌孙，以期达到联手抗击匈奴的目的，其随行人员中就有善书者冯嫽，书法艺术就此进入西域。此后，由于李陵、班超以及张怀瓘《书断》中所提及的徐干等人进入西域后对书艺的广泛传播，使得该地区的各级军官吏士逐渐涌现出了大批的善书者。这些遗墨不仅表现出他们在极为恶劣的生存条件下的坚毅精神，更展露出高超的书法技艺。
这些残纸文书的出土地曾是西晋至前凉时期管理西域地区最高行政长官——西域长史的驻地，汉字书法艺术在此地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从简纸文书的文体类型来看，既有官署公文、私人信件，也有诸如《急就章》之类的童蒙抄本或练字手稿，所作书体除介乎于隶楷之间的楷书外，还有行草书，书写水准虽然良莠不齐，但仍不乏精品之作。
“李柏文书”九行信稿
在难以计数的楼兰书迹中，最为学界所瞩目的当属出土于1909年，现藏于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的两件《李柏文书》了。从直观来看，两信稿一为九行，一为十二行，多有近似之书信套语，内容中所称“王使”不一致。李柏为西域长史，于《晋书》有名，生活于两晋之交，约与陆机、王羲之同时。故而，其书风笔势与陆机《平复帖》、王羲之《姨母帖》相对照，颇有近似之处，是介于隶行之间的书体形式，其十二行本墨色苍遒生涩，力道十足，比上述两帖似乎更为动感激越、铿锵恣肆。有学者考证此作书于325年或328年，
从时间上来看，当不会晚于王羲之传世诸作。
这足以说明西域边陲之地在书体的演进上是毫无滞后感的。东晋时期，行草书在北方同样处于一个较为成熟的发展阶段。从王羲之诸作来分析，无论在行草书造型、章法乃至文章辞句上，大多可以在《李柏文书》及其他楼兰文书中找到较为相近之处。
由此也可以判定，日趋成熟的行书绝非始于两晋文人的首创，更不是王羲之一人之功，而是时代使然。稍早于王羲之的诸多北方书风必然会对其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王羲之等人只是在技法上使之更为完善，并最终脱出隶意，成为“帖学”的代表人物。
张济文书
楼兰残纸中的“张济文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可信的魏晋书法状态。这封书信是20世纪初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在楼兰获得的，原件应在日本龙谷大学佛教综合博物馆。
敦煌聚集了以张芝、索靖为代表的一批杰出书家，并形成了具有鲜明风格的“西北流派”，与内地和楼兰互为影响，共同发展。楼兰书法皆为墨笔真迹，其书写地除楼兰之外，还包括周边的一些地区，书写者也应该是由多民族构成的。书者涌现出了如李柏、张济等一批有很高造诣的书家，他们有着不同的阶级身份、艺术趣味及文化背景，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楼兰书风”。
张济文书
这篇“张济文书”和同时代的汉简使用了相同的笔法，反映出魏晋人豪迈洒脱的精神状态。这种书风与后来的颜真卿的行楷暗合，可见书法的传承关系。
楼兰文书以实用性作为其书写目的，因此透过其笔致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者不加修饰的朴素性格，在魏晋名家真迹几成广陵绝响时，这些简纸文书则用实物为我们再现了同时期民间高手的艺术面貌。对于书法而言，单纯的书写更是弥足珍贵的，只有透过这种“无机心”的单纯，才能更为坦诚地表露出作者的胸襟与情怀。
（因篇幅限制，原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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