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研究」費海汀：當代俄羅斯政治思想研究方法：現象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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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海汀：當代俄羅斯政治思想研究方法：現象與挑戰

【內容提要】學者在使用思想史方法對當代政治思想進行研究時，須考慮作為基礎的研究材料在不同時代的不同特點，對方法予以反思和完善。在這一信息化和後真相時代，俄羅斯政治思想研究面臨傳統材料變化與非傳統材料增多兩方面的挑戰。傳統材料呈現出系統性、不確定性的特點，非傳統材料則呈現出碎片化、情緒化的特點。為此，對當代俄羅斯政治思想進行研究， 一方面應從政治觀念、政治人物與派別、文本檔案三要素入手構建基本的研究框架，對傳統材料進行分類和跟蹤；另一方面應嘗試從角色、關係、客體、環境、象徵、語言六方面入手探索研究方法，對非傳統材料進行觀察與分析。同時，對兩種材料進行的研究都要保持動態的視角。在當代政治思想研究中，正是材料本身的變化常常象徵著政治格局和走向的演變。

【關鍵詞】俄羅斯政治思想 俄羅斯政治人物 俄羅斯精英 俄羅斯政治觀念 俄羅斯政治語言

【中圖分類號】D751.13【文章標識】A【文章編號】1009-721X(2018) 03-0037(23)

一、序言

政治思想研究是政治學研究中的重要方法。在俄羅斯學者的研究中，政治思想研究從方法的角度可以分為政治文化研究、政治心理研究、政治思想史和意識形態研究等；從研究對象的角度，則是包括了政治話語、政治意識、政治觀念、政治概念、政治認同、政治立場、政治價值和政治信仰等等。

要理解俄羅斯政治的發展變遷過程和總體邏輯，思想史方法無疑是最佳的選項之一。政治學研究中的思想史方法，主要是對古代或近代思想家的理論進行解讀，以求理解其理論體系，把握他們的分析框架。那麼，將傳統的思想史研究方法應用到當代政治思想的研究中時，它是否仍然適用？我們怎麼理解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當下，政治思想研究方法面臨哪些新的挑戰？而這一系列問題的核心是，我們研究的基礎，即政治思想研究的材料，在這樣一個時代是否存在根本性的改變，或具有了全新的特徵？本文將嘗試從政治思想研究的三個要素（即政治觀念、政治人物或政治思想派別、文本檔案）著手對這一系列問題進行探討。

二、傳統材料的變化：信息化時代的挑戰

運用思想史方法對當代政治思想的材料進行分析時，不可避免會遇到一系列的問題。正如《布萊克維爾百科全書》所反思的那樣：“政治理論現在所面臨的最大的實踐上的困難，是當代政治科學所收集的經驗性材料太多。經典政治理論家則無疑的是一些非專業的政治科學者，他們只是依靠隨意的觀察和無意的道聽途說來收集資料，而他們的後繼者則往往因系統收集的資料而不知所措。”[①]總結而言，運用思想史方法對當代政治思想進行研究，首先會面臨的困難，是系統性材料的出現。這一困難又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材料的系統性，二是材料的不確定性。

材料的系統性，是指歷史材料的不斷累積和新材料的不斷增長。一方面，由於檔案技術的發展及電子化程度的提高，當代政治史的許多原始材料都可以直接在網絡上獲取或閱讀，且無論是從材料的數量、可信度或是完整性來看，與傳統檔案館的材料相比都並不遜色。這就使得研究者有可能超越地域的限制，對當代世界政治史作更加全面和完整的考察。另一方面，隨著時代的發展，無論是政治人物或是政治組織，都在努力改進自己開展政治溝通的方法和渠道，這就使得政治思想研究的材料從內容和更新頻率上，都呈現出飛速發展的趨勢。許多政治人物或政黨都開設了自己的網站與信息平臺，其信息更新速度更是達到了一個驚人的頻次。這一新進展對於研究者來說可謂喜憂參半。好處是研究者不僅很容易即時、準確地獲取某一政治人物或政治派別對某一政治事件的看法和觀點，壞處是當代研究者在材料的類別和材料所提供的信息量上都不得不面對和處理比過去更加複雜的局面。

材料的不確定性，則是指當代政治思想的研究材料始終處在一個內容、數量和類型都不斷變化的過程中。政治思想史所面對的材料從內容上來說是靜態的，從數量上來說則是確定的。即使歷史研究能提供一些新的材料，其數量也很難出現突然的增長。但當代政治思想研究所面臨的材料，是不斷累積、不斷改變的，這就呈現出動態的、不確定的特點。這一特點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1）作為政治思想載體的政治人物或政治思想派別的登場與退場；（2）政治人物或政治思想派別觀點與立場的變動；（3）政治人物或政治思想派別對政治觀念論述的更新。因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政治局勢的不斷變化，研究者根據既有材料得出的關於政治格局、政治傾向、政治走勢的論斷極有可能出現變動，甚至出現顛覆性的改變。

面對這種系統的、不斷變化的材料，許多研究者會選擇直接求助於量化研究方法。那麼，是否質性研究方法已經陷入困境呢？實際上，量化研究方法也會面臨同樣的問題。量化研究方法的一個重要前提是研究對象的確定。這一方面是指政治觀念的選擇，另一方面則是指政治觀念載體（包括人物、派別與文本檔案）的選擇。但這一研究前提的提供，依然需要依靠研究者對政治發展變遷全過程的整體把握。可見，面對當代政治思想研究材料的系統性問題，無論傳統的文本分析、內容分析還是機器學習、數據抓取方法，都顯得捉襟見肘。因此，無論是量化研究方法還是質性研究方法，都必須首先通過分類的方法搭建一個相對完整的研究架構，對政治觀念、文本檔案和政治人物及政治派別進行歸類處理。

進行這樣一種分類的目的，除了能對政治史作更加系統的梳理與理解之外，還在於能幫助研究者確立一個動態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在此基礎上形成對政治人物、政治派別、政治觀念和總體政治傾向的跟蹤研究。在確定這樣一種分析框架後，研究者就將會更容易通過“替代性語彙”[②]的發展過程，捕捉到從政治觀念到政治人物、從政治派別到整體政治趨勢的種種變化，從而及時更新自己的結論和判斷。例如，當標明為自由主義代表人物的話語中，對個人權利的宣揚逐漸轉變為對集體影響的論述，或對個人自由的重視逐漸轉變為對社會秩序的強調；當政治領袖的話語中，對個人權利的強調轉化為對個人義務的強調時，就可以獲知人物的政治立場發生了轉變。例如，當出現一個新的政治人物，或相當數量的材料，不符合既有的分析框架時，就可以對框架進行反思：俄羅斯社會是不是出現了某種轉向或達成了某種共識？

例如，當不斷出現新興政治人物，且政治人物的論述、政治人物的立場，與既有框架相比都出現很大的變化時，就可以考慮，俄羅斯政治是不是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進行分類嘗試時，最關鍵的問題是如何確定當代俄羅斯政治中一些核心政治觀念從誕生、討論到傳播、擴展、接受的全過程。首先應該確定的是俄羅斯政治中的人物和派別，應遵循從主體到客體，即從政治人物和政治派別到政治觀念的邏輯回答下列問題：誰在影響俄羅斯政治？誰在推動俄羅斯政治現代化的進程？他們分別秉持什麼樣的政治觀念？他們所秉持的政治觀念存在怎樣一個變遷的過程？

要回答政治人物和政治派別的問題，俄羅斯學者關於政治精英研究的一些成果可資借鑑。馬加利（С.А. Магарил）認為，俄羅斯的統治精英並沒有很好地盡到自己的責任，因為他們常將自己的命運和俄羅斯的發展分離開來。他反對政治精英主導政治現代化的模式。他認為國家機關的部門利益與國家利益並不重合。同樣，商業精英也不具備這種能力。商業精英由於大多是靠任命制起家，屬於流氓資產階級，因而並不具有責任心和戰略思維。在非精英階層，也沒有推行改革的基礎。非精英階層的國民大多數無力維護自己的利益。他們對政治進程的影響僅限於支持一個強力的最高權力。他們期望最高權力能夠超越社會之上，控制精英和犯罪勢力，扮演自己保護人的角色。於是這就形成了一個悖論：改革的目的是為了建立一個健康的民間社會；但在沒有公民的、不健全的民間社會，卻不存在一個能夠推動改革的社會階層。[③]馬加利提出的解決方案是依靠知識分子進行改革。他認為，任何一個社會都通過教育來規劃自己未來的發展方向，因而知識精英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因而知識分子必須通過價值引導的方式教育社會，培養國民與民主政治相適應的政治文化。[④]

加曼-戈盧特維娜（О.В.Гаман-Голутвина）則認為，即使在俄羅斯社會劇烈分化的過程中，在許多諸如貧富、央地、意識形態或民族種族矛盾之中，貧富差距始終是俄羅斯的核心矛盾。這一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就體現為精英階層與非精英階層（внеэлитные массовые группы）之間的矛盾。因此在短時間內決定俄羅斯政治走勢的最重要因素，依然是佔統治地位的政治與經濟精英對社會的態度。她指出，後蘇聯時期出現了“精英的革命”，使得這部分精英今天已不僅成為俄羅斯政治進程最重要且幾乎是壟斷性的參與者。[⑤]但是，實現精英壟斷的機制卻是在不斷變化的，20世紀90年代前半段，政治領域基本處於執政精英和反對派精英的二元對立。而1999-2000年的選舉完全改變了這一局面，當權者和反對者的二元對立開始進入政治精英內部競爭的時代，並且逐漸步入統治精英內部競爭的階段。因此，統治精英內部的分歧，自由派或強力派更佔優勢，都將會在極大程度上影響俄羅斯政治的走向。

二者的觀點看似針鋒相對，其實並不矛盾。馬加利是從應然的角度分析政治現代化的推動者，加曼-戈盧特維娜則是從實然的角度分析俄羅斯政治進程的主要影響者。瓦西里耶娃（О.В. Васильева）同樣是從影響力的角度分析政治現代化的主要推動者。她指出，改革的本質即是對社會的子系統進行革新，同時推動整個社會的現代化。因此現代化的主體必須同時具備兩個素質，一方面可以對政治進程施加影響，另一方面則需要展現出接受、理解並推動新事物、新理念的能力。政治現代化的成功取決於政治體制的效率、政治參與程度的提高，政治溝通新技術的應用和後工業化時代價值與觀念的引入。而當代俄羅斯政治精英在效率和專業化程度方面，都難以勝任第二個要求。同時，俄羅斯的現代化進程推進並不平衡，因此在對其進行研究和評估時必須考慮各地區不同的進度與特點。[⑥]由此可見，無論是政治精英或是知識精英，都無法單獨承擔推動政治現代化的任務。

俄羅斯政治學者波德別列斯基（А.И. Подоберезкин）曾將俄羅斯統治階級和政治精英分為四個層次：最高權力（Верховная власть）、統治精英（Правящая элита）、政治精英或管理層（Элита или «управляющий слой»）以及統治階級或政治階級（Правящий класс ил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класс»）。[⑦]最高權力包括總統及能進行決策的7-10人；統治精英包括行政機構首腦、政府首腦、聯邦級別媒體的所有者或領導、國有企業領導約100人；政治精英包括行政、立法、司法和輿論權力機關的領導人、大型企業的所有者、地方政治領袖、聯邦或地方最高級別官員、一些科學界、文化界和教育界代表約1000人；統治階級或政治階級的構成要素和政治精英基本一致，只是從影響力的角度來看層次稍低，同時還包括中層幹部（各司局領導人、副省長）、市長及大區區長、國家杜馬、聯邦委員會和地區議員、大型（地方企業）負責人；知識分子等共50000人左右。[⑧]

可以看出，俄羅斯的“政治精英”結構在統治精英層次開始出現分化，增加了大型媒體的負責人和國有企業領導人，即輿論和商業領域的代表。在管理精英層次基本定型，包括行政、立法、司法、輿論四類權力機關代表，以大型企業領導人為主的商業機構代表，以地方政治領袖和政府官員為代表的地方精英及科學、文化、教育界的知識分子代表四類。之後政治精英的組成部分就只存在層級的區別，幾乎不再囊括新的團體了。例如權力機關代表在聯邦層面增加了各司局負責人，地方層面增加了副省長、市長和大區區長；地方精英代表增加了各代議機構中的議員；商業精英代表增加了大型地方企業負責人；知識分子也相應擴充了所在的領域和人數。簡而言之，這一分類方法將俄羅斯政治結構分為三類：第一類包括總統及決策者直接決定政治進程；第二類包括行政、輿論與商業領域的領導人直接影響政治進程；第三類則由政治精英、商業精英、知識精英共同分享對政治進程的影響力。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波德別列斯基的分類方法認為在“政治精英或管理精英”層面，政治精英更重要的區別在於聯邦精英和地方精英；而在“統治階級或政治階級”層面才出現了行政精英與政治精英的區別。這一分類方法是按照對俄羅斯政治進程的影響力來劃分的，因而也就可以認為，聯邦與地方精英間可能存在的分歧，要比政治與行政精英間可能存在的分歧，更能影響或反映俄羅斯政治的走向。

可見，對俄羅斯政治進程產生影響的精英大致包括四類：政治領袖及其顧問；政治精英（聯邦-地方；政治-行政）；商業精英；知識精英。[⑨]因此政治觀念傳播-接受的一般過程，可以認為是經由政治領袖創造、政治精英與商業精英討論、知識精英擴展的。當然，這一過程只是一種粗略的描述，實際上也可能存在一個逆向的過程，即政治觀念經由知識精英或商業精英提出，政治精英討論，政治領袖接受。還可能存在某種複合的過程，即在政治領袖創造某種特定觀念之前，觀念本身是由商業或知識精英提出，觀念本身的內涵和影響都已經得到了詳細的討論和評估，繼而再由領袖正式採納，政治精英推行。因此，如果要理解俄羅斯政治發展的進程以及把握其走向，就有必要對政治領袖、政治精英、商業精英和知識精英四者代表性人物的觀點進行分類、對比與跟蹤研究。

除了對精英從影響力角度進行分類之外，學者們還嘗試直接從精英的政治觀念角度對其進行區分。一部分學者傾向於從經濟角度解釋俄羅斯精英階層政治觀念的變化。依據俄羅斯精英對國家發展道路以及自己在國家發展過程中所扮演角色的不同，尤金（А.А. Иудин）將其大致分為崇尚正統自由主義（ортодоксально-либеральны）、溫和自由主義（умерено-либеральный）和寡頭政治（плутократический）三類。[⑩]其中正統自由主義的支持者是出於對市場自身價值的肯定。他們認為市場具有自我調節能力，國家不應對個體之間的經濟行為進行干涉。這一觀念的傳播主要是由於外來資本的衝擊，致使俄羅斯出現了一個依靠國外投資和進出口貿易崛起的商業群體。溫和自由主義的支持者將國家視為建立市場機構的夥伴。他們認為，國家在市場化的過程中應該採取保護關稅政策，並實行社會導向的經濟政策。因此國家權力不應該干涉，而應該鼓勵富人階層的商業活動。對他們行為的調控也應該限於是否違法的審查。這一觀念的傳播則主要是由於與外來資本相對的民族資本的形成，因而逐漸出現了一個依靠國內市場的商業群體。而寡頭政治的支持者則強調國家應當對社會的經濟環境進行嚴格的管控。他們認為，國家權力與富人階層、政治精英與商業精英應當加強聯繫，並加大國有資本對國民經濟的控制能力。根據這一觀念，國家實際上就是大型資本的工具，只應執行富人階層和統治階層的意志。支持這一觀念的人物多數是官僚，或與官僚階層本身有著密切關係的商業群體。

也有許多學者嘗試以對意識形態進行分類的方式，探討俄羅斯政治觀念的變化。早在1993年，納扎羅夫（М.Н.Назаров）就提出可以從對自由、平等、公正、個人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國家干涉經濟的不同認知來評估俄羅斯的政治光譜。他提出7個衡量標準：國家應該保障所有人都有勞動的機會；自由是最高的價值，甚至可以以經濟發展不平衡為代價；國家應該管控商品的價格；人應該依靠自己而非等待國家的幫助；歷史證明，民主會帶來自由與繁榮，而社會主義則不然；國家應當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現在是每個人自己對自己的成功和失敗負責，因此社會正義已經失去意義。根據答案，他將當時俄羅斯的意識形態分為5類：自由主義（либерал）、平均主義（эгалитарист）、實用主義（прагматик）、國家社會主義（сторонник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和折中主義（эклектик）。[11]而2000年佩圖霍夫（В.В. Петухов）的研究則表明，俄羅斯精英已經就一些基本問題達成共識，例如將理想的國家類型描述為社會國家（социаль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在共同福祉（общее благо）高於個人自由（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ая свобода）的立場上團結一致。[12]社會國家意味著一方面國家積極干預經濟，一方面也要建立強有力的社會保障系統。因而在政治觀念中也出現了去意識形態化的趨勢，具體表現為，共產主義、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等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無法佔據主流。且絕大多數人無法完全認同它們之中的任何一種。即便如此，在是否支持現行政治體制，是否支持民主價值，是否反對重新審視私有化的結果等方面，依然表現出威權與民主、改革與保守（或傳統）、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等價值選擇上的區別。在改革過程中獲益的群體更加支持民主政治，支持自由主義價值，支持現行政府；而在改革過程中受損的群體則更加支持威權政治、共產主義價值，並更加積極地要求政權的更迭。近期，也有學者開始注意到一些新的趨勢，並開始嘗試將諸如民粹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新興或復興的意識形態納入俄羅斯政治思想研究的視野。[13]

除了從橫向上分析特定時期精英所持不同的政治立場和政治觀念，學者們還嘗試從縱向上劃分俄羅斯政治觀念變遷的總體趨勢和時期。例如切爾尼科夫（Г.В. Черников）就將1991-2004年間的政治思想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1991-1993年間的自由主義階段，1993-1999年間的威權-保守主義階段以及2000-2004年間的共存階段。[14]第一個階段的特徵是俄羅斯社會政治思想的集體自由主義轉向。整個社會都對自由主義改革充滿了期待，對政治機構高度信任、評價積極，甚至於願意以短時間的經濟停滯為代價推動政治改革。這一時期各種政治勢力都會使用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的詞彙和語言。第二個階段的特徵是俄羅斯社會的政治傾向開始出現分裂。社會對政治機構的信任普遍下降，認為它並不能代表自己的利益。對西方的態度從友好轉向敵對，開始出現民族主義傾向和建立民族國家的觀念。民眾既嚮往個人自由，也呼喚一個強力的國家政權。政治精英的自由主義詞彙逐漸向保守主義過渡，強調諸如集中化、秩序、國家調控等觀念。第三個階段的特徵是俄羅斯社會中政治觀念的巨大差異開始逐漸彌合，社會對立程度開始降低。社會普遍高度評價政府的工作和穩定秩序的努力。民眾開始歡迎威權國家。各個意識形態派別間的差別開始消失，對待政治和經濟的態度開始出現分化。常常可以觀察到經濟上的自由主義傾向與政治上的保守主義傾向相融合。2015年杜特科維奇（ПетрДуткевич）[15]等學者則傾向於將1989-2015年間俄羅斯政治觀念的發展劃分為六個時期：分別為1989-1993年的政治體制崩潰、政治體制改革階段；1994-1997年的政權努力穩定秩序階段；1998-2000年的政治體制的系統性危機階段；2000-2008年的政治體制的穩定和鞏固階段；2009-2012年的經濟危機和系統性危機再起階段；2012-2015年的保守主義動員階段。[16]切爾尼科夫強調俄羅斯政治觀念的共識-分裂-新共識的歷程，這一過程從政治傾向來看，則是從一個極端的共識到分裂再到另一個極端達成共識。相對而言，杜特科維奇的分類方式則強調俄羅斯在轉型的30年間經歷了兩個改革-穩定-系統性危機的週期。每次週期之後，政治領袖與政治精英都會反思並尋求一種新的發展方向和目標。可見，雖然對各個時期的描述不同，但二者的分期方式大致相似，且都強調俄羅斯政治觀念的發展存在一個週期性的變化。

雖然學者們已經對政治觀念的縱向變遷、政治觀念的橫向分類、政治觀念主要來源和傳播過程有了比較詳細的研究，達成了一定的共識，但值得注意的是，政治觀念、政治精英和檔案文本三者之間的關係，並不總是確定且清晰的。

這一不確定的關係首先體現在，對政治思想演變有重要影響或集中體現某一時期某一派別觀念的精英和團體，常常是變動的。政治精英常會由於選舉、職務變動、政黨改組、機構設置與撤銷等各種原因，參與或退出核心政治觀念的討論。因而對政治觀念的變遷進行研究，必須首先確定圍繞某一觀念進行討論的、觀點具有代表性的精英。例如，國家體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觀念，是理解葉利欽執政時期俄羅斯政治思想變遷的關鍵。葉利欽國家體制觀念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對聯邦與地方關係的闡述，即闡述他在國家構建方面的理想和目標。因而這一觀念最直接的討論者就包括利益相關的地方精英。但在1991-1999年間，代表俄羅斯地方精英利益的機構，發生了從最高蘇維埃到聯邦委員會的一系列變化。因而與葉利欽在這一問題上產生分歧的政治精英，也就從1993年前的哈斯布拉托夫變成了1997年的斯特羅耶夫。1994年以後，哈斯布拉托夫隨著最高蘇維埃的改組離開了政治觀念討論的中心，就任俄羅斯經濟大學；而2001年以後，斯特羅耶夫也卸任聯邦委員會主席，回到奧廖爾州擔任職務，離開了這一討論的焦點。因此，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就必須同時結合並比較哈斯布拉托夫和斯特羅耶夫兩人的觀點。

其次，即使相對比較確定的、具有明確政治傾向的團體，其代表人物和重要文本也常常是變動的。不同的政治團體和精英，由於政府法令、組建時間、活躍領域、內部改革、發展不健全等各種原因，不同時期反映其立場與傾向的文本會出現明顯的不同。因此研究某一具有明確政治傾向的團體和精英，須在把握其發展史的基礎上確定不同時期的重點文本。例如，章程（Устав）始終是瞭解某一政治團體或組織機構最為直接也最為標準的材料。但一方面，由於俄羅斯政黨體系發展不完整，許多政黨在發展初期並未制定章程，或章程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重大變化。例如，俄羅斯自由民主黨（ЛДПР）正式建立於1992年，但直到2001年的代表大會才制定了自己的章程；亞博盧聯盟（Яблоко）脫胎於1995年的社會政治聯盟，但直到2001年建立政黨時才制定了自己的章程。另一方面，作為最大反對黨的俄羅斯共產黨（КПРФ），在1991-1993年間無法正常開展活動，因此直到1993年2月召開特別代表大會時章程才得以制定。但是，許多政黨在前期都制定了自己的綱領（программа）。自由民主黨1990年就提出了比較明確的綱領，俄羅斯共產黨1993年也有相應的綱領對自己的行動目標進行闡釋。因此這一類文本就可以作為研究政黨這一時期活動的主要材料。

另外，即使政治傾向比較明確且長期活躍於政壇的政治團體或精英，其側重的文本與材料也是不同的。某一政治團體或派別的代表人物，由於其個人行為方式和話語風格的不同，所傾向於選擇的表達自己觀點的途徑也就會有所區別。因此在研究具有典型意義的政治精英時，須結合他的個人偏好確定分析其政治觀念的主要材料。例如，亞夫林斯基喜好通過著作、政論、文章的方式，來闡述自己對俄羅斯發展道路的看法；日裡諾夫斯基則更傾向於在採訪、演講、報告中，採用簡短但強有力的觀點來表述自己的理念；久加諾夫則常會以一個全國性政黨領袖的姿態，向全俄人民或全俄羅斯發表號召或演說。不過，隨著時代的發展，政治精英紛紛開始採用新的渠道和技術來宣揚自己的觀點，因而相關的文本也逐漸出現了趨同的趨勢。同時，研究政治精英的材料開始逐漸呈現出碎片化、非常規化的特徵，例如採訪（интвервью）、公開發言（выступление）網絡會議（интернет-конференция）逐漸增多。這部分材料的優勢在於，能夠及時地反映特定人物對特定事件的觀點。但它的劣勢同樣明顯。相較於傳統材料對政治價值和目標系統理性的分析與表述，它顯得更具隨意性與偶然性，有時還會帶有強烈的情感傾向。這一趨勢也被稱為“後真相政治”。

三、非傳統材料的出現：後真相時代的挑戰

牛津大詞典將後真相（post-truth）一詞確定為2016年年度詞彙（word of the year）。關於“後真相”一詞，牛津大詞典的定義是：某種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中，客觀事實對輿論和公眾意見的影響遠小於訴諸情感或個人信仰（的語言）。[17]也就是說，“後真相語言”或“後真相時代的語言”，就是用極富情感或與個人信仰緊密相連的語言，表述自己的態度並形成輿論，至於真相如何則無關緊要。換言之，即“態度重於事實”。牛津大詞典網站對這一現象的描述是：“‘後真相’從一個邊緣的術語逐漸成了政論中的主流，現在經常被大型出版機構所使用，甚至不需要在標題中做出進一步的解釋和定義”；同時，這一詞彙主要出現在“英國脫歐的全民公投和美國的總統選舉語境中，並且絕大多數和一個特別的名詞相聯繫——‘後真相政治’(post-truthpolitics)”[18]。

顯然，這樣的“後真相政治”並不單單出現於英、美兩國，而是在世界範圍內廣泛流行。伴隨著新一波民粹主義浪潮的興起，“後真相語言”與“後真相政治”都越來越受到民粹主義領袖的青睞。在世界政治的範圍內，隨處可見大量非理性的表述，空洞卻強有力的口號，精巧的比喻與誇張。可以認為，不理性、不繫統、不冷靜的政治語言，正在得到廣泛的運用，並且逐漸擠壓傳統政治語言的空間。

從理論角度看，在這個後真相的時代，研究者未來可能會不得不面臨大量非傳統材料的挑戰。推特上一則短小的笑話，演說中一個精妙的比喻，辯論中一個自造的詞彙，其流行範圍和接受程度可能都要遠高於傳統的國情諮文、政府工作報告或法律草案。因此，對當代政治思想研究來說，研究者必須提前為後真相語言的分析進行分析方法和分析經驗的積累，否則極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就面臨研判政治走向準確率的大幅下降。

從實踐角度看，在新一波民粹主義浪潮席捲全球的背景下，俄羅斯的反對派和抗議者，以及國外大量政治領袖，都對後真相語言與後真相政治駕輕就熟。普京作為一個仍有選舉壓力的總統，能否堅持不使用這樣的語言？即使他能堅持，其同陣營的政治精英能否抵抗住選票的誘惑？如果不提早關注這類後真相語言的交鋒，很可能會失去對俄羅斯政治發展趨勢的把握。

政治學家約翰·基恩將後真相時代的政治語言分為三類：謊言（Lying）、狂言（Bullshit）、插科打諢（Symbolic buffoonery），而後真相話語的出現常常是以沉默（Silence）為基礎的。[19]謊言的特點是“講述某事時，講述者的描述和其所思所想並不一致”。狂言的特點是“口無遮攔，並且強迫他人接受”。插科打諢的特點是“一些短小精悍的話語，為了吸引或轉移公眾的注意力，通常表現為廢話、笑話或吹牛，常伴隨有精巧的嘲諷、賣弄或者故意的誇大其詞”。沉默的特點是“隱藏一些不希望被他人注意到的事物”。簡而言之，謊言即是“明知真相而不顧”，狂言即是“不屑真相，‘我即真相’”，插科打諢即是“扭曲真相”，沉默即是“刻意迴避真相”。

實際上，即使在“態度重於事實”的後真相語言與後真相政治中，依然存在對政治思想進行研究的可能性。畢竟政治思想本身就是政治現實在意識中的反映，“後真相語言”依然能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使用者和接受者對政治現實的理解、反思與訴求，甚至體現出特定的政治文化傳統與政治心理結構。

例如，在2017年12月14日舉行的年度大型記者招待會上，普京提到了這樣一個笑話：

一個退役的軍官走到自己兒子跟前，問：“兒子，我原先的一把短劍呢？”

兒子回答：“爸爸，您別生氣，我把您的短劍拿去和院裡的孩子換了一塊表。”

軍官說：“那你想象一下吧，明天會來一群強盜，他們會殺了我，欺辱你的姐姐。到時你再走出去和他們說，晚上好，現在是莫斯科時間12點半。”[20]

這個笑話是普京針對記者關於軍備競賽與《中導條約》問題的回應。

顯然，對於這樣一個笑話最直接的解讀有三個層面的含義：首先是體現了俄羅斯在近年來一如既往將美國作為競爭的主要對手，並對美國在《中導條約》問題上的指責表示反感；其次是反映了俄羅斯近年來對於《中導條約》逐漸增長的質疑情緒；最後是表現了近年來俄羅斯始終將國家安全置於首位的外交政策。

但是，這一笑話被提及的場合及笑話傳播的對象是俄羅斯舉辦的年度大型記者會，因此其影響力可能並不僅限於對於外交政策的簡短評述。實際上，這一笑話有著可資解讀的巨大空間。這是一種典型的“後真相”表述：精巧的比喻、鮮明的象徵、荒誕的結論；極端誇大的描述、極端貶低的批評、極端強烈的對比；預設語境，預設我者與他者的二元對立。

從角色角度分析，這則笑話中共存在父親、兒子、女兒/姐姐、鄰居孩子、強盜們五類角色。

從關係角度分析，這則笑話中共蘊含了父-子、父-女、姐-弟、家人-鄰居、家人-強盜、鄰居-強盜六種主體關係；父、子、女、鄰居孩子、強盜與短劍和手錶各自的主客關係；短劍與手錶間的客體關係。

從客體角度分析，這則笑話中包含了短劍與手錶兩種事物。

從環境角度分析，這則笑話營造了家庭、院裡、院外三重不同的環境。

父親的職業是一位退役的軍官，他持有作為“武器”或“軍事力量”、“國家暴力”的短劍。短劍是這個家庭唯一或者至少最為重要的財產，它可以被用來交換其他的重要財產，如手錶。因此可以認為，父親代表並負責了整個家庭的安全、秩序與財富。他對家庭中的財產具有支配權，對家庭中的個人具有訓誡的能力，因而也具有某種程度的支配權。

兒子在家庭中一無所有，同時對家庭財產沒有任何支配權。他只能在父親不知道的情況下偷偷地轉移家庭財產與外界進行交換。但兒子本身並非無足輕重。他是父親之後家庭中唯一的男性。他必須在父親被強盜殺死之後承擔起維護家庭和自身安全的責任。並且，在這段對話中，實際上是他在父親支配著的“短劍”和鄰居孩子支配著的“手錶”之間進行選擇。他有潛在的能力影響父親的選擇和決策。因此可以說，兒子和父親共同構成了家庭的主導者。兒子渴望象徵“效率”、“經濟”或“財富”手錶。但在這段話語中，兒子是愚昧的，因為他並不明白短劍的重要性。他只看到了事物的商業價值（“效率”、“經濟”或“財富”），卻忽略了事物的象徵意義，及其背後的政治價值（“安全”、“秩序”和“穩定”）。

女兒/姐姐在家庭中同樣一無所有。不僅如此，她連潛在的支配家庭財產的權利也不具備。在這段話語中，她也沒有表露出對短劍和手錶的任何傾向。相比較而言，鄰居孩子具有對財產的一定支配權，同時對財產的價值表現出了比較明確的選擇傾向：他持有手錶，並希望通過交換來獲得軍官家庭的短劍，也就是說，他認為短劍的價值高於手錶。而強盜們對於這個家庭的財產的態度也可以從其行為中得到反映。當家庭只持有短劍不持有手錶時，強盜們不會入侵家庭；當家庭只持有手錶不持有短劍時，強盜就會入侵家庭。因此可以總結說，強盜對於短劍價值的重視也是超過手錶的。

由圖表可見一個父親提出的簡單邏輯：在五個角色中，所有人都不重視手錶，只有兒子重視手錶；而其他四個人所重視、渴望、畏懼的短劍，恰恰又是兒子所不重視的。因此重視短劍而不重視手錶，是一個符合客觀規律和大眾心理的價值選擇與行為方式，於是兒子理所應當服從這樣的邏輯。

在這樣一則不足百字的笑話中，存在著至少兩類重要關係，一類是“家中人”，即父親-兒子-女兒關係；一類是“家外人”，即家人（父、女、子）-院中人（鄰居孩子）-院外人（強盜）。這與笑話所營造的家庭、院裡、院外三層環境有著密切的聯繫。

首先是關於“家中人”的關係。在這樣 一個環境中，父親和兒子共同構成了家庭的主導者，母親和女兒的角色在家庭中是缺失的，只能扮演被保護者的角色，既沒有話語權，也沒有支配家庭財產的權利，也沒有保護自己的能力。因此，父親與兒子之間能產生直接的聯繫，他們的行為不需要經過母親或女兒的緩衝與調節。整段話語是以父親訓誡兒子的方式展開的，因而可以從此看出父親在父-子關係中的優勢地位。同時，父親的訓誡展示了未來的一種可能性：當父親被強盜們殺死後，兒子就必須直面外來的威脅。這就再一次凸顯了父親的主導者角色及其在家庭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不過，由於兒子具有潛在影響家庭財產的能力，並且實際上也做到了。因此父親對兒子的訓誡也可以視為一種溝通和協商。父親通過語言的溝通向兒子展示了自己“安全至上”的持家原則，並通過一個簡單的邏輯和荒誕的假設說服了兒子。實際上，父親成功通過這樣一種後真相的話語，處理了家庭財產轉移和家庭價值選擇的危機，堅持了自己的原則，加強了自己的權威。

其次是“家外人”的關係。在家人、鄰居與強盜關係中，這段話語實際上構建了家庭、院裡、院外三層不同的區域。在“院外”的區域，存在一批強盜的角色。他們並不覬覦家庭的財產，而是單純復仇式的強盜。入侵家庭後，他們並不劫掠家庭的財富，沒有任何威逼和欺騙，直接選擇進行人身傷害——先殺父親，再欺負姐姐。在“院內”區域，存在著“院子”與“鄰居孩子”的概念。“院子”裡是相對比較和平的，鄰里之間也不存在明顯的敵意。同時，家庭財產的交換行為發生在兩個小孩之間，而非成人與孩童之間，這就使得誘騙和欺詐的可能性大為降低。不過應當注意的是，這個“院子”並非安全或秩序的基本單位。當強盜們入侵時，並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已擁有短劍的鄰居有意願或有能力伸出援手，將整個“院子”作為抵禦強盜們的共同體。能夠完成這一功能的只有作為核心區域的家庭。短劍本身是屬於家庭且為父親所支配的，因而只要家庭和父親還擁有短劍，強盜就不敢入侵。

在這段話語中，非常隱晦但極其重要的一組關係，是短劍與手錶兩個客體之間的關係。對二者的選擇，實際上也就意味著對二者所象徵價值的排序。這段話語將短劍與手錶兩件事物置於一種非此即彼的選擇面前，並且給出了明顯的、甚至可以說是強烈的價值導向——只有擁有短劍才能維護家庭的安全和秩序，因此必須放棄手錶。並且根據家庭長期擁有短劍而不擁有手錶的情況看來，沒有手錶的情況是可接受的，但沒有短劍是不可接受的。因而，家庭的秩序必須建立在短劍、而非手錶的基礎上。

如果將短劍的象徵意義理解為“武器”、“軍事力量”或“國家暴力”，同時將手錶的象徵意義理解為“效率”、“經濟”或“財富”。那麼，這段話語暗示的含義即是，在國家政治當中，“安全”的價值高於“發展”，二者不僅矛盾，而且國民應該選擇“安全”。至於“發展”與否則是無關緊要的。但實際上，這對矛盾中的雙方並非必須處於完全極端的對立情境中。任何一個國家如果不是斯巴達式的純軍事國家，或在極端歷史時期、極端情況下必須首先滿足基本安全需求，那麼其國防開支和經濟發展之間預算的分配就更多是一個比例問題而非選擇問題。另外，這裡的“安全”是狹義上的“國民安全”、“領土安全”或“軍事安全”，而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經濟安全”等含義。

同時，如果認為在這則笑話中父親象徵國家權力，兒子象徵國民，那麼就可以認為，國家權力在國民面前扮演了一種父親的角色，相對而言，國民則需要扮演一個順從的且能承擔責任的兒子形象。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國家權力是人格化的，它具有了父親、軍官、家長等諸多含義，並且模糊了政治領袖、國家權力與人格化主體各種身份之間的界限。同樣，國民作為一個整體也是人格化的，它作為兒子，與國家權力/政治領袖之間是一種家庭成員的關係，它應該敬仰、服從父親，並與父親一起承擔家庭的責任。實際上，在這段話語中，主體和喻體，笑話形象和象徵意義間的關係，比笑話本身的簡單邏輯與荒誕結論更加值得重視。這可能是政治領袖思想中政治觀念更為直觀的體現。如果相似的比喻一再出現，那麼未嘗不可以認為某種政治觀念已經出現深刻變化。

從這段笑話中，我們同時也可以從政治語言(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речь)的選擇傾向、政治語言的風格角度進行分析。俄羅斯政治學者帕爾申娜（О.Н. Паршина）就曾評論普京，認為他的政治語言是最有素養的。這一素養體現在對於語言策略極富效率的選擇當中。[21]對於語言策略的選擇，往往能反映一位政治家的情感傾向。如果語言策略的選擇出現變化，極有可能暗示著政治家本人的政治觀念或政治傾向也在隨之變化。例如在這段笑話中，政治家可以選擇理性卻刻板的表述——“我們需要加大國防投入以維護國家安全”，也可以選擇激進且駭人的表述——“外面有個強盜會來殺死全家，我們必須武裝起來！”。在這兩個極端當中甚至有著更加微妙的選擇可能性。如果這個笑話是更加溫和的版本，父親也許會說，“當強盜來搶走你的手錶時，你可以告訴他現在是莫斯科時間十二點半”。但父親仍是選擇營造了一種對家庭人身安全的直接威脅。也許有一點值得慶幸，這個笑話的表述始終是防禦性的。笑話中的軍官父親並沒有想自己成為強盜，也承認了兒子的交換行為。他的對外態度始終是比較安全的。但這對家庭來說會造成怎樣的心理傾向，實際上已經不言而喻了。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對後真相話語的分析應該以內容本身為界限，不應做過多的延伸推測。例如，鄰居家孩子是否擁有短劍？如果擁有，那麼囤積短劍是否表現了一種軍備競賽的傾向；如果沒有，短劍是否就是院中唯一的武器？由於後真相話語本身內容的簡短，幾乎不可能有輔助材料或進一步的材料來確證這些問題。因而沒有必要作進一步猜測。此外，由於內容簡練，只有主角的形象比較豐富，次要角色的想象往往是不確定的、模糊的，但這種詳略分配可能本身就是話語的設計和安排。例如，如果說“家裡人”的關係和指代相對明確，那麼“家外人”的所指就會模糊得多。在材料有限的情況下就不能妄加推測。直接認為普京在笑話中以“強盜”指代美國並不恰當。這既可以指對俄羅斯有敵意的國家，也可以指有能力威脅俄羅斯的國家。這兩類國家並不一定完全重合。同時，如果從“家裡人”的角度入手分析，這裡的“強盜”未嘗不可能意指俄羅斯國內外的種種威脅。犯罪現象、分裂勢力、邊疆威脅、恐怖主義都可能是指代的對象。而這一“敵人”含義的模糊和泛化，恰恰可能加強“敵人”概念的想象空間，加深民眾的不安感。因此，相對不斷就一段話語進行解讀而言，更為合適的方法是繼續積累材料，進行不同案例、不同文本的解讀，對比並融合其共有的角色、關係、語境，不斷修正對後真相語言進行分析的框架。

這則笑話不過百餘字，對其進行如此複雜的分析，會不會是一種過度解讀？

如果說“這一概念是出於普京的精心設計”，那麼這必然是一種過度解讀了。

但進行這一解讀的目的並非是要分析普京的人格，而是為了分析，這樣一種笑話或後真相時代的語言從政治領袖口中說出時，反映了整個國家一種怎樣的政治文化傳統，或者體現了當前怎樣的一種心理結構？它給精英和民眾分別留下了什麼樣的印象，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

當前俄羅斯對政治心理、政治觀念和政治價值的研究，大多采用兩種方法。一種是進行廣泛的問卷調查，一種是進行深度訪談。例如，研究民主觀念時，讓受訪者就“與民主相聯繫的概念”進行排序，或者研究國家觀念時，將其拆分為“什麼是聯邦”、“什麼是民主”、“為什麼要有憲法”、“什麼是理想國家”四個問題讓受訪者進行自由回答。[22]這類研究方法的優勢在於，給予某個特定觀念以最大的解釋空間，從而避免了先入為主的引導式提問。但這類方法的缺陷在於，受訪者的闡述往往具有很大的差異，並且由於研究行為取決於特定的時間與空間，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隨意性。

在對不同國家當前的政治觀念與政治話語進行研究時，核心政治概念的解讀與研究假設的提出，都是其重要基石，從而也通常會成為研究最大的障礙。由於不瞭解對象國政治文化傳統與政治心理結構，政治思想研究常會遇到生搬硬套的問題，即將一國的經驗或標準，或某種通行的經驗與標準直接套用於對象國的研究之中。昆廷·斯金納曾經指出過政治思想研究中歷史語境的重要性：“倘若我們需要了解早先的社會，我們就需要儘可能寬容地持同情的態度去重新發現這些社會的不同精神狀態。”[23]而在這個後真相的時代，在當代政治思想的研究中，無論是長時段的政治文化傳統或短時段的政治心理結構，都很有可能在這類情緒化的話語中得到充分的體現。因此本文的分析，更多是為研究俄羅斯的政治概念提供一種可能的路徑。

例如，從角色分析的角度，可以進一步探索國家權力與國民的關係。誰能影響國家政策的走向？國民的政治參與是否有效？國民應該服從國家還是國家應該尊重國民？國家與國民間應該構建一種什麼樣的關係？是直接的關係還是間接的關係？從關係分析的角度，可以進一步探索“家中人”、“院裡人”和“院外人”的關係。可以探究在當代俄羅斯精英和大眾的政治觀念中，“院外人”、“院裡人”、“家裡人”分別是誰？“院外人”或對手是否天然對俄羅斯具有敵意？他們的敵意主要在於哪些方面？他們的敵對情緒有多高？他們對俄羅斯是怎樣的戰略意圖？從客體分析的角度，可以進一步探究，當前俄羅斯最需要發展的領域是什麼？這些發展的選項是否是互斥的？其先後是否有次序？從語言分析的角度，可以進一步探究，當前俄羅斯精英所喜愛的更多是怎樣的語言？俄羅斯大眾更加接受的是哪一種語言？政治精英所選擇的語言策略是在分化還是趨同？等等。實際上在研究中，俄羅斯學者已經或多或少採用了這些研究角度或方法，例如舍斯托帕爾（Е.Б. Шестопал）在對俄羅斯社會的政治心理進行分析時，設計了問題“您是否認為什麼權力高於個人”，並提供了四個選項：“國家權力”、“領導權力”、“法律權力”、“個別人的權力”[24]。

但是，更為重要的是，對後真相語言中的形象、後真相語言的載體以及後真相語言的象徵意義，進行相關性研究。這裡的載體既包括後真相語言的使用者，也包括後真相語言所針對的接受者。例如，既可以對父親-普京-國家權力三個概念進行相關性研究，也可以對兒子-俄羅斯國民-個人權利三個概念進行相關性研究。在這樣的研究得出結論後，還可以嘗試性地用後真相話語中設計的框架，對這兩組關係進行關係研究。例如提出一些可能的假設：俄羅斯政治領袖如何認知國家權力與個人權利之間的關係，是尊重、協商還是引導？俄羅斯國家權力的代表是誰，是普京、政治精英、直接領導還是法律？俄羅斯國民如何評論自己與國家權力間的互動關係，是服從、參與、協助、監督還是反對？帶著這些直接的問題，可以探索一些更加深層次也更加普遍化的問題，例如俄羅斯當前國家權力是否人格化，俄羅斯政治中家長作風是在增強還是在降低，俄羅斯政治領袖是否紛紛選擇扮演一種父親的角色。這些看似粗鄙實則精巧的後真相時代的非常規材料，在某種程度上更能反映俄羅斯政治的總體趨勢和真實邏輯。善於運用這些材料的幫助，將幫助研究者加深對俄羅斯當代政治思想的理解程度。

四、結語

實際上，近代以來的思想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類理解研究。政治思想研究則是研究人對政治的認知、想象與討論。政治思想既包括個體進行政治行為的動機，即需求、價值、立場、感覺等，也包括個體為達到這些目標、完成政治行為所準備的工具，即知識、信息、利益和信仰等。因此，政治思想研究也由兩個重要的部分組成：政治價值與政治實踐。關於政治價值的討論，是為政治共同體提供發展的目標與方向；而關於政治實踐的討論，則是為實現這一目標警示障礙並提出方案。

政治思想研究的意義基於這樣一種原則：任何一個政權是否能夠施加政治影響，都取決於政治共同體內的個人對政治具備一定基礎認識，具有一定的態度，並能採取一定的行動。簡而言之，在政權和個人行為之間存在一個互動的空間，這就是政治思想。[25]對政治思想進行研究，對人們關於政治價值和政治實踐的認知、想象和討論進行分析，將是理解、判斷、預測某一政治共同體政治行為的重要途徑。

而政治思想研究具體反映在研究對象上，就是政治觀念、政治人物與派別、文本與檔案。因而，無論是政治觀念和話語的替代與更迭，或是文本檔案性質、類別、渠道、平臺的變化，再或是政治人物與派別立場、論述、闡釋方式的演變，恰恰反映了特定時期、特定地區、特定人群對於政治問題認知和理解的變遷過程。

在這樣一個信息化和後真相的時代，政治思想的研究材料在歷史與現實兩個維度上都出現了飛速增長的趨勢，同時，大量非常規、非傳統的材料也逐漸出現在政治話語當中。因此，相對於傳統思想史研究，當代政治思想研究所要面對和處理的材料都有著更大的複雜性。從形式上來說，材料的數量、種類、特點都在日益增多，且處於一個不斷變化的狀態；從內容上來說，不再完整、周密、理性、系統的材料比例日益增大，且呈現出碎片化和情緒化的特點。因此，研究者在運用思想史方法對當代政治思想進行研究時，一方面要繼續完善傳統的歷史語境研究方法，觀察某一政治觀念及其使用者所受到的時代約束，包括觀念背後的利益、價值和歷史文化背景等；另一方面還必須重視政治觀念使用者對價值和工具的主動選擇。畢竟這樣一種諸如政治立場或語言風格的轉換等的“主動性”，正是理解政治變遷的關鍵所在。

【Abstract】Whenemploying intellectual historic methodology to explore contemporary politicalthoughts, scholars should tak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 materialsat different times into consideration, reflect upon and improve their methods.In this information-based and post-truth era, Russian political thought studiesis facing two challenges, namely, changing traditional materials and increasingnon-traditional materials. Traditional materials are systematic but uncertain,while non-traditional materials are fragmented and emotional. Therefore, forcontemporary Russian political thoughts studies, on the one hand, a basicresearch framework should be set up with three elements, namely, politicalideas, political figures and factions, in addition to texts and archives.Meanwhile, traditional materials should be classified and tracked. On the otherhand, non-traditional materials should be observed and analyzed from sixaspects including roles, relationships, objects, environment, symbols andlanguages. Moreover, a dynamic perspective should be kept on researches ofthese two types of materials.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ought studies, it isjust changes of materials that often symbolizes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configuration and trends.

【

【Аннотация】Учёные,используя метод истории идей для изуч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дей, должныучитывать различ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основ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вразные эпохи, а также отражать и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ть данные методы. В настоящуюэпоху информатизации и постправды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деологиистоит перед проблемой как изменения 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так и увеличенияне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Традицион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характеризуютсясистематичностью и неопределённостью,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нетрадицион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характеризуются фрагментацией и эмоциональностью. С целью изуч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ых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дей России необходимо создать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е рамк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основанные н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концепций, политиков и фракций, а такжеархивных текстов, проводить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ю и отслеживать традицион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 попытаться создать метод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шести аспектам:роль, взаимосвязь, объект, окружающая среда, символ и язык, а также отслеживатьи анализировались нетрадицион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обоихтипов материалов должно основываться на динамич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При изучениисовремен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дей именно изменения сам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частосимволизируют эволюцию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моделей и тенденци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Российская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деология, российские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лит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идеи в Росс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язык в России

*費海汀，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後。

[①] [英]戴維·米勒、韋農·波格丹諾編：《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中國問題研究所、南亞發展研究中心、中國農村發展信託投資公司組織翻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576頁。

[②][英]大衛·馬什、格里·斯托克編：《政治科學的理論與方法》，景躍進、張小勁、歐陽景根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12頁。

[③] Магарил С.А. Очередная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России и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й базис общества// IV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оссия: Приоритетывыборов и выбор приоритетов», 2003.

[④] Магарил С.А.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01. №.2.

[⑤]Гаман-Голутвина О.В. Процессы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элитогенеза: мировой иотечествен -ный опыт// Полис. 2008. №.6.

[⑥] Васильева О.В. Современные российские элиты каксубъект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Дис. канд. пол. наук. Астрахань, 2014.

[⑦]值得注意的是，波德別列斯基所使用的“政治精英”一詞是廣義上的，即“能對政治進程產生影響的精英”，而非“政治體制內的精英”。

[⑧] Подоберезкин А.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капиталь. Москва, 2011. С.271.

[⑨]這一分類方法也可以得到許多其他學者研究成果的佐證，詳細描述可見李雅君、張昊琦：“轉型時期俄羅斯政治精英的演變”，《俄羅斯學刊》，2013年06期，第18-26頁。

[⑩] Иудин А.А. Социальны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установки населения и массов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сознание (1988-1999гг.). НИСОЦ, 1999. С.52-55.

[11] Назаров М.Н. Об особенностях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ознания в постперестроечный период//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1993. №.8.

[12] Петухов В.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нности иповедение среднего класса// Социологи -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00. №.3.

[13] Светлов Р.В, Богатырев Д.К, Кожурин А.Я.и др. Идеологии и генезис ценностей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СПб: РХГА, 2016.

[14] Черников Г.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россиян: на рубеже XX-XXI вв.: тенденции эволюции. М.-Берлин: Директ-Медиа,2016.

[15] Совтавители: Петр Дуткевич, Ричард Саква,Владимир Куликов. Четверть века после СССР.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5.

[16]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элита России: политико-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йанализ// Под. Ред. Шестопал Е.Б, Селезневой А.В. М.: Аргамак-медиа, 2015.

[17]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word-of-the-year/word-of-the-year-2016

[18] Ibid.

[19]約翰·基恩對後真相的分類方法出自於2017年12月11日在北京大學的演講。

[20]https://politexpert.net/81703-putin-razveselil-zhurnalistov-shutkoi-pro-syna-oficera

[21] Паршина О.Н.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речь: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М.: URSS, 2011. С. 147.

[22] Селезнева А.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и ц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ян.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ГУ, 2012.

[23][英]昆廷·斯金納著：《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奚瑞森、亞方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4頁。

[24] Шестопал Е.Б.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е состояни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между парламент -скими и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ми выборами//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политика. 2017. Том.8. №.2.

[25] Шестопал Е.Б.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рофиль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1990-х. М.: РОССПЭН, 2000. С.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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