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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藥神》讓中國觀眾們認識了瑞士研發的一種抗癌藥物“格列寧”（它現實的名字叫做格列衛，一字之差）。
《我不是藥神》對天價藥的刻畫是十分生動準確的。2015年1月，人民網的跨國調研發現，格列衛在中國大陸的零售價格最高，不僅高於原產國，也高於歐美髮達國家，價格甚至是鄰國韓國的兩倍。
同一種商品，在不同地區之間出現價格的差異，這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但是格列衛在大陸離奇的價格，卻很難用運輸成本、供求關係來解釋。
2017年，一盒格列衛售價兩萬四千元，僅能吃一個月，讓很多患者的經濟狀況瞬間陷入了窘境
作為全球最大的藥品市場之一，以我們龐大的人口和患者基數，對於進口藥物其實本該有更強的議價權才是。
那麼，為什麼進口藥在我們這個購買力不怎麼樣的發展中國家，卻走到了如今天價的地步？《我不是藥神》將天價藥的問題全推給“無良藥企”背鍋，可這真的是事實嗎？
進口藥的中國成本
在中國，進口藥物的註冊審批流程困難重重，有實力拿到進口許可證的，基本上是全球知名的巨頭醫藥公司。
我們都知道，醫藥巨頭公司出現在電影電視裡的時候，形象基本不會太好，不是病毒洩露的源頭就是幕後大壞蛋。
《我不是藥神》裡面，也不能免俗地勾畫了一個不近人情、利慾薰心的格列寧高層人員。
然而，這種對藥企“貪婪”的負面刻畫，並不符合事實。
2015年11月12日，美國紐約，志願者在輝瑞製藥總部外堆砌起假幣牆，抗議其以高價藥品賺取鉅額利潤 / 視覺中國
2014年，美國塔夫茨大學藥物發展研究中心（Tufts CSDD）的報告顯示，如今，開發一種新的處方藥，平均成本已經達到了26億美元。
這些數據來自10家大型醫藥公司，藥物的研究時間往往在10年以上；當藥物通過審批後，還需要後續的3.12億美元來研究劑量強度、配方和新的適應症等，也就是說，總成本會達到29億美元以上。
做藥企，又不是做慈善。藥物的專利期一般是20年左右，但從拿到專利到藥物上市還有一段延遲，因此，真的能讓醫藥公司拿著專利獨霸天下的時間只有十幾年，如果不想血本無歸，就要在這十幾年的專利保護期內，抓緊把鉅額的研發成本賺回來。
一款新藥的目標受眾可能全球也只有幾百萬人，如果是罕見的病，那麼患者將會更少，這些研發成本分攤下來，價格昂貴是無可奈何的事。大多數人都能理解這個事實。如果遏制藥企追逐利潤的動機，患者根本就見不到這些藥的問世。
2017年11月，美國馬薩諸塞州的一名研究人員在測試一種抗癌新藥，幾乎可以預見的是這種藥未來在中國的價格會比美國高 / 視覺中國
但是，進口原研藥成本高，並不足以解釋為什麼在中國大陸，它們賣得要比高收入的發達國家還要貴。
在中國，一盒格列衛價格幾乎是美國的兩倍。
事實上，我們能夠買到的進口藥，還有第二份中國專屬的研發成本。
按照《藥品註冊管理辦法》，進口藥物即使已經在國外安全上市了多年，但如果想要進入中國，必須重新進行臨床試驗。臨床試驗是一個燒錢的事，需要收集大量臨床數據，動輒耗時三五年。
根據2012年北京大陸藥業公司披露的數據，在中國進行三期臨床試驗的成本大約是300-700萬美元，而在多數國家，進口藥物是不需要重新進行臨床實驗的。
2009年8月，美國衛生部開始進行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臨床試驗，然而這種疫苗若想進入中國市場，還得在中國進行額外的三期臨床試驗 / 視覺中國
不少國家為了節約成本、縮短研發時間，直接將美國藥監局批准的藥拿來就用，而中國並不承認美國藥監局的數據。
另外，早在1990年，美國、歐盟和日本就牽頭成立了 “人用藥品註冊技術要求國際協調會（ICH）”，旨在協調不同國家之間的技術標準，從而共享數據、降低藥物研發的成本。
而這個組織，中國藥監局去年才加入，想要達到規範技術標準、節約研發成本的效果，還有至少5-10年的時間要努力。
因此，不難理解，為什麼近十年來，全球15家最大的跨國醫藥集團需要持續在中國投入龐大的科研支出，每年的增幅就達22.5%。
這些多出來的科研投入、行政支出，勢必最終要病床上的中國患者來買單。
層層加價
藥物研發、審批完畢，錢花了一大堆，但離在臨床上與病人相遇，還有漫長的道路。
2017年9月29日，鄭州，一位不惑之年的父親因為負擔不起兒子的藥費失聲痛哭 / 視覺中國
同年9月7日，在北大衛生經濟論壇上，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副巡視員郭劍英解釋了為什麼大陸80%的進口原研藥價格會高於香港：
一直以來，大陸對絕大部分進口藥物收取5%左右的關稅。今年4月23日，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發布公告，宣佈5月1日起，28種進口藥實行零關稅政策。
《我不是藥神》的結尾字幕，也十分驕傲地向觀眾宣佈這則好消息。
然而，零關稅政策遠遠談不上是圓滿的結局。5%的免稅政策，對於那些掙扎在生存和貧困裡的患者來說，只能是杯水車薪。因為進口藥來到中國，可不止徵收這一份稅。
根據歐洲製藥工業協會聯合會（EFPIA）2017年公佈的數據，多數受調查的歐洲國家都對藥品實行了免收或少收增值稅的政策。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的藥物增值稅為0%，而中國對藥品徵收的增值稅一分不少，和普通商品一樣都是17%。
2012年12月1日，北京試點取消藥品加成後一名患者在取藥，但“零加成”政策對於許多進入自費藥房的進口藥來說並不適用 / 視覺中國
以上還都是透明的合法加價，從出廠到抵達患者手中，藥物的流通，還需要巨大的灰色成本。2012年8月7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披露，輝瑞製藥公司在包括中國在內的8個國家裡，向當地部門及醫生等人員行賄。最終輝瑞向美國繳納了6016萬美元罰金。
無獨有偶，輝瑞後，英國葛蘭素史克、法國賽諾菲也相繼在中國爆出了行賄醜聞。
2018年2月21日，希臘雅典，希臘議會就調查諾華賄賂醜聞展開討論，跨國藥企的行賄事件屢見不鮮 / 視覺中國
2013年，英國葛蘭素史克被立案偵查的高管梁宏估計，藥企運營在藥價中所佔的比重高達20%到30%，至於“上下打點”的成本佔到多少，雖然沒有精確數字，但佔比非常之大。
進口藥的超國民待遇
在《我不是藥神》中，出現了這樣的情節：大量絕望又憤怒的病人集結在格列寧中國公司的門口，向高層抗議藥價過高。而高層則不慌不忙地回覆說，定價是合理合法的。
2015年5月7日，湖南常德一名女教師在出租屋內給身患白血病的兒子洗澡，鉅額的醫藥費令她瀕臨絕境 / 視覺中國
要想知道進口藥為什麼會這麼貴，我們必須明白進口藥的價格是怎麼樣定的、上面說到的鉅額成本，是怎麼分攤到患者頭上的。
2000年，國家發改委頒佈了《藥品政府定價辦法》，規定“原研藥”可以給予單獨定價權。這是什麼意思呢？國產藥物通常有政府指導價，但是進口藥中佔大多數的“原研藥”的價格，是由醫藥公司自己定的。
處於專利保護期內的原研藥可以自主定價，這是全球通行的規矩。然而，在中國，這個單獨定價權還有一個優越之處：
即使原研藥20年的專利保護期過了，醫藥公司依然可以享受單獨定價的優惠政策，不需要遵循政府的指導定價。
這就是業內光被人詬病的進口藥的所謂“超國民待遇”。
藥品不是普通商品，患者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消費者，反倒更像是刀板上的魚肉、待宰的羔羊。這時候，無論哪個國家，一般政府都會出面適當管制藥品價格，防止醫藥公司將患者當成勒索對象。
擁有“超國民待遇”的進口藥，在醫生的處方和患者的桌上依舊有著絕對優勢，但又有誰知道它壓垮了多少家庭 / 視覺中國
專利權過期之後，國產品種和進口品種的地位本該相同，都應該服從政府的價格管制。然而，在這個環節，政府卻對進口醫藥公司保持了縱容的態度。國產品種會被拼命壓價，而進口藥則依然可以大搖大擺地開出高價錢。
這是中國獨一無二的現象。在其他國家，專利期過了之後，原研藥會失去原先的特權，導致價格的大幅下降。
而且在中國，進口原研藥有著“憑本事賣的藥，憑什麼降價”的底氣。它們在藥效、藥品採購招標、藥品的使用各個環節都有優勢或能得到優待，同時缺乏競爭對手，不需要靠降價就可以佔據市場，那它們當然不用考慮降價。
2013年後，陸續出現了幾家仿製格列衛的國內廠家，但業內觀點認為，國產的仿製藥藥效並不樂觀，有些甚至是安全的無效藥。涉及仿製藥安全和有效性的審評標準過低，因此，仿製藥很難對進口原研藥帶來價格衝擊。
《我不是藥神》中徐崢扮演的“藥販子”走私的低價印度“格列寧”就是沒有專利權的仿製藥 / 視覺中國
而在各地衛生系統藥品的統一招標規程上，有時候會對進口藥進行單獨招標，有時候會要求中標藥品中必須有一種國產藥和一種進口藥。這樣，進口藥就無需為了中標而壓低價格。
另外，在藥品的使用上，大部分二級以上醫療機構執行了《處方管理規定》中的“一品兩規”，也就是說，同一種藥物，只使用兩個廠家的產品。在實際操作中，往往就會變成一個國產品種和一個進口品種。國內的藥廠有6000多個，競爭激烈，而進口藥物缺乏競爭，等於保證了自己的銷路。
結果，國產他巴唑四處斷貨無處可尋，病人只能去買貴30多倍的進口他巴唑。
2010年，北京大學醫藥管理國際研究中心發現，全國共存在284種廉價藥物的短缺現象，這些多數是醫療機構大量使用的常用藥，比如西地蘭注射液、去氧腎上腺素注射液等，如果供應不上，患者只能選擇進口藥替代。
無論是考慮劇情還是尺度問題，《我不是藥神》只給大家指了一個人人可以罵的簡易靶子——藥企，於是，大家都忙著討論藥物的專利權是不是另一種形式的作惡；但或許，在天價進口藥層層加價的誕生過程裡，與那些吸血的中間人、監管漏洞及違法行徑相比，專利權是最清白無瑕的一個環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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