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成為行業權威的捷徑為拜名師，訪大家。可以說，李揚做到了沒走彎路，師從這些老一輩經濟學家，使李揚在治學、為人等方面均受到良好薰陶，所謂名師出高徒，李揚仕途一路暢通，做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經濟學部主任，退休後領銜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該實驗室入選中央首批確立的25家國家高端智庫中唯一的金融類智庫，成為經濟理論，尤其是金融領域內的權威，為國家金融改革出謀劃策，運籌帷幄。
這樣的師承與經歷，讓李揚對所學經濟理論充滿自信。
“回想起來，從受教育之初就接受了系統、正規的現代經濟學訓練，是我一生的幸事。”李揚說。這樣的感嘆，源自那個時代求學的普遍狀態。當時，國內大部分學金融的人接受的是所謂的“社會主義貨幣銀行學”的訓練，而這些知識很快就過時了。李揚舉例說，20世紀80年代，我國金融界曾開展過幾次全國性的大討論，而那些討論的問題，大多讓李揚感到迷惑，如“存款算不算貨幣”“中國要不要發展金融市場”“貨幣、利率有沒有階級性”等，還有很多討論涉及貨幣乘數、貨幣統計口徑、中央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等，當時李揚在上海讀書，遠觀這些討論，常常讓他感到莫名其妙。因為，對於受過現代經濟學和金融學訓練的研究生來說，這些問題多數都是不言自明的——由於時代特徵，許多教科書中長期充斥著在現代看來都是“偽知識”的內容，這些內容常常引人誤入歧途，能從一開始就基本沒有受到它們的影響，確實使李揚少走了很多彎路。
研究學問，就要刨根問底，探求真相，但有名師而接受了系統的正規的現代經濟學訓練，並不等於得到理論真相——因為名師與原汁原味的英文版教材、100%的進口拷貝或述而不作等價，問題是經濟學尚未成為一門科學。
經濟學門派眾多，有重商主義、重農主義、古典、新古典、奧地利學派、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預期主義、凱恩斯主義、新凱恩斯主義、以及辜朝明的資產負債表型衰退、特納的債務論、伯南克的量化寬鬆派等，學派之間觀點對立，有的重視需求，有的重視供給；有的認為貨幣中性，有的認為貨幣非中性；有的主張市場自動均衡，有的主張政府幹預。
2013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芝加哥大學的法馬教授，佛耶魯大學的席勒教授，而眾所周知，這兩個人在市場是否有效方面是持截然相反的觀點的——法馬教授證明了市場是有效的，席勒教授證明它的無效。這就好比把物理學獎同時頒給了認為地球是宇宙中心的托勒密和偽證此學說的哥白尼，這讓世人一邊體驗了瑞典評委們的幽默感，另一邊切實感受了經濟學矛盾。
有這樣的經濟學笑話廣為流傳，葉利欽對克林頓說：“你知道嗎，我遇到了一個麻煩。我有一百個衛兵，但其中一個是叛徒而我卻無法確認是誰。”聽罷，克林頓說：“這算不了什麼。令我苦惱的是我有一百個經濟學家，而他們當中只有一人講的是事實，可每一次都不是同一個人。”
這證實了經濟學沒有統一的邏輯來達成本學科的基本共識，當名師們發生爭議時，又如何和諧相處呢？一個官司不斷的學科怎能自信滿滿呢？這裡需要的不是圓滑的處世態度，而是不容妥協的稜角。
上文提到的爭論，除了“貨幣、利率有沒有階級性”外，其他的都有討論的價值。
第一經濟首席經濟學家觀點如下：
- “存款不算貨幣”。
這是因為存款是儲戶在商業銀行的債權，商業銀行的債務，它不是實際資產，只是過去存款存量的記錄，它已經隨著當期的存款增量而被貸出，形成了貸款，商業銀行可支配的資產是貸款，但貸款一般是長期的，無法流動的，可流動的資產只有當期的存款增量、庫存現金、以及超準，由於部分準備金制度，這部分可流動資產遠遠小於存款存量，因此，當儲戶要將長期存款突然變現或轉賬時，商業銀行是無法應對的，此刻，能兌現的只有先到者，這就是擠兌。
貨幣主義鼻祖弗裡德曼非常清楚其中的要害所在，故提出了《貨幣穩定方案》，實施100%的準備金制，即商行只存不貸，讓儲蓄轉變為投資基金，且由央行支付利息，但由於沒有說清楚貨幣性質的轉變，以及為什麼要央行承擔利息而未能付諸實施，然美國由此吸取的教訓是弱化商業銀行的間接投資，發展股市的直接融資。當然，
新宏觀可以證明，股市也非安全港。
- 關於貨幣乘數。
標準經濟學教科書上的貨幣乘數理論也非鐵板一塊，它的基本假設完全脫離實際，即貸款者將貸款又存入銀行放貸，這是不符合經濟理性的，因為一般而言，貸款利率高於存款利率，而有過工商經營經驗的人知道，貸款會用於支付工資，購買設備與原材料而迅速被投放出去，只有那些消費剩餘，也就是儲蓄才會形成新的存款，這筆貸款在提取法定準備金後才被貸出，也就是說，法定準備金的作用對象並非初始的基礎貨幣，而是儲蓄，由此，
新宏觀得出經濟學第一公式：週期總GDP=基礎貨幣M/(儲蓄率S*法定準備金率D)，而貨幣乘數卻得出貨幣供給=基礎貨幣M/法定準備金率D，這就割裂了與GDP的聯繫，也就找不到儲蓄這一根源，從而失去了看清經濟真相的機會。現在央行的貨幣統計口徑存在概念混亂與誤導。
M0是現金，可以直接流通，它即使存入銀行，也就相當於增加了超準，可以方便轉賬與提現的，它是基礎貨幣中具有高度流通性的重要部分。
M1-M0是活期存款，如前所述，它不是銀行的資產，不可流通，儲戶之所以有可以流通的錯覺，在於商業銀行用新增儲蓄來應付，在於同行內轉賬、消費，但大額的提現、行外轉賬就要漏出馬腳。
M2-M1是定期存款，其性質與活期存款等同。
因此，將性質各異的變量混雜在一起統稱M2屬於概念混亂。
而央行將M2又稱之為貨幣供應量更是謬誤，因為這些存款存量只是過去的記錄，並無實際貨幣相對應，它們不能一次性提現、轉賬，隨著存款存量的增加，法定準備金也增加，超額準備金相應減少，其流動性越來越困難，於是商業銀行間的SHIBOR利率大漲，甚至發生錢荒，於是商業銀行拼命攬存與焦慮地等待央行降準。
把M2視為貨幣供應量引發人們對央行濫發貨幣的臆想，賀鏗與吳敬璉即以M2/GDP的中美對比來論證人民幣超發了，這喚起了不少人的共鳴，一時圈粉甚眾，但他們無視汽車、家電、手機、電腦、農產品銷售低迷的事實，也不在意中國PPI連續54個月下跌造成的通貨緊縮。新宏觀指出，M2對應的是貸款，因此，M2/GDP表達的不是貨幣超發，而是債務率高低，現在每年120萬億的貸款，以5%的貸款利率計，一年需要支付的利息就要6萬億，已經超過了GDP當年增量，中鐵總公司5萬億的債務，一年的利息支出高於職工工資支出，如此大的債務負擔，經濟怎麼不下行呢？這就是資產負債表型衰退，它符合加槓桿，經濟繁榮，去槓桿，經濟衰退的債務長週期邏輯。
如果將M2-基礎貨幣稱之為準貨幣，則比籠統地混稱貨幣供應量進步不少。
- 關於中央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
經濟學教科書上中央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等滿篇累牘，但是，它卻忽視了央行產生的背景，沒有得出貨幣性質的變化，也就無從推出實物經濟與貨幣經濟的本質區別，看不到貨幣循環主導了實物循環，生產的目的不再是追逐實物利潤，而是貨幣利潤，投資需求不再是最終需求，而是蛻變為中間需求，中央銀行通過基礎貨幣、準備金率控制了商業銀行，商業銀行又通過利潤表、現金流量表、資產負債表控制了企業、居民、國家，尤其是現金流決定了經濟體的生死存亡，即建立了銀行對經濟的統治，而這，是可以通過宏觀現金流工具來精確刻畫與描述的，從而得出央行的基礎債務與商行的衍生債務是債務長週期的兩大根源。但是，標準經濟學教科書流行的DSGE卻是將主觀的消費者效用政府效用最大化、客觀的生產者利潤最大化胡亂地加總起來，它也沒有搞清楚資產泡沫的形成與破裂機制，無法理解明斯基時刻的必然性，自然，這樣拙劣的經濟理論即使披上多麼高大上的數學外衣，都將在經濟現實面前露出原形。
可見，現代經濟學和金融學存在著深刻的邏輯矛盾，不能自洽，屬於“偽知識”，迫切需要理論創新，李揚的“真知識”要推倒重來，名師捷徑並沒有必然帶來經濟真相。
盧卡斯被譽為經濟天才，1995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對自己的理論信心滿滿，在次貸危機前夕表示“防止經濟衰退的核心課題已經攻克”。但面對伊麗莎白女王2009年造訪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時的發問：“為什麼沒能預測到？”盧卡斯無言以對，這可稱之為盧卡斯自負。英國皇家學院為此在2011年6月17日，專門召集了一個33人的專家論壇，於7月22日正式給英國女王寫信回覆，並將檢討公之於眾。其中承認經濟學界至今只注意個體風險，不瞭解系統風險。
2011年7月11日，英國《經濟學家》雜誌以“鬱悶科學”為題，以顯著地位報道去年剛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克魯格曼在倫敦經濟學院的講演，克魯格曼宣稱過去三十年的宏觀經濟學處於黑暗時代，“至多是無用的，最壞是有害的。”
保羅·羅默，新增長理論建立者，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經濟學教授、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他在《宏觀經濟學的困境》一文中指出，目前，對於危機識別問題的處理並沒有比 20 世紀70年代早期有所進步，在30餘年的時間裡，宏觀經濟學已經開始倒退了。
大蕭條擊碎了新古典的自動均衡夢想，次貸危機與歐債危機讓當代主流經濟學無地自容，反思不斷，但在中國經濟學界，仍然將其奉若神明，理論權威在次貸十週年之際於中國經濟新聞網刊發自己的名師履歷與理論自信，日後是否也會被冠之盧卡斯式的自負？
這凸顯了理論創新之路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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